在許多抗戰影視劇中，我們經常能夠看到這樣的情景——

八路軍來到一個村莊，將老百姓集合起來，向他們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

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講過後，老百姓便羣情激憤，紛紛表示要報名參軍，與日軍拼個你死我活。

情節很動人、很提氣，但真實的歷史是這樣的嗎？

1941年元旦，中央宣傳部將一份報告送到了毛主席的手中。其中，有這樣一組令人心情沉重的數字：

“......抗戰以來，八路軍野政（野戰政治部）、總政、晉察冀軍區，總共印發各類宣傳品250餘萬份......新四軍（重建1年後）所發宣傳品，亦不過60萬份以上，而敵僞在山東發動的“興亞宣傳運動”中印發的各類宣傳品，即在50萬份以上......”

這段話是什麼概念呢？

打個比方來說，你辦了一家企業，上上下下忙活了3年多，開闢了3個主要市場。同時又新建了一個子公司，雖然剛成立1年，但仗着之前打下的基礎，發展得還算順利。兩下里加起來，一共掙了310萬。

再看你的主要競爭對手，它的一個省級分公司搞了一次季度促銷活動，就一下子掙了50萬。

......

也就是說，你和你的競爭對手，壓根不在一個等級上。

與炮火橫飛的真實戰場相比，宣傳陣地上的戰鬥，雖然沒有瀰漫的硝煙，但其殘酷性和重要性仍然不言而喻。如果老百姓受到了日僞的矇蔽，成爲了所謂的“順民”，那麼抗戰的勝利，就幾乎不可想象。

日軍瘋狂運轉的宣傳機器，究竟做了哪些惡？毛主席又將怎樣部署反擊？

今天，咱們就來講講這段往事。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剛剛散去，一個名爲“新聞系”（不久後升級爲“新聞課”）的機構，便在日本陸軍省內悄悄成立了。

這個機構雖然規模極小，但權力範圍卻極大。它不僅能夠操控日本國內的新聞宣傳，還擔負着向“敵對國家”祕密輸出意識形態的任務。

而它最主要的目標，自然是日本軍國主義覬覦已久的中國。

根據史料記載，1927年初，也就是“九一八”事變的4年前，日本關東軍便向陸軍省提交了《對華宣傳開始之件的報告》，要求陸軍省新聞課派出專業宣傳人員，潛入哈爾濱、瀋陽、長春等東北大城市，開始爲未來的侵華戰爭佈局。

那麼，在這4年多的時間裏，這些傢伙究竟幹了些什麼呢？

起初，爲了避免中國人產生過多的牴觸情緒，這些日軍宣傳人員主要採取了收買記者、報社等手段，要求他們“避免露骨宣傳，以介紹事實爲主，中間佈置特種宣傳事項”。

這樣看來，日軍的如意算盤，是要先打造出一個“理中客”的人設，以此獲取中國人民的信任，然後再一點點散佈親日言論，在不知不覺中完成對中國人民的洗腦。

日軍的這一招，說白了就是“夾帶私貨”，與如今的某些“公知”、“大V”的手段，倒是不謀而合。

然而，實施了一段時間後，日軍發現，這一招好像在中國並不太管用。經過一番調查研究，他們才終於回過味來：當時的大多數中國人，壓根就看不懂報紙！

關於民國時期中國人民的平均文化水平，由於缺少詳盡的統計數據，歷來衆說紛紜。但歷史學者基本都認爲，當時中國人民的文盲率，依照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大概在70%到90%之間浮動。

也就是說，單純玩弄文字把戲，日軍也就能矇蔽極少數沒有脊樑骨的城鎮知識分子，對廣大的普通百姓沒什麼影響力。

“俏眉眼做給瞎子看”，大概就是這麼個意思。

不得不說，搞宣傳的日軍，腦子比普通的“陸軍馬鹿”要靈活得多，當他們發現文字宣傳不好使的時候，很快便想出了新招：圖畫和照片。

日軍的這一招堪稱毒辣。相比文字而言，圖畫的受衆面自然要大得多。何況，當時大部分中國老百姓，可能終其一生都沒有見過照相機，更不可能有“擺拍”、“作假”的概念。

日軍南京宣傳部軍官高澤圭一，就曾經向陸軍省這樣彙報他的“經驗”：在中國散發的傳單，“不管多麼緊急的場合，插入繪畫和照片十分重要，如果能彩色印刷則更好不過......因爲對方七成是文盲，並且相信照片絕不會說謊”。

就這樣，無數混淆視聽的照片被製造了出來。我們如今能夠見到的那些日軍給孩子發糖、給病人治病、背老人過街的照片，都是這一策略下結出的“惡魔果實”。

嚐到甜頭的日軍，在全面抗戰爆發後更是變本加厲，展開幾乎毫無死角的宣傳戰。

根據史料記載，當時的中國老百姓，如果不幸生活在淪陷區，他們的生活大概是這樣的——

每天早上一起牀，收音機的公共廣播裏，就會傳來日軍“節節勝利”的消息；

走出門去工作，在路邊隨處都能聽見以“大東亞共榮”爲內容的演講，每一份能買到的報紙上，都連篇累牘爲日軍唱“讚歌”；

學校裏的孩子們，都要使用日軍編寫的課本，在那些課文中，淪陷區成了“王道樂土”，而中國的其他地方則是“水深火熱”，還要等待日軍去“拯救”；

......

當下有一個非常流行的詞，叫做“信息繭房”。雖然當時的日軍不知道這個詞，但他們這種飽和式攻擊的宣傳，實際上就是在中國老百姓身邊建起了一圈信息的圍牆，在這圍牆中生活久了，自然難以逃脫被洗腦的命運。

常常把自己看作一名教員的毛主席，自然深知宣傳工作的重要性。而要有針對性地對日軍展開反擊，周密的調查研究，更是必不可少。

因此，在接到中央宣傳部的報告後不久，毛主席便嚴肅地指出了八路軍、新四軍在這一方面存在的不足：“......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調查研究，是如何的無微不至，就連國民黨對於國內外情況，亦比我黨所瞭解的豐富得多！”

爲了克服這一問題，在毛主席的部署下，1941年，延安和各大根據地紛紛成立起了一系列專門從事調查研究的機構，而日軍所散發的這些宣傳物品，就成爲了研究日軍宣傳策略的第一手材料。

在部署調查研究工作的同時，毛主席還專門指出，不僅要“精細研究敵人和敵人的宣傳”，還要充分利用敵人的宣傳，“從各方面來揭破它、擊潰它”，從而爭取宣傳的主動權。

這便是毛澤東非常擅長的“借力打力”策略了。

那麼，八路軍、新四軍究竟是怎樣“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呢？揭露謊言，最有力的武器自然是真相：

爲了使老百姓認清日軍的虛假宣傳，在八路軍、新四軍的各個根據地中，掀起了一波收集日僞出版物的熱潮，不論是報紙還是傳單，都會被收集起來，送到相應的研究部門去。

拿到這些材料後，我軍的宣傳人員會針對日僞報紙中編造的內容，將真實的情況發表在我軍自己的報紙上。

等到這些報紙發放下去後，根據地的基層幹部，就可以拿着這兩份報紙，對比着給老百姓進行講解，使得日僞的謊言不攻自破。

不僅如此，我軍的新聞工作者，還將日僞的宣傳材料直接變成了自己的武器。

1943年9月，日僞在太原創辦的《新唐風》雜誌上，刊登了一篇名爲《山地遭遇戰》的文章，大吹特吹日僞軍在太行山掃蕩中“英勇作戰”的模樣。

然而，沒過多久，《晉察冀日報》上便出現了一篇文章，直接引用了《山地遭遇戰》中描寫日僞軍在山區行軍時小心翼翼躲避地雷的句子，並加上了一句評語：“請看，敵僞是如何震懾於我各根據地的地雷戰！”

這樣的手法，在各根據地的報紙上屢見不鮮，爭取到了大量民衆的支持，他們這樣說道：“日本人自己都這樣說，那就絕不會假！”

不過，這樣的反擊，大部分只限於根據地中。而在廣大的淪陷區內，八路軍要爭取民衆的支持，自然要做得更加隱祕一些。

在宣傳戰中，學校向來是一塊最重要的陣地，誰贏得了孩子們的心，誰就贏得了未來。

正因如此，日僞軍每佔領一地，必定要第一時間控制學校，大肆推廣他們的奴化教育政策，而八路軍則以牙還牙，發動廣大愛國教師，與日僞進行抗爭。

其中，最有效的抗爭手段，就是發展“兩面學校”，實施“反駁教育”。

所謂“兩面學校”，就是表面上受日僞控制，但以愛國教師爲主的學校，而“反駁教育”，則是針對日僞的“毒教材”，用事實教育孩子的方法。

晉察冀根據地的教育工作負責人之一、曾參與編寫根據地國文課本的劉松濤，曾經回憶過敵佔區中“反駁教育課”的情景——

日僞在華北發行的課本中，有一篇名爲《新建設》的課文。當講到這一課時，“兩面學校”的老師便帶着學生去看被日軍燒燬的房屋，問道：“這些房子是誰燒的？”

學生紛紛回答：“日本鬼子！”

老師又進一步問道：“這樣的‘新建設’好不好？”

“不好！”

“那我們應該怎樣對待‘新建設’？”

“堅決反對！”

......

這樣的抗爭，雖然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卻在每個敵佔區內持續發生着。經過日積月累，日僞的“奴化教育”便漸漸失去了市場，日僞也不得不承認：“各校學風，每多趨於浮囂......學生不守紀律，先生遇事敷衍，不肯負責......”

用宣傳戰來爭取民衆的支持，只不過是毛主席反擊佈局的第一步，要真正實現“借力打力”，還是要將宣傳的矛頭對準日軍，分化瓦解他們的隊伍，從而獲得戰爭的最終勝利。

而在實現這一目的的過程中，日軍宣傳品，也成爲了八路軍的現成教材。

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初，八路軍也曾對日軍開展過宣傳戰，但日軍收到這些傳單後，卻表現得不屑一顧，甚至嘲諷八路軍的宣傳“幼稚可笑”。

爲什麼八路軍的宣傳會產生這樣的反效果呢？八路軍總政治部通過對比研究，很快便得出了結論。與日軍的宣傳材料相比，八路軍的傳單不僅格式單一，內容也是以口號式的宣傳爲主，自然很難影響日軍士兵。

搞清了這個問題後，八路軍的宣傳方式便開始了全面進化：他們從延安的日本工農學校中請來了許多“日籍八路軍”參與到宣傳材料的編寫中，不僅從書寫格式、文字風格上儘量貼近日軍習慣，還充分利用了日文報紙、雜誌的內容，讓宣傳材料變得越來越“扎心”。

在八路軍總政治部編寫的《我黨我軍反敵僞的宣傳鼓動工作》中，曾經記載過這樣一個案例。

在一場戰鬥中，120師繳獲了一張《大阪每日新聞》，馬上送到了師政治部進行分析。

師政治部的研究人員，在這份報紙中發現了一條並不起眼的新聞：日軍一名叫做佐藤主計的航空兵大尉，不久前在保定戰死。他的妻子得到消息十分悲痛，便投海自盡了。

120師政治部馬上意識到了這條新聞的重要性，迅速組織人員編寫印製了傳單，投放到了附近的日軍據點。

根據八路軍地下情報人員的描述，日軍在收到這份傳單時，大部分士兵都認真讀了傳單的內容，許多人都出現了不安的情緒，甚至有人私下這樣抱怨：“戰爭真愚蠢啊.....我們什麼時候能回家呢？”

當這種情緒在普通士兵中蔓延開來時，日軍的失敗就是可以預見的了。何況在很多時候，他們自己的宣傳品，還起到了給我軍通風報信的作用。

1942年冬天，新四軍參謀長賴傳珠在日僞報紙上看到了一條新聞：11月21日，2000多名日軍從南京開赴鎮江，還有汽車、坦克隨行，威勢顯赫云云。

雖然這條新聞只是爲了吹捧日軍，但機敏的賴傳珠馬上聯想到，近期情報員曾經送來了日軍要對蘇北根據地進行掃蕩的消息，但這股日軍的行進方向卻是朝着東方，明顯另有企圖。

通過分析日軍兵力配置情況，賴傳珠作出了判斷，認爲日軍對蘇北加強掃蕩的可能性不大，反倒是陽澄湖畔的蘇、常、太遊擊根據地，有可能成爲日軍的首要目標。

賴傳珠將這一發現彙報給了新四軍軍長陳毅，並向相關地區的部隊作出了指示，要求蘇、常、太遊擊根據地做好反清鄉準備，同時要求蘇北等根據地的新四軍部隊抓住時機，打擊日僞據點，擴大根據地規模。

由於情報分析及時，蘇、常、太遊擊根據地不僅避免了重大損失，其他根據地的部隊也取得了相當大的戰果，徹底粉碎了日軍的此次清鄉行動。

在毛主席“借力打力”的策略下，到抗日戰爭後期，我軍與日僞在宣傳戰線上的態勢已經發生了全面扭轉，就連日僞自己都承認，八路軍的宣傳工作，較全面抗戰前期時，已經變得“極其巧妙且糾纏不休......利用生動材料，使我軍軍心動搖”。

由此可見，抗日戰爭之所以能夠取得全面勝利，與八路軍卓有成效的宣傳戰息息相關。

如今，抗日戰爭的硝煙已經散去了將近80年，可宣傳戰場上的戰爭，是否已經停止了呢？相信朋友們都會做出自己的判斷。

筆者相信，只要我們每一個人牢記以往的經驗教訓，擦亮我們的眼睛，那麼，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迷惑和矇蔽偉大的中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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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不疑

編輯、排版：小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