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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露

來源：驚蟄研究所

隨着炎炎夏日的到來，全國各地音樂節紛紛進入緊鑼密鼓地籌備和宣傳階段。其中草莓音樂節率先公佈了萬寧、武漢、貴陽和成都等地的舉辦時間和演出陣容，吸引了樂迷們的高度關注。

與主辦方公佈的演出陣容同樣引人注意的，還有暴漲的票價。今年草莓音樂節武漢站兩日通票定價爲980元，全價單日票漲到了680元，最便宜的學生單日票也要380元。

有網友回憶起曾經花60塊就能看到崔健、老狼等搖滾老炮，如今面對上千元的票價，卻只能看到一堆網紅樂隊。曾經的青春理想在現實裏崩塌，也讓很多人開始質疑，讓樂迷們狂歡的音樂節，怎麼就成爲一門“提價不提質”的生意。

音樂節越來越火，票價越來越貴

音樂節有多火？單從2021年“五一”期間的數據就能感受到音樂節市場的供不應求。根據大麥數據顯示，去年“五一”的五天小長假裏，全國各地共舉辦了56場音樂節，場次較2019年同期增加了37%，而票房和觀演人次則對比2019年分別增加了252%、173%。

音樂節場次的增加，主要是因爲近些年草莓音樂節、迷笛音樂節、國潮音樂節、咪豆音樂節等知名音樂節品牌，開始不斷向二三線城市下沉。它們除了在節假日期間多地巡演輪流開唱外，也開始在每年夏季的固定時段進行每週一個城市的季節性表演。

除知名音樂節品牌外，全國各地近兩年也開始出現了大量的垂直類音樂節，以及地方城市爲了打造本地文旅品牌而推出的音樂節品牌。例如主打說唱的湖南長沙YOLO音樂節和在海南萬寧日月灣度假勝地舉辦的M_DSK音樂節等。

音樂節的場次變多了導致市場供給也增多了，那麼門票價格理應有所下降，或者至少維持平穩，但事實卻是隨着行業的蓬勃發展，音樂節的票價反而越來越貴。

有網友整理了草莓音樂節武漢站過去11年的門票價格，發現2011年的現場單日票價格爲100元，學生預售單日票僅需60元；到2016年時，現場單日票的價格已經漲到220元，較5年前的價格漲了一倍多；令人意外的是，僅僅過了2年，草莓音樂節武漢站2018年的現場單日票，再次“翻番”達到420元；而今年的票價已經漲到680元，是2011年的6.8倍。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國內音樂節還未走出國門，但其門票價格已經接近了國際水準。以2022年美國科切拉音樂節爲例，其三日門票價格僅爲449美元（約合人民幣3025元），換算成日均價格只需1008元。而公開信息顯示，2022年成都仙人掌音樂節的單日預售門票價格已經達到999元，溫州楠溪江星巢祕境音樂節的單日全價票也高達988元。

關於票價暴漲的原因，一方面是迷笛、麥田、仙人掌等老牌音樂節，經過長達十幾年的品牌經營，已經具備品牌溢價的能力。同時，草莓這類背後主辦方與資本合作，試圖做大品牌估值的音樂節品牌，將盈利作爲了重要發展目標。另一方面，得益於綜藝節目以及短視頻平臺的巨大曝光量，許多樂隊和說唱歌手在成名之後，其出場費和巡演的門票價格也順勢水漲船高。

比如，參與錄製第一季《樂隊的夏天》的刺蝟樂隊，在2018年的出場費還只是3萬元，到2021年時，出場費已經暴漲到50萬。而此前並未有過多曝光，但在2020年底被抖音帶火的告五人樂隊。2019年巡演的票價也不過50元，2022年的巡演票價卻漲到380元，3年漲價近8倍的“搶錢”行爲也引起了樂迷們的質疑，有網友爲此調侃道，“門票380，是他們抱着我在臺上唱嗎？”

票價年年漲，還是不賺錢

即便音樂節門票每年都在漲價，但樂迷們還是會一邊嘴裏罵着“奸商”，一邊從口袋裏掏錢買單。這種魔幻情節的背後，其實是音樂節的商業發展與受衆羣體增長的不對等。

在很多資深樂迷的印象中，最初的音樂節門票都很便宜，這是因爲在社交媒體和短視頻還不活躍的年代，很多演出團體都是依靠線下演出來擴大知名度和影響力。所以相較於今天過於商業化的氛圍，早期的音樂節更像是一個展示的舞臺，並沒有過多考慮活動收益的問題。比如2000年第一屆迷笛音樂節，其實是迷笛音樂學校給學員們舉辦的一場文藝匯演，當時的舉辦場地就是迷笛音樂學校的大禮堂，此後的兩屆迷笛音樂節，也都是免費的。

在音樂節發展的早期階段，由於人們的娛樂方式有限，音樂節這種極具氛圍感的現場表演體驗在年輕人聚集的一線城市快速走紅。隨着樂迷羣體的不斷壯大，音樂節的規模也越來越大，但是爲了匹配大學生羣體的消費能力，音樂節的票價依舊非常親民。

到2010年左右，社交媒體進入鼎盛時期，歌手和樂隊也有了更多的曝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開始關注和喜歡上了音樂節。原本在固定城市舉辦的音樂節，也開始走向全國。但是受衆規模的擴張和音樂節場次的增加，帶來的不只是影響力，還有演出成本。

據北京商報報道，包含場地租金、舞臺搭建以及藝人費用在內，製作一場萬人以下規模的小型音樂節的單日成本，就已達到200萬元左右，萬人以上的大型音樂節的單日成本則需要500萬元左右。

北京迷笛音樂學校校長張帆曾經做出保守估計，2012年之前有99%的戶外音樂節都在虧損。而更真實的例子是2012年舉辦的成都大愛音樂節，投入6000萬元成本，最終僅收回300萬元票房，虧損額高達5000多萬元。

演出成本的壓力之下，早期不計較收益“賠本賺吆喝”的發展模式難以持續下去，音樂節也開始摸索商業化的方向。比如一開始就存在的品牌贊助、在現場售賣酒水飲料或簡餐，又或者是後來爲了提升門票收入而採用的分區售票、開放演出直播。更有利於減輕成本壓力的方式是與地方政府合作，不僅可以省去場地費，甚至還能夠獲得資金和其他政策扶持。

業內傳言國內音樂節的鼻祖迷笛，舉辦了整整7年才實現盈利，而一開始就被樂迷質疑商業化過重的草莓音樂節，也曾長期處於虧損狀態。至於其他音樂節即便是近幾年票價年年漲的情況下，賺錢的仍然是少數。相關數據統計顯示，政府參與舉辦的音樂節佔據總音樂節總數的50%，真正實現盈利的音樂節僅佔據20%。

當音樂節逐漸“離譜”

回顧國內音樂節並不算長的發展進程，其實不難發現，整個行業迎來大爆發的主要原因，是大批年輕受衆的入圈創造了大量的市場需求。根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21全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21年演出市場的主力消費人羣是18歲至39歲的年輕人，在購票用戶中的佔比高達76%。而三年連續數據監測也顯示，95後、00後消費者的佔比呈逐年上升趨勢。

理論上來說，市場需求的增加能夠促進行業的快速發展，爲消費者提供更好的消費體驗。但是對於一部分資深樂迷而言，正處於行業大爆發中的音樂節，不僅沒有在演出水平上有所提升，反而還產生了許多亂象。其中最典型的問題，就是不同的活動主辦方基於人氣和商業化的考量，都在邀請大牌藝人，造成演出陣容同質化問題。

2021年“五一”期間，當紅樂隊五條人在社交媒體上公開的演出行程顯示，他們需要在四天內分別轉場常州、上海、南京、北京參加音樂節。同一時期，重塑雕像的權利、九連真人等樂隊也要參加三場音樂節。同質化的陣容不僅讓樂迷們產生審美疲勞，歌手們疲於趕場也難以保證演出質量。

更讓資深樂迷們難以接受的是，一些音樂節爲了票房和關注度還會邀請一些跨界明星、網紅歌手或者是不同音樂風格的明星歌手，而參差不齊的業務水平和有限的演出效果，則直接影響到樂迷們的現場體驗。

2014年草莓音樂節舞臺上，演員張曼玉玩票登臺首唱卻現場走音，遭到了樂迷們的惡評。2020年民謠歌手花粥的作品《出山》走紅後，其本人在線下音樂節上演唱時卻意外翻車。此外，在《中國有嘻哈》《說唱新世代》等音樂綜藝帶火了嘻哈音樂後，原本以搖滾、民謠音樂爲主的音樂節，也開始將大量說唱歌手和網紅藝人加入到演出陣容中，由此引發了樂迷的不滿。

在過去的音樂節上，樂迷們更享受現場的演出氛圍，經常會自發地進行“pogo”、“跳水”、“開火車”等一系列的羣體互動行爲，但粉絲羣體並不能接受這種互動方式，而粉絲羣體“強制站前排”、“舉燈牌”的行爲，也讓樂迷心生反感。

有網友在社交媒體上感慨，“感覺現在的音樂節不純粹了。以前不認識的人都可以在一起瘋一起蹦，嗨起來的時候，整條街的人都會和你一起舉杯吶喊。也不會有人主動找你搭訕、留聯繫方式，只會在散場的時候相約明年見。現在的音樂節，臺上全是網紅而且還翻車不斷，臺下全是燈牌，素質也一言難盡。”

從長遠角度來看，市場需求驅動的快速發展，有利於行業在短期內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量”上。從連年上漲的門票價格到觀衆之間的矛盾，反映的都是行業發展與市場需求以及主辦方利益驅動之間的衝突。

首先受到音樂行業整體發展的限制，目前能夠參加音樂節並且兼具實力和影響力的樂隊和歌手仍然不多，新人數量更是嚴重不足，因此無法滿足短期內暴漲的演出需求。其次，主辦方以及一些將音樂會視爲斂財手段的利益團體爲了保證票房，忽略了演出體驗，邀請流量明星、網紅樂隊組成拼盤音樂節，由此又引發了樂迷、粉絲以及遊客等不同受衆之間在音樂品味和觀演習慣上的摩擦。

雖然音樂節主辦方和組織者，可以將其樂觀地看作是行業爆發前的陣痛。但是樂迷心中的“烏托邦”因爲摻雜了過多商業化的考量，正在失去其原有的價值和意義。面對價格和體驗都變得“離譜”的音樂節，樂迷們還會買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