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砂洲

开国第一宴

1949年10月1日，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浓郁的湖南口音喊出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

历史，旋即翻开了新的篇章。

当是时，毗邻紫禁城的北京饭店内，一群穿着白厨衣的大师傅正在临时搭建起来的厨房里疯狂地忙碌着，食物的香味不断从内里飘出来。

那天，参与烹饪的不止有饭店原来的掌勺师傅，还有专门从“玉华台”饭庄借调来的9位“外援”。

高手们聚于一堂，只为晚上即将在这里举办的新中国“开国第一宴”。

开宴前有人建议做鲁菜，咸鲜味浓，一定受欢迎；有人建议做川菜，麻辣辛香，一定给人留印象。但最后，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形成于清末民初的淮扬菜成为了赢家。

淮扬菜，由淮安的淮帮菜、扬州的扬帮菜、南京及镇江的京帮菜等融合而来，它最显著的特点有2个：

第1个是“兼容南北，咸淡适中”，强调凸出食物的“本味”，甭管南方人北方人，吃着都得劲儿。

第2个是“土菜精做”。平日里咱们吃的扬州炒饭、松鼠桂鱼、平桥豆腐、白袍虾仁、蟹粉狮子头，都是典型的淮扬菜。

鲜少鲍参翅肚，没有鹅肝熊掌，对很多人来说，淮扬菜就是“家常”的味道。

但要做好这样的家常菜，着实不易。

一道平桥豆腐，做的时候要将豆腐切至瓜子大小，再佐以小鲫鱼的脑子或虾仁、蛋白。一套工序下来，稍有不当，口感与味道就差之远矣。

蟹粉狮子头，得用肥瘦相宜的猪后腿肉，新鲜爽脆的马蹄子，再挑上两只当季的肥母蟹，把肉剁碎，把菜切匀，把蟹去壳，再捏成球状。先大火烧开，再小火慢炖，最后还得蒸上个15分钟，才能达到汪曾祺所说的“松而不散，入口即化”。

所以，把淮扬菜端上宴席，既见诚意又非常普适，这就是淮扬菜之所以胜出的原因。

当晚6点，600余名宾客在毛主席、朱德、刘少奇等元勋的引领下走入了宴会厅堂，菜单是这样的：

头道菜：燕菜汤；

冷盘4个：酥烤鲫鱼、油淋仔鸡、炝黄瓜条、水晶肴肉；

热菜8道：红烧鱼翅、烧四宝、干焖大虾、烧鸡块、鲜蘑菜心、红扒秋鸭、红烧鲤鱼、红烧狮子头（细看这些菜名，你会发现其中涵盖了4个“红”字）；

第2道和第3道热菜之间上4个点心，包括：菜肉烧麦、淮扬春卷、豆沙包、千层油糕，2甜2咸。

宴席上，宾客们或举筷品尝，或勺饮清汤，或嚼着炸得金黄酥脆的春卷，或吃着清香可口的菜心。

席间熙熙攘攘之际，厅堂里响起《东方红》的旋律，那一刻，不少人悄然红了眼眶。

历经百余年沧桑，两次鸦片战争的余痛仍在，甲午海战的沮丧未消，30万南京同胞的尸骨还没冷，神州大地千疮百孔、尽显疲态。

但这开国第一宴，已令世界为之注目。

这仅仅只是开始。

2位元帅到访

早在“开国第一宴”举办的3年前，丘吉尔就在美国发表了“铁幕演说”，“两极格局”拉开序幕。

新生的中国，很快就面临“选边站”的问题；问题的答案，毛泽东用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向世界昭示。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从此，新中国成为了西方阵营的眼中钉、肉中刺。

1950年4月，《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正式生效；3个月后，鸭绿江边炮声隆隆，数万志愿军战士埋骨于斯，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叫嚣着要用核武器给中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离开了阴暗的岁月后，前面的路似乎仍旧不好走；大洋彼岸的对手虎视眈眈，老大哥虽然给支援却也提出了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中国积贫积弱，那个时候的我们，谁也惹不起。

但在苏联和美国的“夹缝”中生存，咱们有自己的一套法子。

1957年，一位贵客的专机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他还未下飞机前，街道上已被热情的群众填满，声浪一波高过一波，直到他乘坐的敞棚汽车停在了中南海新华门前；

这位贵客就是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

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发表争议言论、波匈事件又在国际上引发强烈震荡的时候，伏罗希洛夫的到访显得意味深长。

这些，咱都懂。

那天，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了伏罗希洛夫，当晚的国宴设在中南海怀仁堂，270余位宾客莅临，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这样重量级的国家元首。

那一次，咱们为伏罗希洛夫准备的菜品为6菜1汤，突破了以往的规格（以往常是“4菜1汤”），并且不乏清汤白燕、红烧鱼翅这样的名贵菜品，但细瞅这张菜单，你会发现有一道菜略显突兀，这道菜名叫——炸鸡腿。

看似平平无奇，实际上却是当晚的重头戏。

在伏罗希洛夫到访前，中方厨师特地对苏联饮食习惯和伏罗希洛夫的口味做了深度调研，发现伏罗希洛夫喜欢吃肉菜，尤偏爱鸡肉，那种嘎奔脆的最好了。

于是特地选用了山东人用来烹制香酥鸡的老母鸡，切下鸡腿，蘸上酱料，腌制之后再裹上面糊入锅油炸。

色泽金黄，入口酥脆，完全“俘虏”了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品尝之后伏罗希洛夫大呼过瘾。

这样盛大的规格，这样贴心的接待，对中国颇有看法的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很快就get到了个中含义，同年11月，毛主席受邀出访苏联，同样被盛情相待。

中苏关系进入了另一个高潮期，大批苏联专家到华援助中国建设就发生在这个节点上。

中国在对苏问题上的收放自如，令社会主义阵营里很多同僚感到佩服；而在伏罗希洛夫到访的4年后，另一位元帅也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就是“沙漠之鼠”——蒙哥马利，这是蒙哥马利第2次访问中国。

1960年访华时，蒙哥马利在中国仅待了5天，这让他深感意犹未尽，于是提出想第二次到访，中国欣然应允。

第一次接见蒙哥马利时，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吗？”

“侵略者”三个字，是当时西方国家对毛主席最常见的诋毁，这句开场白里隐含的幽默和戏谑把蒙哥马利吓个不轻。

但这第二回见面，毛主席的开场白选用了一句亲切的英文——hello！

几个小时的会谈，毛主席和这位二战名将从军事谈到文化，又谈到国际政治格局，还谈到中国的未来。

其间，毛主席问起蒙哥马利的年纪，得知蒙哥马利已74岁，他说：“中国有句俗话'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如果闯过了这两个年头就可活到100岁。我们说的阎王，就是你们说的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

蒙哥马利听完后笑着说：“要是我知道马克思在哪里，我要告诉他，中国人民需要你，你不能到他那里去！”

此话一出，现场所有人都大笑起来。

转眼午饭的时间到了，由于会面地点是武汉，西餐原材料没能事先准备，但这难不倒中国厨师，很快，一位山东口音的师傅就拿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他选用渤海湾特有的大明虾，先将大虾去壳，再用刀片对虾身一通环切，将大虾切成玻璃纸般厚薄，然后包裹上奶酪卷一圈，再丢入面包糠中，涂抹均匀，最后入锅油炸。

出锅的虾通体金黄，用餐刀切之，会听见“嘶嘶”的酥脆声，旋即流出乳黄的奶酪，虾肉蘸着奶酪，是风味，也堪称“中西合璧”。

午餐后，年过古稀的蒙哥马利跟毛主席说，主席，你家的饭菜实在是太好吃了，我很久没吃这么饱了。

这一次在中国，蒙哥马利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走过了包头、郑州、西安、武汉多个城市，回国后，他发表了许多在中国的见闻，打破了西方诸多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并预言——

未来50年，中国将大有可为。

很多西方人正是从他的口中，第一次了解了这个来自东方的神秘国度，这为之后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埋下了伏笔。

而这次宴席上宴请蒙哥马利的奶酪炸虾，据说在后来被称作“元帅虾”。

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转变不会仅凭一道菜肴或者一杯美酒就迅速地发生。

但食物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媒介，在一饮一啄之间进行博弈与交流，这是国宴的属性，也是中国人独到的智慧。

“大寨国宴”和“波罗行动”

很多人说，国宴是政治的延续，一场国宴，最能够体现主人想法的，除了菜品之外，大概就是用餐的场合，场合的变化同样大有门道。

1965年5月20日，一架直升机降落在了离首都400公里的大寨村，从直升机上下来两个人，一位是国务院礼宾司司长鲁培新，另一位是副司长韩旭。

当时的大寨“千里万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被誉为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两位礼宾司长在此时到访，意欲何为？

答案是，为一顿国宴。

前日，阿尔巴尼亚总理科列加一行人的专机降落在了中国。对于“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中国人必然拿出自己的热情。

然而，当看到那一张长长的援助清单之时，纵使睿智如周恩来也犯了难。

彼时中苏已经交恶，阿尔巴尼亚是为数不多敢站出来为中国讲话的国家之一，甚至因此失去了苏联的援助。

面对这样的盟友，不助，说不过去；助他，我们的条件也不宽裕。

谈判随即进入了僵局。

此时，周恩来想到了一个法子，那就是在大寨举办一场国宴，这样既别具一格，又可以将中国民众的真实情况反馈给对方，于是两位司长才作为先头部队赶来。

他们吩咐村民，总理要和外宾到大寨吃饭，标准不刻意拔高，3素1荤就好。

1天之后，总理与科列加一行人的直升机果然到了，下榻在一户村民家中。

那天，端上餐桌的菜品是这样的：玉米面、窝窝头、摊鸡蛋、过油肉，点心是倭瓜与红薯。

就是这样的菜单，还是大寨厨师“微调”过的，大师傅觉得宴请外国总理还是不能过于寒碜，于是把总理事先交代的3素1荤偷偷换成了2素2荤。

那日，周恩来盘腿坐在炕上，为外宾的酒杯倒满大寨自酿的“高粱白”，举筷品尝农家菜，和同行的村民们笑着攀谈，欢声不断。

应该说，第一次大寨国宴是相当成功的。

在第二天的会谈上，阿尔巴尼亚减去了不少援助项目。

从那之后，大寨国宴成为了中国接待外宾的一个“保留节目”，在这片淳朴的土地上，中国的领导人接待了无数第三世界国家的伙伴，用朴实的农家菜告诉他们，“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才是正确的发展路子。

上世纪60年代尾声，大寨国宴的次数渐渐增多，中苏关系日趋恶化，此时，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家也开始探索起与中国合作的可能。

1971年“乒乓外交”之后，一位神秘来客于同年7月份入住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他就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据说当时，基辛格乘飞机奔赴中国前被一位英国记者看到，可当记者把这个“原子弹级别”的消息发回编辑部时，主编却认为他脑子秀逗了。

因为在当时，中美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画面，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事实上是，基辛格真的来了。

彼时双方对峙多年，合作，真的有可能么？

由于不安，基辛格一行把这次秘密访问称作“波罗行动”，暗指这次访问就像当年的马可波罗东渡，充满了未知的危险。

但是很快，中国人的诚挚就让他平息了这种念头。

基辛格被安排居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谈过后，周恩来特地选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宴请基辛格。

这样的场合，内里含义不言自明。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还安排人从全聚德购置了烤鸭，让基辛格大饱口福。

那一次，基辛格一行与中方敲定了尼克松访华的细节，从此，美国政界流传起一个梗，那就是基辛格说——

给我一份北京烤鸭，我愿意签署任何文件。

新时期的国宴

1972年2月，尼克松的飞机降落在了北京东郊机场。在飞机舷梯还剩4级台阶的时候，尼克松就朝周恩来伸出手去，两人握手将近1分钟。

应该说，促成这一历史时刻，北京烤鸭功不可没。

当天国宴的餐桌上异常丰盛，排菜多达十几道。

菜单是开宴前2个月就仔细研究过的，有潜水员们下海捕捞的极品鲍鱼，有农民兄弟们种出来的新鲜蚕豆，还有厨师师傅们用手工一滴一滴挤出来的新鲜橙汁。

另外，美国人爱吃的鱼子、奶酪，也全部出现在了餐桌上。

宴席上，周恩来与尼克松用茅台祝酒。

茅台的度数高，遇火即燃。

从那之后，美国政界又流行起了第二个梗，那就是尼克松说，周恩来告诉他，有一个人喝完茅台酒之后点了一根香烟，然后，他就爆了。

尼克松访华后不久，《中美联合公报》发布，中美邦交实现正常化。

在那之后，我们进入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进程。

实际上中国的“多边外交”，完全可以视“中美关系”正常化为起点。

在那之后，不局限于肤色、国籍与信仰，中国国宴的餐桌上，客人来得更多了。

2008年，奥运花落北京。

80多个国家的元首齐聚北京，这一回，我们设了9大桌来招待客人们。

桌子没有数字编号，而以鲜花为名，避免了排名争议，也象征着百花齐放。

菜单上为“三菜一汤”，分别是荷香牛排、鸟巢鲜蔬、 酱汁鳕鱼，汤为瓜盅松茸汤，小吃——北京烤鸭。

宴会结束后，外媒盛赞“中国人搭起了最大的外交舞台”。

丘吉尔说过：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数十年惊涛骇浪的博弈里，中国人在变化中站稳了脚跟，如果问为什么是中国？

大概当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可以总结为——

我们永远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亮剑，也明白哪个时刻理当举杯。

2000多年前老子说，治大国，应有烹小鲜之技法；反之，餐桌上的一蔬一饭，又何尝不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真挚的宴请，往往可以影响一段关系。

在未来，国宴的故事，中国的故事，还将继续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