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时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倡议有序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深入推进，我国银行业在国际竞争中迎来了黄金机遇期，取得了历史性发展成就，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全球化之路。

当前，我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融入全球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多数受访专家认为，这必将开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开启中国银行业稳步推进全球化经营、“从大到强”转型发展的新篇章。

近日，《金融时报》记者对中国银行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世界金融论坛高级研究员宗良，中国银行大湾区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曾圣钧两位专家进行了专访，回顾银行业全球化发展取得的历史性跨越，展望中国银行业在不断扩大开放过程中将迸发出怎样的新活力。

《金融时报》记者：截至2021年底，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海外机构数量从2012年底的1085家增长至1286家，覆盖范围从2012年的42个国家和地区增至62个，其中包括4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形成了遍布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服务网络。从这组数据能看到怎样的变化？您对此如何评价？

宗良：海外机构布局是衡量全球化经营的重要标准，也是建立和优化全球服务体系的基本保障。顺应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对外经贸快速发展的态势，紧随经济全球化发展浪潮，中国银行业积极通过自设机构、海外并购、扩大代理行网络等方式，实现海外机构快速拓展。同时，中国银行业海外布局持续优化，基本完成了在国际金融中心和亚太地区等成熟市场的布局，并向非洲、南美、东欧和中东等新兴市场延伸，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首选区域，实现了由重点式布局向以点带面、连点成片的全球性布局转变。

曾圣钧：值得关注的是，近十年来，中资银行海外业务的发展态势不仅表现为数量上的增加，更表现为质量上的提高。一是中资银行海外布局会更加重视零售银行业务，加快财富管理、私人银行业务的国际化发展；二是银行境外机构扩张模式会呈现建立分支机构与海外并购并行的趋势；三是布局的目标区域存量方面继续巩固欧美地区市场地位，增量会重点把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机遇；四是综合化经营依然是银行业海外发展的主流模式。银行需要加强境内外分支机构的跨境联动，借助丰富的海外代理行渠道、完善的跨境结算服务体系、全球化的现金管理系统，为客户提供集国际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现金管理、跨境人民币业务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全面服务客户的外汇结算、融资及避险需求。

《金融时报》记者：可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不仅中资银行“走出去”成绩斐然，而且外资银行“引进来”展现新气象。在华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占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连年上升。您认为，这对于中国银行业在竞争中不断迸发新的活力有着怎样的意义？

曾圣钧：自1982年1月第一家进入中国内地的外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开业以来，在华外资银行持续发展壮大，已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一大组成部分。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5月末，外资银行在华共设立了41家外资法人银行，116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34家代表处，营业性机构总数919家，在华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已超过3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左右。特别是近十年，平均每年增长率接近10%。外资银行在华机构数量不断提升，促使中国银行业在竞争中不断迸发活力，产品和服务体系不断丰富。

具体来看，在财富管理方面，外资银行参与我国第一批QDII、“跨境理财通”等业务试点，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为境内个人居民客户提供了更多理财产品选择和便利服务体验。截至2022年7月末，外资银行办理“跨境理财通”资金汇划量占比达11.08%。

在供应链金融方面，外资银行积极与国内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利用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为中国企业提供多元化、场景丰富的供应链金融服务，通过整合融资、提升流程效率及信息透明度来改善产业生态的运作，助力实体经济缔造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圈。

在科创金融方面，外资银行发挥对接境外资本市场的优势和经验，与境内风险投资、产业基金加强合作，推动构建多元化、跨区域、国际化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打通与境外金融服务资源的连接，支持更多国内中小型科创企业成长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标杆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自2018年以来，银保监会已经宣布三轮共34条新的开放措施，并主动回应外资银行发展中的困难和挑战，进一步优化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环境。目前，我国银行业外资股权比例限制已经全部取消，外资准入数量门槛也大幅降低，业务范围持续扩大。支持在华外资银行高质量发展符合我国总体经济发展布局，中国市场未来仍是外资银行的战略重地，外资银行也将会是我国跨境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

《金融时报》记者：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国际贸易稳健增长，银行业的跨境金融业务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您认为在此期间主要有哪些亮点？

曾圣钧：一方面，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布局逐步完善优化，区域建设亮点纷呈。随着我国金融基础设施日趋完备，为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应对外部风险冲击提供了平台、筑牢了根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等数字平台的推广，丰富了金融科技在跨境金融服务领域的应用场景，便利了银行获取企业关单信息、贸易背景资料，提高了汇款及融资效率，也提升了银行风险控制能力，有助于建设良性的跨境金融信用生态环境。伴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发展与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区域也将加速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枢纽和窗口。同时，也是重大改革政策的试验基地，银行业机构可以争取先行先试机会，探索创新产品，积累更多经验，成熟后辐射全国。

另一方面，跨境金融产品推陈出新，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再次提速。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2021年，中国外贸依旧保持强劲走势，进出口规模再次打破历史纪录，这些成果离不开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支持。疫情防控期间，银行业在支持我国外贸企业纾困解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托线上化交易平台，为进出口企业提供即期、远期、掉期、期权等全品类汇率、利率风险管理工具，有效降低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汇率风险。此外，银行业还积极与出口信保公司联动，在支持中小微外贸企业、“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创新特色金融产品，共同助力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时报》记者：立足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对中国银行业的全球化经营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下一步，我国银行业的高质量全球化经营将迈出怎样的步伐？

宗良：“十四五”时期中国银行业全球化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发展稳中有进、持续向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RCEP、“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不断深化，为中国银行业参与国际经贸金融合作与竞争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俄乌冲突加剧，全球贸易摩擦频发，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依旧曲折，银行业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银行业要准确把握新使命，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全球化经营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更深领域阔步迈进。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要以服务国内实体经济发展为根本、以经济对外开放的需求和推进节奏为依据，坚持服务金融双向开放、“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区域战略协作的主基调，完善国际化发展梯队建设，全面参与全球金融竞争与合作，持续丰富境内境外、商行投行、线上线下立体化全球服务体系，合理高效配置资源，畅通内外循环渠道，助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