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智庫》報告全文I 中國製造 蘇州樣本
《財經智庫》報告全文I 中國製造 蘇州樣本
作者 | 《財經智庫》中國實體經濟蘇州課題組
蘇州自古即是富庶之地，享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之美譽，新中國成立初期，蘇州百業待興，1952年蘇州第二產業佔比僅爲24.8%，製造業企業小而散，工業化進程剛剛起步。改革開放以來，蘇州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迄今，蘇州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先進製造業集羣，成爲全國以至全球的工業重地。
40多年來，蘇州從最初的“農轉工”到“內轉外”，堅持改革創新和對內對外開放，充分利用一切外部資源，主動接受長三角及上海之輻射，逐步形成了“內外聯動、共生共贏”的包容發展之格局。40多年來，蘇州製造業以滿足國內外需求和轉型升級爲原動力，以產業集羣化和細分領域“專精特新”化爲突破口，持續優化產業結構，推進智能製造以及產業鏈集羣化和高端化。現如今，蘇州已經擁有了16萬家工業企業，覆蓋35個工業大類，171個工業中類和505個工業小類，是我國工業體系最完備的城市之一。2021年蘇州市實現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4.2萬億元，居全國第2位（僅比深圳低33億元）。其中，電子信息、裝備製造、生物醫藥、先進材料四大產業集羣已經走在全國前列。與此同時，蘇州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積極推動產城融合和產業綠色轉型，經濟社會與自然和諧發展取得突出成效，現代產業體系構建步入世界前列，園林式城市更加秀美，美麗城市建設再上新臺階。
01
改革開放以來蘇州製造業發展的三個階段
1． 1978-1992，“蘇南模式”推動製造業快速起步
改革開放伊始，蘇州就把發展鄉鎮企業提到重要位置，充分發揮鄉鎮政府在企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政府積極參與、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蘇南模式”。沐浴着改革開放的春風，蘇州一方面對現有社隊企業（即建國後人民公社時期創辦的工業，1984年後更名爲鄉鎮企業）全面整頓提高，積極探索推行經營管理模式改革，使鄉鎮企業的經營管理逐步走上了規範化、制度化的軌道。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有利的區位優勢，大力興辦新企業，大張旗鼓地組織開展橫向聯合，實現鄉鎮企業的跨越式發展。蘇州聯合發展的對象，既有上海等地的大企業，又有本地城鎮的縣屬企業，還有本地大專院校的科研單位，甚至還有其他省市的“三線”企業。經過10年大發展，到1988年蘇州全市鄉鎮企業戶數超過1.5萬家，職工總人數超120萬，工業總產值達238.6億元，佔全市工業總產值近1/2，鄉鎮企業成爲蘇州工業經濟的“半壁江山”。到1991年，鄉鎮企業工業總產值達到450.1億元，比1988年又增長約一倍。
2.1992-2012，外向型“蘇州模式”引領製造業持續跨越
以國家推動浦東開發開放和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爲契機，蘇州依託鄉鎮工業崛起形成的巨大加工生產能力，提出“從五湖四海走向五洲四洋”戰略，外貿、外資、外經“三外齊飛”，合作、合資、獨資並舉，各級各類開發區並進，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逐步嵌入全球產業鏈，實現了“內轉外”的根本性轉變，形成了外向型發展的“蘇州模式”。1992年當年，全市新批“三資”企業2000多家，新批境外投資企業30家；1994年，中國與新加坡政府合作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充分借鑑新加坡經驗，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高水平招商，積極營造世界一流營商環境，大力吸引世界一流企業入駐發展；蘇州所轄各縣各顯神通，崑山市“以臺引臺”、“以商引商”，迅速成爲臺資的聚集地，10萬臺商臺胞在此安居樂業；太倉市深入開展對德合作，成爲全國首個“中德中小企業合作示範區”。1992-2012年的20年間，蘇州累計批准外資項目33450個，實際使用外資1016億美元，140多家國（境）外世界500強跨國公司在蘇州設有投資項目，出口從9.6億美元增長到1747億美元，進口從2.2億美元增長到1310億美元，出口依存度從14.7%提高到92.27%。
外向型經濟帶動了蘇州製造業在短短20年間，實現了從勞動密集型主導，到加速轉向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引領的升級蝶變。1992-2012年間，蘇州工業增加值從209.8億元增長到6193億元，年均實際增長15.5%，比全國平均水平高3.3個百分點。2012年，蘇州市規模以上通信設備和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工業總產值達到9802億元，佔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34.1%。如果按照高技術製造業的統計範疇加上辦公設備製造業、醫藥製造業、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製造業、信息化學品製造業、航空航天器及設備製造業等產業的產值，2012年蘇州高技術製造業佔比達到38.6%。
3.2012至今，“內外聯動+創新集羣”驅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十八大以後，我國經濟發展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成爲新階段的必然要求。蘇州發揮發展水平高、轉型升級早的優勢，加速民營經濟發展、加強內外資融合，加深長三角一體化步伐，把提升科技創新能力作爲重中之重，走上了從“世界工廠”向“創新高地”轉型的高質量發展之路。
抓住國內市場快速擴大的機遇，蘇州通過“內外聯動”開啓了民營經濟騰飛發展新階段。這一期間，蘇州充分發揮外資企業的溢出作用，支持傳統產業領域民營企業加快改造提升，引導民營企業搶佔新興產業發展制高點，激勵民營企業創建品牌，強化產品質量，促進民資與外資“比翼雙飛”。蘇州還積極推動內外貿一體化制度改革，支持外銷產品進入國內市場，促進內外資企業深入合作。2020年，蘇州民營經濟增加值佔GDP比重爲51.1%，超過外資和國有經濟成爲經濟中的主體。
蘇州投入巨資積極興建科技創新載體、引育高端創新人才，提供高品質創新服務，着力集聚創新要素，完善創新生態，助力工業經濟創新發展。2021年，蘇州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佔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達3.9%，高於全國平均水平1.5個百分點。截至2021年底，蘇州共建設了1193家省級以上工程技術研究中心、919家省級以上企業技術中心、24家省級院士工作站和78家市級新型研發機構。共有高層次人才32萬人，高技能人才82.4萬人。入選國家級重大人才工程創業類人才總量連續九年位居全國第一。大量的創新投入取得了顯著效果，2021年蘇州共有11165家高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產值21686.5億元，佔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高達52.5%。2021年，蘇州獲得2020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8項（人），其中科技進步一等獎1項、二等獎4項，獲得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2項。
02
蘇州製造的國內外位置
1．蘇州是中國製造業的核心節點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前行者
改革開放40年多來，蘇州以其不斷升級的產業集羣建設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奠定了在全國製造業中的核心節點和轉型升級前行者地位。
蘇州是全國不少重要產業鏈的發展基地。蘇州工業體系較爲完備，產業鏈垂直整合能力強，是長三角乃至國內很多產業循環的發起點和連接點。不少細分領域，特別是部分關鍵和基礎領域在全國保持領先地位（圖1），比如，電子信息產業在集成電路、新型顯示、新一代移動通信、傳感器等產品的研發和製造領域，具有國內領先的綜合製造優勢，2021年已有規模以上企業1372家，實現規上工業產值12096億元，與深圳和東莞等處於全國第一方陣。裝備製造業工業總產值已經超過1.2萬億元，其中，通用設備製造業營業收入達到3201億元（2020年數據），在全國城市中僅略低於上海（3403億元），專用設備製造業的規模在全國所有城市中最高。蘇州裝備製造業集聚了4218家規上企業、21位院士（專家團隊），引進國家級人才20名，建有國家級創新載體16家，已經擁有了一批具有核心技術的高端製造企業。太倉汽車零部件產業集聚了舍弗勒、慕貝爾、合興等300多家知名企業落戶，這些跨國公司的汽車電子控制系統、燃油噴射系統等全球市場佔有率超過60%。
圖1 蘇州重要工業品在全國佔有重要位置[1]
蘇州是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發展的重要策源地，是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前行者。蘇州製造業中高新技術產業比重大，產業結構高級化特徵突出。2020年，蘇州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營業收入10697億元，佔本市制造業的29.5%，這一比重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8.1個百分點，在全國僅次於深圳和東莞（圖2）。近年來，蘇州前瞻性佈局了“生物醫藥、新一代信息技術、納米技術應用、人工智能”四大先導產業，致力於加快新興產業發展。2021年，四大先導產業完成產值9623億元，佔規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23%。生物醫藥產值達1305億元，成功入選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羣，蘇州工業園區生物醫藥產業綜合競爭力躍升全國第一，產業、人才、技術3個單項競爭力均居全國首位。納米新材料產業躋身全球八大集聚區之一，入選國家首批先進製造業集羣。
圖2 2020年蘇州市主要高技術產業營業收入與其他工業強市的比較
蘇州製造業基礎能力高，智能化改造進展快，是我國產業鏈高級化的重要創新者。近年來，蘇州聚焦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產業技術基礎和工業基礎軟件等“五基”領域，實施了17個國家產業基礎再造和工業強基項目。近年來，信達生物的PD-1/PD-L1單抗藥物、亨通的海底光纜、蘇大維格的微納光刻、納維的大尺寸氮化鎵襯底等率先打破國外市場壟斷。蘇州大力開展數字化改造升級工程，推動數字化技術和智能化技術在製造業的深度應用。全市累計獲得國家智能製造和工業互聯網試點示範項目26個，工業互聯網標杆工廠26個，503個省級示範智能車間（截至2021年1月初）（圖3）。2021年，蘇州擁有國家級智能製造業示範工廠3家、省級智能工廠13家，全球“燈塔工廠”5家，佔全國數量的約七分之一。
圖3 蘇州智能化改造成果，數據來源：根據報道繪製
2．蘇州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
1）與相似人口規模的其他國家相比較，蘇州製造業規模處於領先位置
蘇州常住人口規模約1300萬人，2021年人均GDP爲17.82萬元，折2.76萬美元。雖然蘇州僅是一個國家內部的城市，與其他國家並不太適宜進行製造業發展的直接比較，但從全球來看，相似規模的經濟體在很多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可比性。2019年蘇州工業增加值爲8319.5億元，其中製造業增加值約8130億元，按當年平均匯率計算約爲1177億美元。在全球200多個經濟體中，我們着重選擇了2019年人均GDP1萬到7萬美元之間，且人口規模在500-3200萬以內的20個經濟體，着重比較製造業的規模大小，如圖4所示。在人口約1000萬左右的經濟體中，既有發展水平低於蘇州的匈牙利、希臘、葡萄牙和捷克，也有發展水平更高的阿聯酋、以色列、比利時、瑞典、奧地利、荷蘭等（2019年人均GDP高於4萬美元）。與這些經濟體相比較，2019年蘇州的製造業增加值約1200億美元，不僅高於瑞典（人口1028萬，製造業增加值684億美元）和奧地利（人口888萬，製造業增加值736億美元），也高於荷蘭（人口1700萬，製造業增加值981億美元），甚至高於人口規模更大的馬來西亞和澳大利亞（均約782億美元）。
圖4 蘇州和其他經濟體制造業規模比較（汽泡大小代表增加值規模），數據來源：世界銀行及蘇州統計局
2）從製造業內部產業結構看，蘇州處於全球較好水平
提升價值鏈位置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從勞動密集型向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變。一般而言，後發國家在發展初期，由於缺乏資金和技術，通常會首先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但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由於供應充足，面臨最激烈的競爭，其附加值水平也最低，所以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必須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
從全球經濟體看，各國中高技術和高技術製造業比重差較大（其中部分原因與對高技術產業的定義有關，比如發展中國家的電子信息產業實際上屬於低附加值的代工或組裝環節）。例如，印度、越南等東南亞國家這一比重大約在40%左右，而發展水平更高的希臘、葡萄牙和澳大利亞僅在20%左右，但從製造業大國看，中高技術和高技術產業比重總體呈隨人均GDP水平發展而明顯提高的趨勢。比如日、韓、德均在50%以上。2020年蘇州製造業中銷售產值3.38萬億元，其中低技術、中技術、中高技術和高技術製造業分別爲4475、5683和23613億元，其中中高技術和高技術製造業佔比爲69.9%，在主要國家中僅低於新加坡。說明從製造業內部的產業結構看，蘇州已經處於較好水平。
圖5 蘇州和其他經濟體制造業內部中高技術和高技術產業比重，數據來源：聯合國工業與發展組織及蘇州統計局，注：中高技術和高技術產業的分類根據聯合國工業與發展組織標準[2]
3）從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比較看，蘇州也處於較高水平
國際經濟中常用顯性比較優勢、出口比重、價格水平等比較各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蘇州作爲一個國內地區，做國際競爭力的比較存在一定的難度，這是因爲國內存在地區間的產業分工，比如有些內陸地區可能沒有國際貿易，其主要與國內其他地區進行貿易，但這並不意味着國際競爭力很低。但考慮到蘇州作爲一個對外貿易的前沿城市，我們仍然採用一個最常用的指標，出口佔產出（總產值）的比重進行粗略比較。同樣進行了低技術、中技術和中高及高技術三類製造業的比較。
圖6 蘇州與其他國家在高技術產業出口依存度的比較，注：出口依存度指該產業出口總額與總產值的比值，數據來源：聯合國工業與發展組織數據庫及蘇州統計局
2020年，蘇州市中高及高技術製造業的出口依存度爲49.3%，與韓國、英國、意大利和德國等國相似，處於較高水平（2019年韓、英、意大利和德國的中高技術和高技術出口依存度分別爲44.8%、46.5%、46.9%和50.2%），顯著高於新加坡、美國及加拿大的水平。這說明與製造強國相比較，蘇州在中高技術及高技術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處於較高水平。
4）與其他國家相比較，蘇州人均製造業增加值處於較低水平
人均工業增加值是反映各國製造業價值創造能力的綜合性指標。如果一國處於全球價值鏈高端，則人均增加值必然會較高。2019年蘇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製造業的從業人員約266.9萬人，相應地人均製造業增加值約4.4萬美元/人。這一數值顯著高於當年中國全國平均水平（3.66萬美元/人），但與其他國家相比較，這一數值處於較低水平。例如，2019年希臘人均GDP爲1.91萬美元，顯著低於蘇州的2.76萬美元，但希臘的人均製造業增加值爲4.5萬美元/人，反而略高於蘇州。其他發達國家中，2019年英國的人均製造業增加值爲8.7萬美元，法國爲9.2萬美元，日本爲12.5萬美元，韓國爲16.7萬美元，美國達到22.2萬美元，蘇州與這些發達國家相比，製造業的生產效率有明顯差距。
圖7 蘇州與其他國家在製造業生產率方面的比較，資料來源：聯合國工業與發展組織數據
總體來看，與國際主要發達經濟體比較，蘇州製造業的產業結構較爲高級，中高技術和高技術製造業佔比在全球處於較高水平，中高技術和高技術製造業的出口比重較大，說明其國際競爭力也較強，特別是與相似人口規模的經濟體相比較，蘇州製造業的規模顯著大於其他國家，說明蘇州製造業總體實力較強，產業結構也較爲高端化，但蘇州製造業人均增加值顯著低於其他國家，今後產業升級的主要任務是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特別是在高技術產業內部向高附加值環節升級。
03
蘇州製造的鮮明特點
蘇州作爲長三角的重要核心、全國的頭部城市，在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發展中，其製造業與國內其他地區或城市相比形成了自己的鮮明特點（在這方面我們主要將蘇州與同爲製造業大市，但均不是直轄市或省會的城市——深圳、無錫、寧波、青島和佛山進行比較分析）。
1．外資與內資共生共贏
蘇州是我國充分利用全球化浪潮、中國入世機遇，全方位、大規模融入全球產業鏈，依託以外貿加工爲主的外向型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典型。蘇州曾被視爲“世界工廠”，因少數外資撤離一度被質疑產業空心化，至今仍有“蘇州離了外資就什麼都沒有”的觀點存在。但通過調研可以得出，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在市場“看不見的手”和政府“看得見的手”的合力引導下，蘇州的內生動力不斷增強，蘇州的產業結構已經形成了內外聯動、內資與外資共生共贏的格局。
蘇州民營經濟已佔半壁江山。從企業類型來看，2020年蘇州民營經濟在GDP中佔比爲51.1%，比無錫、寧波以及佛山低十個百分點以上（三市的比重分別爲65.8%、65.1%和62.8%），與青島（2013年爲53.5%）差不多，高於深圳（2018年爲43.8%）。2021年，民營經濟完成民間投資3393億元，佔全市固定資產投資60%，民營企業稅收貢獻超60%，吸納就業總人數超80%，民營高新技術企業佔全市高新技術企業總數的比重超85%。蘇州擁有23家全國民營製造500強企業、數量位居全國第二。民營經濟在經濟社會發展、創業就業、技術創新、稅收貢獻和吸納就業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凸顯，這也顯示出近年來蘇州大力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
表1 民營經濟增加值佔經濟總量比重對比
注：1．數據來自各城市統計公報以及其他渠道的官方發佈[3]。
2．因2020年廣東省民營經濟報表制度暫停，所以佛山和深圳只有2020年以前的數據。
3．青島自2013年後未公佈此數據，可參考2021年9月發佈的《青島市“十四五”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發展規劃》：到2025年，青島民營經濟增加值佔比達到50%以上，可以認爲青島目前的民營經濟佔比不到經濟總量的一半。
儘管如此，蘇州以外向型經濟爲主導的特點仍然非常突出，外資對蘇州製造業仍具有重要的支撐和引領作用。截止到2021年底，蘇州累計使用外資1400多億美元，其中製造業佔68.6%，蘇州市目前有1.7萬家外企，其中製造業9000多家。製造業使用外資的行業，主要包括通信、電器機械、設備製造、化工；主要國別來自於中國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國等。崑山、工業園區、高新區、太倉等板塊，外資佔規上工業總產值皆超過50%。從2016年開始，外資總量呈現逐年下降趨勢，但汽車製造業、醫藥製造業等技術密集型行業利用外資的佔比逐年擴大。
蘇州通過外資的大量落地，快速提升了製造業的層次，並建立起紮實的製造基礎。這與依靠民營經濟一路成長起來，以佛山爲代表的珠三角製造業，形成了一定區別。
儘管早期外資在蘇州是典型的“兩端在外”模式，但外資仍然對蘇州的發展帶來了很多正外部性。通過調研可以總結出，外資對於蘇州本土製造業主要通過以下幾個途徑產生溢出效應：一是帶動更多本土企業爲外資企業提供配套服務，例如崑山電子信息產業集羣，提升了其生產製造基礎能力；二是許多外資企業出身的企業家在蘇州創業，將外資在當時相對先進的技術水平、經營理念和管理模式帶給蘇州民營經濟界；三是外資和港澳臺投資企業爲本地製造業轉型服務，如博世、緯創資通、友達光電等輸出解決方案和管理經驗，爲蘇州企業提供專業的數字化轉型服務；四是在政府治理、對外開放等制度創新方面，給蘇州以借鑑，例如讓崑山打開外資引進之門的全國第一個封關運作的出口加工區，即來自臺資的經驗；服務型政府的理念則離不開與新加坡共建工業園區的經歷。
可以說，外資爲蘇州民營經濟的騰飛打下了製造能力和管理理念的軟硬件基礎。同時，民營企業的發展也爲外資企業提升競爭力做出了重要支撐。蘇州民營企業在部分關鍵領域技術已躋身國際先進水平，也有越來越多外資企業在本土研發、生產的產品和技術走向國際市場。民營企業滬光汽車爲德國大衆、戴姆勒奔馳等企業配套高低壓線束總成；丹納赫旗下貝克曼庫爾特生物科技（蘇州）有限公司推出流式細胞分選儀，在本土實現研發和製造。
圖8 蘇州招商引資的發展階段，資料來源：沈寧“蘇州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問題及對策研究”（2022）
圖9 蘇州實際使用外資（單位 億美元），數據來源：蘇州歷年統計年鑑以及其他官方發佈等
2．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協調共進
爲應對生產要素成本不斷上升、資源短缺、環境容量約束、勞動密集型產業因競爭力下降撤離等風險，國內各地紛紛追捧新興產業，對傳統產業重視不足。然而，傳統產業並非落後產能的同義詞，蘇州在傳統產業向高端化發展，兼顧培育新興產業方面，做到了很好的平衡。
鋼鐵、化工、紡織等蘇州傳統的優勢產業，打破原有的發展模式和路徑，從要素拉動轉向創新驅動，向先進鋼鐵材料、先進高分子材料、高端紡織材料、高端裝備等轉型，不斷提升整體水平和競爭力。政府大力支持傳統產業，例如張家港在環保和能耗指標壓力下，仍然全力保障沙鋼集團項目建設；沙鋼亦通過積極轉型，實現創新驅動，打破了人們對於“傳統產業”的固有印象，自主研發的鹽浴線橋樑纜索鋼、超薄帶結構鋼、超薄帶高強鋼等新材料產品填補了國內空白。
同時，蘇州積極推動傳統產業的智能化改造和向服務型製造轉型，圍繞企業缺方案不敢轉、缺技術不會轉、缺數據不能轉、缺資金不願轉等難題，通過免費診斷、技術輸出、平臺賦能、貼息獎補等措施，營造全流程服務生態，助力企業轉型。
爲優化產業佈局、提升產業層次，2009年以來，蘇州積極培育和發展包括生物醫藥、先進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如今已經頗見成效。如生物醫藥產業，經過十幾年深耕發展，現已成爲蘇州的優勢產業和特色產業，截至2021年底，蘇州當年新增11家生物醫藥領域上市企業、新上市6個創新藥，均居全國前列，生物醫藥產業規上工業產值2021年預計將突破2000億元。
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應該是繼承與迭代的關係，而非取而代之，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的跨界鏈接也可以產生出新的動能。正是由於蘇州積累的製造業基礎，才讓這些新興產業的生根發芽、茁壯成長成爲可能，例如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依託於蘇州的精細化工產業基礎，高端醫療器械的發展則依託於蘇州製造的精益化生產能力，而氫能、鋰電池等新能源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在鋼鐵、化工領域的深厚積累。
圖10 蘇州部分新興產業、先導產業培育政策一覽，資料來源：蘇州市政府以及相關媒體
3．集羣式發展與大中小企業互利互促
經歷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二次創業”後，蘇州鄉鎮工業由分散走向集中，逐漸實現產業集聚。鄉鎮工業小區的開發建設，徹底改變了以往分散發展的格局，節約了土地資源，收到了“築巢引鳳”、招商引資、集約發展的良好效果。之後隨着改制的完成，逐漸形成了以民營經濟爲主體的產業集聚業態。
2000年之後，蘇州經濟增長迅速，並在2004年一度超越深圳位列全國各城市GDP排行榜第四位。以外資帶動出口加工、發展外向型經濟以及政府引導下的開發區經濟著稱的“蘇州模式”[4]廣爲人知。政府引導下的開發區經濟，尤其是“嵌入型”產業集羣[5]的發展使蘇州產業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原有的主導產業產值比重均出現巨幅下降，電子信息等產業強勢增長。這種產業集羣的發展方式雖然帶來了產業經濟的迅速增長，但缺乏根植性，多位於微笑曲線的低端，也爲後來蘇州製造業的轉型帶來諸多隱患。
表2 蘇州支柱產業變化情況，資料來源：蘇州各年度統計年鑑
近十年，隨着蘇州製造業從勞動密集型生產轉向技術密集型智能製造，從生產型製造轉向服務型製造，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技術和工藝融入產業集羣，以傳統優勢產業紡織爲例，蘇州已經形成了包括吳江絲綢板塊、張家港毛紡毛衫板塊、常熟服裝板塊在內的多個專業化特色明顯的紡織產業集羣中心。
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先導產業集羣也在茁壯成長。當前，蘇州除了電子信息、汽車及零部件、高端裝備等全國知名產業集羣外，在生物醫藥、集成電路、節能環保、新材料等領域也有着較強集羣優勢。其中生物醫藥聚集企業3000餘家，從業人員5萬名，入選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羣；工業園區成爲全球八大納米技術產業聚集區之一，是全國納米人才最集中、產業聚集度最高的區域。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的以蘇南模式爲代表、基於民間自發推動並逐漸與上海形成合作配套的產業集聚，到九十年代中後期大規模引進外資，從一個個小的產業集聚變成大的產業集羣，蘇州逐漸擁有了極爲強大的製造能力。在調研中，有一段話被反覆提到，讓人印象深刻。“對於任何一個一個部件，如果材料不受限，我們只要兩週時間就能做出來。”
近年來，蘇州尤其重視將產業集羣建設與創新能力培育融合，並在近期提出了打造產業創新集羣——在產業集羣中注入創新能力，讓創新資源匯聚在集羣之中。
圖11 蘇州市產業地圖，資料來源：根據調研速記、各區市政府提供的文件、各區市統計局以及官網發佈的新聞等整理
蘇州市特大企業和專精特新企業的數量，也顯示了蘇州大中小企業協同發展的特點。體量大、綜合能力強的龍頭企業是拉動產業發展的支柱力量，專精特新企業是提升產業競爭力和掌握產業鏈關鍵核心環節的基礎。蘇州的龍頭民營企業數量要高於無錫、寧波和佛山。在2022年《財富》世界五百強榜單中，蘇州有三家上榜企業——恆力、盛虹和沙鋼，這一數據雖少於深圳（中國平安、正威集團、華爲、騰訊、萬科、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比亞迪和順豐，共10家），但多於佛山（碧桂園、美的，共2家）、青島（海爾，1家）、無錫和寧波。在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數量方面，蘇州落後於寧波和深圳，高於其他三個城市。但從省內比較來看，蘇州擁有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172家，江蘇省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804家，位列江蘇全省第一。
表3 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數對比（共四批），數據來源：直通北交所
4．產業升級與“產城人”融合齊步並進
在高質量發展過程中，蘇州注重“產城人”融合與城鄉融合齊頭並進，以“一體兩翼”的佈局有機融合城市更新與古城保護，探索出一條產業發展與城市功能升級協同推進之路。同時蘇州深厚的人文傳承和優美的城市環境，成爲衆多企業家選址蘇州的重要原因之一，爲產業的持續發展提供了後勁。
“產城人”融合發展以城市爲支撐，爲產業提供發展空間、經濟載體、制度和服務保障；以產業爲基礎，驅動城市更新、就業結構轉型，引領未來經濟發展方向；以人爲核心，促進產業與城市之間有效互動和融合上升，推動產業升級，提升城市競爭力，形成三者協同發展模式。
“產城人”融合發展可謂蘇州的城市靈魂。蘇州工業園區從一開始就摒棄單一的工業發展模式，着眼於“產城融合、以人爲本”的定位。在積極、超前的園區規劃指引下，通過市場化的投融資模式，主動吸納和培育創新型產業，充分發展本地產業鏈，積極佈局現代服務業，從以產興城到產城共榮。同時，園區充分重視“人”作爲關鍵的連接因素，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引才用才制度，打造人才開發體系和產學研創新共同體，借鑑併成功推廣了新加坡鄰里中心模式，以良好的公共服務和城市整體生態環境的科學佈局爲“產城人”融合發展提供要素支撐。
如今，工業園區與當初的發展規劃基本實現了“一張藍圖繪到底”，擁有完善的產業與城市功能，產業集羣帶動效應突出，產業結構持續更新，始終保持較高經濟增速，以蘇州3%的土地和9%的人口創造了全市15%左右的經濟總量，實現了產業、城市、人口、環境多層面的有機更新。
新城區的發展，也是老城區的機遇。蘇州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率先在城市規劃中提出“全面保護古城風貌”，繼而形成 “一體兩翼”的城市空間發展構想。蘇州工業園區與高新區是“一體兩翼”生態的有機“兩翼”，在提升城市能級和產業結構的同時，疏解了古城的人口與交通壓力，爲古城保護修復騰出了充足空間。同時，在古城“一體”之內，蘇州充分規劃、借鑑、論證，小步徐行，審慎試點，不斷優化思路和方式，率先摸索出一套古城改造、活化利用的經驗，既保留了古城格局與風貌，又形成了適宜的業態，改善了古城居民的生活水平。
“全面保護古城、積極發展新城”的思路讓現代城市發展更新的同時，城市文脈得以留存，“崇文重教”、“蘇工蘇作”等文化因素得以傳承。其內涵是精細、完美、創新的品質反映，是契約精神、規則意識、穩健作風的體現，更是蘇州歷來作爲開放前沿在內外交往中不斷兼收幷蓄、吸收新事物、新工藝、新知識的本能追求。這種城市精神在蘇州歷次轉型升級過程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現代蘇州商業文化中的城市精神傳承不僅是在細分領域長久深耕和沉澱，更是在堅守的同時保持不斷開放學習和主動探索創新的勁頭。
“產城人”融合發展也爲鄉村發展提供正向溢出效應。蘇州的鄉鎮經濟不僅發展水平高，且各具特色、業態豐富。進入新時期，蘇州率先探索實行“三大並軌”等城鄉一體化改革舉措，利用“小城鎮戰略”作爲關鍵鏈接，以園區建設爲載體吸納鄉鎮進入分工體系，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不斷提升，城鄉要素配置不斷優化，鄉村文化和環境產品附加值日益提高，軌交線網日趨成熟，三產融合不斷完善。蘇州現已成爲全國城鄉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區之一，城市與鄉村的融合發展實現了高質量發展。
04
蘇州製造的發展路徑
1．從自動化生產到智能製造
從2015年中國製定“中國製造2025”開始，經過多年實踐，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的路徑已經逐步明晰，即通過推進智能製造促進生產模式的變革，通過工業互聯網、產業數字化的引入，促進商品模式變革和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從而徹底改變現有的生產方式和產業組織形式。
蘇州製造業經歷鄉鎮企業、外資來料加工階段，傳統上以勞動密集型生產爲主，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型，是蘇州應對製造業生產成本上升，提高製造業效率和效益的重要路徑。早在2010年，蘇州就已開始嘗試促進加工貿易企業改變生產技術和提高生產工藝。2015年之後，蘇州通過創建智能車間、推廣物聯網應用、打造智能製造生態、發展產業集羣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推進製造業企業向技術密集型智能製造轉型。
表4 蘇州有關於製造業轉型升級和智能化製造的相關政策，資料來源：蘇州市政府官網
目前，蘇州擁有國家級智能製造示範工廠3家，省級智能工廠13家，示範智能工廠576個。至2021年，蘇州完成數字化改造項目1.06萬個，全市智能化改造企業實現產值1.4萬億元，佔規模工業的34%。
表5 中國各地“燈塔工廠”情況（共八批），資料來源：根據世界經濟論壇與麥肯錫相關網絡新聞整理
發展數字經濟、探索數字賦能也是促進智能製造轉型的重要路徑之一。作爲製造業大市，蘇州致力於推動工業企業的數字化改造，運用貼息獎勵、診斷服務、標杆輸出等舉措，計劃用三年時間實現約1.2萬家規上工業企業數字化改造全覆蓋，並擴大中小企業數字化普及面。在“標杆輸出”方面，除5家“燈塔工廠”以外，蘇州評選了市級智能化改造和數字化轉型標杆企業30家，帶動本地企業主動積極改造產線，針對數字化痛點、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質量、助力企業轉型。在平臺建設上，全國15大雙跨平臺已有12家落地蘇州，本地工業互聯網平臺也不斷成長壯大，由點及面持續推動中小企業普及應用。
蘇州製造業擁有衆多業態，爲數字技術提供了豐富的應用場景，助力數字技術迭代更新。例如，在調研中專家組注意到波司登在智能化改造上聯合國內企業研發服裝技術，充分融合數字技術和羽絨服行業工藝訣竅，引領細分領域行業標準，並通過供應鏈和營銷端的數字化，全面提升品牌影響力。再如，成立於1981年的常熟開關製造有限公司在轉制轉型前是一家瀕臨倒閉的小廠，經過二十年的數字化轉型探索，不僅解決了離散型製造企業在智能製造中最爲複雜的裝配難題，更蛻變爲業內領軍企業。其新一代CW6、CM6系列斷路器作爲全數字化產品，總體技術已處於國際領先水平，是常熟開關持續將工藝改進與智能製造融合的全面體現。常熟開關2021年研發投入1.3億元，研發強度約爲4.78%。
蘇州向技術密集型智能製造的轉型路徑中有兩個特點值得關注。
首先，智能製造不是排除人，而是讓勞動力在生產系統中所佔比重減少，在生產過程中減少人爲的因素，加大知識和技術在整個生產系統的比重。
第二，蘇州智能製造並非盲目追求“智能”，是以效果爲導向，即是否可以通過智能製造，提升生產效率和資源綜合利用率、降低研發週期、運營成本和產品不良率。在電子信息產業佔到半壁江山的崑山，電子信息產業的產品迭代更新速度日益加快，如果在智能化改造方面無法做到模塊化、柔性化製造，產線很容易無法適應產品迭代的速度。因此，即使對於很多大企業，也是從某一個重點環節開始進行數字化改造，如零部件管理、物流環節等。
2．從生產型製造到服務型製造
新一代產業革命對產業發展帶來一系列重大變革，服務型製造已經成爲製造業新趨勢。自動化帶來大規模生產的成本降低、利潤空間減少，企業從單純關注產品生產，延伸到產品+服務，爲客戶在使用過程中提供增值服務。製造業企業需要通過創新優化生產組織形式、運營管理方式和商業發展模式，不斷增加服務要素在投入和產出比中的比重，才能不斷延伸和提升價值鏈。
發達國家往往存在“兩個70%”現象——除了服務業產值提升至GDP的70%以外，還有生產性服務業佔服務業的70%。生產性服務業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融合的關鍵環節，是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推動力。相關研究表明，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程度提高1%，製造業效率可以提升39.6%。對於蘇州的產業轉型而言，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延伸性和配套性產業，將製造業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對於提高城市制造業的綜合競爭力十分關鍵。
蘇州生產型製造業到服務型製造業的轉型佈局早，成效顯著。早在2003年，蘇州市就探索製造業服務化轉型[6]， 自2014年起，蘇州市每年出臺的重要政策文件中都明確支持服務型製造發展，每年定期組織企業參加服務型製造培訓。2018年，蘇州成爲全國首批六個“服務型製造示範城市”之一，至2021年共獲評11家國家級服務型製造業企業，佔江蘇省一半。
然而從數據上看，2020年蘇州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爲5751億元，佔GDP比重約爲28.5%，這與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尚有十個百分點以上的差距[7]。2020年當年蘇州提出打造“生產性服務業標杆城市”，高規格系統佈局生產性服務業，發佈系列政策舉措，重點扶持研發設計、供應鏈管理、檢驗檢測認證服務等九大生產性服務業企業，計劃到2025年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突破1萬億。
定製化生產是服務型製造的典型方式之一。波司登雖經歷幾次品牌轉型，但仍面臨品牌老化、創新乏力的問題。在銷售端實現與消費者實現更緊密互動，在生產端建設大批量定製能力，被波司登視爲破局關鍵。2010年，波司登開始導入智能化生產裝備，投入近億元引進國際領先的智能化生產線，提升工人生產效率和生產柔性，爲實現供應鏈快速反應打下了基礎。波司登的智能製造生產基地創新地推行服裝加工部件流模式，實現生產的高度自動化、智能化，爲實現小批量、多品種、快速反應生產創造了基礎條件。在常熟的奇瑞捷豹路虎，也已經形成了較成熟的柔性生產能力，不同規格和不同配置的車都可實現在同一條生產線上進行生產。
也有許多蘇州製造業企業從自身探索智能製造轉型、打造智能工廠，逐步蛻變爲智能製造解決方案提供商。緯創集團、博世、友達光電、亨通集團、永鋼集團、博衆精工等企業已經將軟件開發、系統集成、信息服務等分支機構分離，成立獨立法人實體，對外輸出專業服務。
緯創資通（崑山）有限公司根據自身2010年開始從精益生產到智慧製造的經驗，成立服務機構緯技智能，提供從診斷到最終落地成效的智能化改造解決方案，以及全週期的長效服務。再如以消費類電子代工起家的博衆精工，通過較好地將工業自動化底層技術方面的積累，與相關領域生產流程技術訣竅的結合，迄今已將消費類電子智能解決方案、新能源智能製造解決方案作爲其主營業務領域。
3．從規模擴張到專精特新發展
作爲我國經濟韌性的重要支撐與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的關鍵主體，培育專精特新企業、激發中小企業創新發展活力正獲得高度重視。2022年全國兩會，“專精特新”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蘇州目前已擁有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172家，第四批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入圍123家，位居全省第一。蘇州的專精特新企業以其質量效益綜評突出、細分行業地位穩固、科技創新優勢明顯、兩化融合水平較高等特徵，對中小企業形成了整體的帶動，爲蘇州經濟高質量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長光華芯近期入選第四批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成立十年以來，長光華芯堅持自主可控，從芯片設計到芯片製造全部自主完成。面對與國外競爭對手的技術差距，長光華芯選擇專注特定領域，堅持精益求精，逐個突破，以技術和品質贏得市場。目前，長光華芯在高功率半導體激光芯片細分領域市場佔有率居全球第二、全國第一，並正在向光通信、車載激光雷達等領域拓展。
再如廣大特材，在成立2年後全面向特種鋼材轉型，通過長期漸進的技術創新積澱，在熔鍊、成型、熱處理等決定材料性能及穩定性的各項核心關鍵工藝不斷探索突破，並在齒輪鋼、模具鋼、精密機械零部件、特種不鏽鋼及特殊合金等產品中產業化應用。廣大特材持續進行研發投入和新增核心技術改進，研發佔營業收入比例多年保持在3%-4%，2021年高達4.78%。
蘇州專精特新企業的發展離不開蘇州市的系統謀劃、統籌推進，更離不開對企業的主動服務與有力支持。總結來看，蘇州市培育專精特新企業以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短期支持和中長期發展相兼顧，從“短、中、長”三個維度系統發力。
短期，強化因企施策貼身幫扶、助力企業走穩走實專精特新發展道路。蘇州市聚焦中小企業發展的難點、堵點，積極加大財稅支持、優化信貸政策、暢通融資渠道，因企施策因業施策，有效解決了一批專精特新企業發展的核心問題，保障了專精特新企業的平穩發展。例如蘇州的“政策計算器”，一方面整合各級政策文件，從企業需求出發，結合不同條線部門業務對政策進行解讀梳理和數字化拆解，重構企業視角的標準政策內容，讓企業找得到、看得懂；另一方面爲企業統一建戶建檔，通過各類數據信息動態匯聚，形成多維度“客戶畫像”，爲政策服務的精準化、個性化打下基礎。實現政策精準推送，解決政策服務“最後一公里”問題。
中期，加快補鏈延鏈穩鏈固鏈、拉大拉寬專精特新企業發展空間。中小企業的發展除了依靠政策扶持、突破資金、技術等發展瓶頸，市場纔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關鍵。蘇州市依託製造業基礎，加快推動現有產業鏈補鏈、穩鏈、固鏈，並持續推動中小企業增強造血能力，主動融入全市產業鏈供應鏈發展格局，拓展細分市場。例如崑山依託13家龍頭企業（集團）爲中心，做好延鏈、補鏈、強鏈工作，帶動上下游中小企業科技創新、專精特新發展。同時，構建供應鏈中占主導地位的核心企業與上下游企業一體化的金融供給和風險評估體系，利用核心企業的“大而強”實現上下游中小微企業融資的“快而廉”。
長期，持續推進營商提質與品牌育林，厚植專精特新企業創新發展土壤。歸根到底，城市產業的競爭力離不開產業創新集羣生態環境與營商環境，更離不開城市品牌的塑造與賦能。近年來，蘇州積極推進創新生態體系搭建，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實施“蘇州製造”品牌育林工程，加快推動“蘇州製造”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全力打響“蘇州製造”品牌，厚植專精特新企業的發展土壤。如蘇州工業園區發佈《蘇州工業園區“專精特新·匯計劃”專項行動實施方案》，提出以產業、金融、人才、服務、技術五大類資源助力中小企業走上“專精特新”道路，強化政府引導、匯聚各方資源，爲“專精特新”企業提供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新穎化的服務。
在穩穩咬住“產業鏈強市”、塑造新發展優勢、實現發展高位突破的新徵程中，蘇州仍需強化示範效應、主動作爲、積極探索，強化三個結合，在專精特新培育工作中完善“蘇州經驗”、跑出“蘇州速度”、打響“蘇州品牌”。一是要推進強企與強鏈相結合，提升專精特新企業帶動力。二是推動企業數字化與集羣數字化相結合，提升專精特新集羣競爭力。三是推進縣域引領與產城融合相結合，提升專精特新企業輻射力。
4．從單一研發投入到創新要素集聚
在科技引領經濟發展方面，蘇州在全國處於較前水平。2021全社會研發投入與GDP的比值蘇州僅次於深圳，達到3.9%，且在從2016年到2021年的六年中增長迅速，大幅高於其他幾個製造大市。擁有多個“科技巨頭”企業的深圳，這一數據達5.36%。
將蘇州放在全國範圍內比較，雖然蘇州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相對較少，但將產業集羣建設和創新能力培育融合發展的蘇州製造業憑藉其豐富的工業體系和龐大的高技術產業，在全社會研發投入排名中排在四個一線城市之後，位於第五名（見圖12）。
近年來，蘇州致力於發展高技術產業，2021年，全市高技術製造業產值14062.2億元，比上年增長11.9%，佔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34.0%。
截至2022年7月22日，蘇州科創板上市公司數量達到46家，僅次於上海（65家）、北京（59家）。蘇州與深圳的競爭相當激烈——截止到2021年末，排在第三位的還是擁有29家上市企業數量的深圳。
圖12 中國各城市研發投入排名（2020年），資料來源：騰訊新聞企鵝號，https：//new.qq.com/rain/a/20220718A01VUC00
根據蘇州市的部署，下一步重點是產業創新集羣，最重要的任務是促進行爲主體合作，增加行爲主體的集體效率與協同效果[8]。蘇州正在從以產業配套爲主的生產集羣到以合作互動爲主的創新集羣的轉變，其中涉及到產才融合、產教融合、產金融合、產創融合等問題。
產業創新集羣不應只是政府單純“打造產業鏈”的經濟過程，而是政產學研共同發力，共同提高產業發展質量，提高地方競爭優勢的重要載體。在這方面，蘇州的產業創新集羣發展尤其體現出本土經濟的活力。除了基於政府規劃園區或是“大院大所”的產業創新集羣外，蘇州的民營企業也在集羣創新資源的打造中發揮重要作用。如龍頭企業盛虹集團與東華大學組建了先進功能纖維創新中心，建立產學研用協同的技術創新體系，這也是全國首個由民營企業牽頭建設的國家級創新中心。再如亨通集團，已經在基礎研究上有所投入，並設有5個國家及省級重點實驗室。
5．從產業結構調整到現代產業體系建設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蘇州的產業結構調整逐漸加速。尤其自2004年服務業促進大會以來，蘇州推進“服務業跨越式發展”，提出了“今後35年，服務業增加值佔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力爭每年提高12個百分點”的發展規劃。
蘇州要求服務業的發展實現“跨越式”，是蘇州對第二產業可持續發展，尤其是經濟資源短缺問題的前瞻性判斷，希望通過發展服務業爲製造業二次升級創造優勢。
在實際的發展中，蘇州第三產業佔GDP比重的上升並非冒進，而是實現了在較爲合適的區間內穩步前行，從2004年的31.3%逐步上升至2010年的40.1%，並於2016年上升至50.4%（圖13）。除了政府對服務業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以外，蘇州主要通過在服務業各領域廣泛引入市場機制，激活產業發展內部活力，形成面向市場的良性循環，如2003年蘇州就先行先試地提出服務業對香港全面開放。
圖13 蘇州三大產業結構佔比變化，數據來源：蘇州市統計年鑑
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蘇州再次積極推進產業調整，從關注產業結構升級轉變爲關注現代產業體系的塑造。蘇州更加明確了自己的發展目標，不再重點關注產業結構比例的變化，而是更加關注城市經濟的整體競爭力。
以戰略性新興產業來培育經濟增長點，以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城市人文精神的提升來集聚要素，以人才的優勢贏得創新的優勢、競爭的優勢和發展的優勢。着力解決外資佔比過大、外資發展路徑依賴、民營經濟活力不足等問題，讓經濟發展由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由粗放式增長轉向集約型發展。
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蘇州提出跨越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和新醫藥、節能環保、軟件和服務外包、智能電網和物聯網、新型平板顯示和高端裝備製造等八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在政府的長期培育和引導下，蘇州逐漸形成了當前的四大主導產業格局：電子信息、裝備製造、生物醫藥、先進材料。至2021年底，蘇州製造業新興產業產值佔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已達到54%。
在對現代產業體系的構造中，蘇州始終堅持“製造立市”，在推進主導產業發展的同時，佈局科研機構、創新載體、金融服務、培訓機構，其理念是這些機構都需圍繞服務產業需求而發展，提倡科技、金融、人才與製造業的融合與協調，根本目的是提升製造業根植性和競爭力。
6．從產業需要到驅動應用型創新發展
缺乏從“0-1”基礎型創新突破，是人們對於蘇州未來發展動能乏力的主要擔憂。蘇州的大學、科研院所數量與其經濟體量並不匹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蘇州鄉鎮企業藉助於“星期天工程師”攻克技術難題，如今則憑藉蘇州市與各區豐厚財力吸引大學及科研機構落戶。中國科學院納米所、醫工所等34個分所落戶蘇州，佔到中科院全國研究機構的20%。
客觀來講，受到城市能級、上海虹吸效應及經濟結構特徵等影響，讓蘇州過多承擔基礎研究任務並不現實。解決企業在“1-100”應用型技術方面的研發難題是蘇州引進“大院大所”的核心目標。佔蘇州經濟半壁江山的外資難以融入本地創新環境，能夠主動帶動創新鏈發展的民營龍頭企業數量還較爲有限，更加需要蘇州政府提供前瞻性引導，爲科研與產業進行嫁接。通過調研可以發現，圍繞蘇州四大主導產業，蘇州產學研合作的機制已經搭建起來，這爲科技成果轉化，研究機構更貼切瞭解產業需求，創建了良好條件。
成立於2020年的材料科學姑蘇實驗室由蘇州市和工業園區共同出資200億元建設，建立初衷是“服務於應用”，要求技術創新必須與產業需求緊密結合，並設計出一套“成果交易前置”的機制。國際前沿、國家需求、市場需求“三元交疊”的模式可以引導企業更早介入科研過程、更多接觸基礎科學。目前姑蘇實驗室的3個重點材料突破方向集中在電子信息領域，與蘇州產業向高端化進階、解決關鍵原材料和核心零部件“卡脖子”問題高度契合。
常設科研機構的創建補充了蘇州本地的基礎研究力量。例如長三角材料研究院，既有固定的科研人員，又能調動國內相關領域頂級的院士、教授，同時通過創新性制度設計，以市場化的激勵機制鼓勵本地研發團隊的技術轉化。此外，科研機構機構也承擔共性技術平臺資源共享的任務。全市範圍內，目前已集聚上海光源大科學裝置、復旦大學專用集成電路與系統國家實驗室、納米真空互聯實驗室等高端科研設施在內的儀器設施54970臺，原值405億元，提供各項服務24800項，解決企業各類需求5861項。
蘇州的創新發展模式以需求拉動型爲主。結合蘇州的產業特色與發展需求，引進“大院大所”既可以助力蘇州製造業企業的轉型升級，形成完整的產業服務鏈條，也有助於蘇州的園區經濟實現新突破，構造以創新資源爲核心的產業集羣，並在此基礎上以產業基金爲企業提供支持。
7．從服務實體需求到構建產融結合新生態
蘇州構建了新型的產業與金融合作生態，充分拓展金融功能、優化金融服務實體的效果，這也是蘇州金融的核心“抓手”。這與當前我國地方金融改革從片面追求要素集聚，轉向重視金融功能完備、生態健全相契合。2021年，蘇州金融業實現增加值1971億元，佔全市GDP比重8.7%。目前，蘇州共有292家持牌金融機構、309家地方金融組織、455家在中基協備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蘇州的產融結合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特色：
第一，全面推動產業金融創新與發展。蘇州擁有極具特色、比較優勢突出的資源稟賦與產業佈局，其金融發展自然需建立在助力產業優化之上。近年來，蘇州立足製造業企業發展需求，充分發揮市場主導作用，政府通過搭建平臺、聚合資源，引導和推動金融創新服務製造業企業，助力打造“創新集羣引領產業轉型升級”示範城市，推動產業經濟向創新經濟躍升。到2022年6月末，全市有162家備案創投企業，累計註冊資本686.7億元，累計實收資本431.3億元。
通過調研發現，蘇州大部分板塊都以國資形式成立了引導基金和直投基金，形成了政策性投資平臺、引導基金平臺、資本+產業園協同等幾種代表性模式，配合政府招商與人才招引工作，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有力的國資撬動、市場參與的長期投資，圍繞生物醫藥、科技創新等核心主題，一大批重點產業項目在有力的金融支持下，加速落地。
第二，重視金融與科技的互動融合。蘇州不斷深化研發和創新成果，構建“金融+科技”核心驅動力。一方面從金融科技視角看，蘇州有序承接和推動金融科技創新監管試點，成爲第一批數字人民幣試點城市，爭取到長三角數字貨幣研究所落地，並已探索性地形成一批應用場景，試點示範作用走在全國前列，初步形成了產業鏈上下游的延伸與集聚，強化了金融與科技深度融合，並有望形成新業態。另一方面從科技金融視角看，近年來蘇州金融、科技、工信等部門加強協調聯動，完善政策鏈、暢通信息鏈、撬動資金鍊、優化服務鏈，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科技創新支持力度，形成了四“鏈”聯動的科技金融“蘇州模式”。
第三，練好“內功”完善政策環境與基礎要素。近年來，蘇州出臺了《蘇州市金融支持企業自主創新行動計劃》、《蘇州市金融支持製造業發展若干具體政策》、《關於實施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融資暢通工程的意見》、《蘇州市金融支持產業創新集羣發展的工作意見》、《關於推進蘇州金融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及《若干措施》等一系列重要政策，積極打造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標杆城市、數字金融創新標杆城市、產業資本集聚標杆城市、金融開放合作標杆城市，努力建設成爲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有良好協同增強效應的功能性金融中心。同時，以徵信服務爲代表的基礎要素也不斷完善，蘇州成功創建全國首批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示範城市，開展小微企業數字徵信實驗區建設試點，在全國城市信用狀況監測中長期保持地級市前兩名，多次獲省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專項考評第一等次，並且積極參與央行推動的“全國+地方”雙層徵信體系建設。
第四，充分利用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立體功能”。多年來，蘇州堅持以“儲備一批、培育一批、輔導一批、申報一批、掛牌一批”爲總體工作思路，建立可持續上市後備梯隊，初步形成了“支持企業上市、支持上市企業”的良好氛圍。據統計，2022年上半年，蘇州新增A股上市公司14家，新增數量位居全國第二，新增在審企業25家；在上半年市場各大重要指數普跌的情況下，32只蘇州股（剔除新股）實現上漲。此外，蘇州的創投行業已經走出了獨特的“新產融模式”，據證券時報·中國資本市場研究院發佈的《2021中國內地省市創投實力榜》顯示，蘇州創投實力位居全國第六、江蘇第一，尤其是在創投機構實力、創新實力、政府支持等方面表現突出。
第五，運用政策性金融手段改善市場風險管理。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的互補支撐，是蘇州金融發展的又一特色。例如，2015年設立的“信保貸”就運用信保基金撬動貸款規模，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截止2022年5月末，累計10376家企業獲得授信，突破千億元。再如，近年來蘇州設置科技貸款風險補償基金、信用保證基金、科技貸款貼息等專項獎補資金池，每年更新並下發《蘇州市科技金融計劃項目的通知》，通過“政府補償+銀行信貸”風險共擔模式，對科技信貸的風險損失進行補償。還有，蘇州工業園區2020年上線“園易融”，目前上架政策性金融產品10項、普惠性金融產品152個，累計解決需求7377筆，授信額超400億元。
與蘇州作爲全國第六的城市經濟體量相比，其金融仍有巨大發展空間。預計蘇州將以較強的製造業及貿易基礎爲依託，放大現有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創新優勢，不斷突破發展瓶頸，真正建設成爲金融服務實體標杆城市。
8．從營商環境優化到產業生態構建
受工業園區、高新區的建設經驗影響，蘇州在營商環境的打造方面走在全國領先。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服務型政府的理念、營商審批的高效性、“一張藍圖繪到底”所帶來的政策可預期性等，就已經在蘇州落地。這一過程始於第一個中外合作開放區蘇州工業園區的建立，工業園區的成功經驗被總結爲“歸根到底是我們借鑑新加坡經驗，構建服務型政府的成功。”[9]按照新加坡政府的理念，經濟增長速度與政府服務質量存在密切的關係，良好的經濟機構，特別是公共部門，對吸引外資、促進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這一理念很快也普及到蘇州全市。在2002年蘇州市發佈的《關於推進政府改革加快職能轉變的意見》中，蘇州提出要促進行政行爲和管理方式從管制型向服務型、從管微觀向管宏觀、從直接干預向間接調控轉變；堅持依法行政，規範、高效地履行法定職責；培育發展各類行業協會和中介機構，構建管理規範、運作高效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等內容。2012年以來，蘇州又提出“讓法治成爲蘇州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標誌”，意在總結梳理營商環境建設中的改革措施，將行之有效的舉措上升爲地方法律法規。
在調研中，所有企業都認可蘇州“無事不擾、有求必應”的營商環境，也提及在財政補貼項目申請方面的流程簡單及主動服務，讓“優惠政策找企業”。特別還應指出的是基層的主動性與擔當性，願意切實幫助企業解決實際問題，在施政時不搞“一刀切”。
但是，企業的基本經營需求是獲得持續盈利和擴大發展的空間，僅靠“店小二”的周到服務無法從根本上滿足企業的發展需要。
蘇州已經開始早其他城市半步，構建產業生態。良好的營商環境可以降低市場主體的成本、增強市場主體投資激勵和激發市場主體創新動力。而產業生態的營建則可以不斷產生系統整合報酬，真正形成產業“搬不走、壓不垮、拆不散”。在產業生態的營建下，蘇州的外資企業與本土企業形成內外聯動之勢，充分發揮外向型經濟的正外部性；內生動力逐年增強，一批批細分領域的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茁壯成長。也因此，疫情下蘇州製造業產業鏈韌性強勁，這在當下的國際環境與宏觀環境下都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
醫療器械產業園是蘇州產業生態建設的典型。高新區政府通過成立區屬國企，開發運營了國內第一家醫療器械產業園。除了產業園區的載體開發、物業運營功能，醫療器械產業園還提供技術服務平臺及公共服務平臺。技術服務平臺提供基礎共性平臺，園區引入了醫療器械可用性測試平臺、江蘇省醫療器械檢驗所蘇州分所、中科院一工所，東南大學醫療器械研究院等，爲園區企業提供檢驗檢測、技術服務等支持。公共服務平臺則幫助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對接省市政府資源，例如藥監審評機構，解決企業在註冊審批上市方面的難題，力圖將園區內醫療器械企業迅速帶上正軌，產品快速上市，實現盈利。發展10年，園區已有300多家企業，產業規模達到爆發期。
政府是社會的管理者，以解決公共問題、社會問題爲責任，以爲民服務爲宗旨，負責維護各類羣體的利益，除了服務型理念與高效運作，更應該擁有長遠的眼光。在這方面，蘇州政府展現出前瞻性，將科學預測和有效預防等作爲自己的核心職能之一。在做好招商引資工作的同時，蘇州從10餘年前開始主動引導、重點培育新興產業，並堅持長期投入與扶持。
工業園區最早開始主動進行產業培育，自2006年就錨定生物醫藥、納米技術應用、人工智能三大新興產業，並探索積累了“十個一”的特色培育機制，即聚焦一個特色產業，制定一個產業規劃，組建一家國資公司，建設一個功能園區，引進一家大院大所，設立一支產業基金，成立一個服務機構，集聚一批龍頭企業，搭建一批合作平臺，打造一個盛會。以最有代表的生物醫藥行業爲例，至2022年7月，工業園區生物醫藥產業園上市企業達23家，其中大部分都是由園區引進、培育。如今這套產業培育模式，在蘇州很多板塊都得到了複製。
除了生物醫藥產業，在先進材料領域，通過建設科技創新載體、引進高端創新人才、前瞻部署新型納米功能、納米生物醫用、納米材料宏量等關鍵技術，已經在蘇州市形成了從原材料到應用的全產業鏈佈局，擁有中科院納米所等200多家企業和機構，產值超過280億元。
05
蘇州製造的挑戰與躍升
站在工業總產值超過4萬億的新臺階上，蘇州製造已經成爲全國以至全球的佼佼者，但是，在進一步攀升的道路上，也還存在不少的問題和挑戰。例如，在創新能力方面，高端創新資源仍然不足；在區縣統籌協調方面，由歷史沿革和產業佈局帶來主城區向心力不足；在產業融合方面，不同產業跨界融合仍然不夠；在發展環境方面，供應鏈產業鏈加快重組風險大。面對這些新挑戰，蘇州需要進一步把握大勢，抓住機遇、化解風險，進一步提升國際分工地位和國際競爭力，實現“既大又強”。
1．蘇州製造業面臨的挑戰
（1）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
蘇州外向型經濟色彩濃重。在工業經濟領域，2021年外資企業在蘇州規上工業總產值的佔比接近六成（57.3%），外資對於蘇州經濟仍起着壓艙石的作用。當前，中國製造業的比較優勢與發達國家互補性減弱，國際分工與產業鏈調整早已開始，在逆全球化趨勢、供應鏈收縮、貿易投資減速、中美戰略博弈長期化等背景下，蘇州過去賴以繁榮的外部條件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在上一輪經濟結構調整後，蘇州抗外部風險能力明顯加強，但受地緣政治影響，未來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可能會遭受超預期衝擊。對此，蘇州應儘早籌謀、儘早佈局。以下幾個因素正在推動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加速重構：
一是風險成本化。長期以來，產業鏈的佈局與調整主要遵循“要素成本-收益”的經濟規律。但如今非經濟因素造成的風險成本納入到企業空間決策函數中，產業鏈按經濟規律線性調整轉向非線性跳躍，本土化、多元化和友岸化的趨勢明顯。
二是知識數字化。近年來，隨着製造業數字化的滲透率提高，本土化的“隱性知識”通過工業軟件得以數字化、顯性化，知識溢出更加迅速、便捷且低成本，降低了產業轉移的技術門檻。
三是營商環境園區化。如新加坡正在越南等東盟國家推行類似於中新蘇州工業園的園區模式，這將在發展中國家的特定區域內，快速提高其硬件基礎設施水平、加快制度環境優化，爲其承接產業轉移創造更好的環境。
蘇州製造業如按原有的國際分工規律發展，將趕不上全球重組的步伐。例如，在蘋果公司全球前200家供應商工廠中，蘇州企業就有75家（國內東莞、深圳、上海等地有120多家），在越南和印度僅20多家，位居全球各大城市榜首。但在全球產業鏈震盪重組的背景下，作爲蘋果、三星等跨國鏈主企業供應鏈中的一員，蘇州衆多市場佔比高的製造業企業會面臨被替換或被要求轉移至國外的風險。
圖14 部分地區的蘋果公司工廠分佈數，資料來源：卓賢，2020：《中國製造保鏈根本在強鏈》
（2）國際、國內創新競爭加速
連續三年的疫情，國際局勢的不斷動盪，世界經濟發展減速，主要工業發展國家面臨經濟衰退風險。歷史表明，在經濟衰退風險加大時，創新往往加速，以技術變革衝破風險壓力，以創新奠定衰退後的高速。多年前，主要工業國家觀察到技術變革加速、勞動力成本提高、資源環境約束加大的趨勢，紛紛制訂各種戰略和計劃，如今已顯現出應有的作用。當今國際格局發生巨大變化，這些主要工業國家更是加快了步伐，加大了力度。
表6 疫情發生以來主要工業國家技術變革相關計劃，資料來源：葛春雷、李宏，“國際科技創新戰略何去何從”；郭宇娟、郝家星“美國發布新版《關鍵和新興技術清單》”
蘇州製造還需面對國內其他城市加快創新步伐的追趕。在動力轉換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下，國內製造業發達的城市，加大研發投入，加快智能化改造和數字化轉型，強化創新體系建設，形成了你追我趕的局面。在科技部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發佈的2021年創新型城市創新能力排名中，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別爲深圳、杭州、廣州、南京、蘇州、武漢、西安、長沙、合肥、青島。其中，排名第二位的杭州人才淨流入連續多年全國第一，全社會R&D經費支出和有效發明專利量強勢增長。同屬於江蘇省的南京在2021年獲批建設全國首個引領性國家創新型城市。進步最快的城市是合肥，從全國第十三名成功上升至第九名，在《科技日報》梳理的中國2021年十項重大技術突破中佔據四席。
與上述榜單中排名靠前的城市相比，蘇州仍然在一些領域存在差距，表現爲科技成果轉化率偏低，源頭創新偏少，具有科技引領性的大型民營企業偏少。在調研中，專家組發現即使是蘇州工業園區重點打造的生物醫藥產業，也有許多高科技企業仍然處於局部創新和模仿階段。提升創新能力，在商業環境、創新政策和政府監管上下足功夫，將是蘇州在未來數年的重要任務之一。
首先，提升創新能力是一項系統工程。一個完整的創新生態應該由6個鏈條組成，即創新與企業緊密結合、創新與基礎研究相連、創新與成果轉化形成產業鏈、創新與人才建設相連、創新與金融資本相連、創新與政府公共服務相連等共同組成。蘇州在構建創新能力時，容易依照招商引資的慣性思維引進科研機構和院所，許多機構以節點存在，機構之間互動和鏈接待加強，需要“從點到線”、“從線到面”構建創新生態。
第二，創新生態仍存在短板環節。在基礎研究和技術攻關領域，蘇州缺乏重大創新載體、大科學裝置，以及一流的關鍵共性技術研發平臺。在人才建設方面，現代創新體系的構建尤其需要綜合性人才。在調研中，不少機構和企業反應缺乏熟悉國際化大生產和管理經驗的人才，從事頂層設計的技術帶頭人，熟悉國際資本運作的人才，跨行業跨領域的人才，以及通識市場、技術、經濟甚至政策的融合性人才等。
第三，中小型企業存在成果轉化方面的難題。在張家港、吳中等地的調研發現，中小型科技企業面臨一些共性問題，例如，高端人才引進困難、項目融資困難、技術獲得難、企業獲得外部支撐能力弱、市場拓展渠道有限、培育高價值專利能力匱乏等。即便是獲批成爲專精特新“小巨人”的企業也面臨上述瓶頸。需要深入研究各類中小型企業科技創新需求的特點、痛點和難點，找出幫助企業實現科技成果轉化，完成轉型升級的路徑和方法。
（3）產業跨界融合，資源整合重組
隨着高新技術與製造業的深度融合，製造業的邊界和產業形態在不斷髮生變化。製造業與其他產業的跨界融合漸成趨勢。
從蘇南模式的突圍，到從九十年代始於上海開放的外向型經濟帶動，再到“工業向園區集中”[10]的工業區經濟加速發展和轉型，蘇州已逐步打下極爲深厚的工業基礎，擁有許多優勢特色產業，並有着在產業鏈內實現配套的能力。但是，蘇州的產業間互動仍待加強。在現代產業體系中，產業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產業間的跨界融合已成爲創新的關鍵，新業態、新模式亦是在融合中產生。這對於需要提升內生動力、尋找新增長點的蘇州非常重要。
除了從微觀視角促進產業間更好地互動，從宏觀視角探究如何促進市域經濟一體化，也應是蘇州在未來幾年的關鍵任務。
蘇州需要做好市域經濟統籌發展，提升城市制造業綜合競爭力。蘇州縣域經濟發達，在最新公佈的2022賽迪百強縣榜單中，崑山、張家港、常熟和太倉分別位居第一、三、四、七位。從地區生產總值來看，四個縣級市之和甚至超過全市GDP的一半。這既是蘇州經濟的優勢——避免了“大城市病”，城市更加高效也更加人性化，但同時也間接證明了蘇州主城區的向心力偏弱，六區四市容易產生同質化競爭。例如，在上文的蘇州市產業地圖中，工業園區、張家港市、太倉市、吳江區等地都提出重點發展生物醫藥產業，而只有發揮好比較優勢，補齊短板，才能真正提升全市生物醫藥產業的綜合競爭力，發揮產業協同效應。
表7 蘇州各區市地區生產總值佔全市比重，數據來源：2021蘇州市統計年鑑
如何在市場“看不見的手”、政府“看得見的手”的引導下實現市域經濟統籌發展，讓工業經濟各有側重，從而提升製造業整體的供應鏈規模和效率，是蘇州未來需要面對的重大挑戰。
2．蘇州製造業的躍升
經過多年努力，蘇州製造成爲中國製造的亮點。當前，蘇州製造正處於發展的關鍵階段，爲保持蘇州製造的競爭優勢，應對百年未遇之大變局帶來的挑戰，謀劃未來，蘇州製造必須在現有基礎上躍升，爲此可以在產業驅動力、產業攻堅力、產業協同力上縱深部署，做好三篇大文章。
（1）強化產業驅動力：做好“1-100”進軍“0-1”的大文章
謀劃創新就是謀劃發展，謀劃創新就是謀劃未來。以創新爲驅動的產業是充滿活力的產業，是生命力旺盛、贏得未來的產業。在國際和國內創新競爭加速的大背景下，蘇州製造必須解決高端創新資源缺乏、內生創新能力較薄弱等環節，做好從“1-100”進軍“0-1”的大文章。
首先，要抓好創新體系的建設。着重抓“兩頭“，一頭抓國家實驗室和重大科學設施建設，解決創新驅動力的源頭和基礎，在前沿技術領域掌握主動、搶佔先機；一頭抓科技轉化產業的橋樑與通道，解決產業發展的技術來源和供給，爲產業經濟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和動力。
第二，要抓好創新着力點的三個轉變：
一是“由後向前”。創新着力點從“應用取勝”轉向“尋根探源”；由“逆向發展”轉到“正向挺進”；從注重“市場份額”轉向掌握“技術來源”。
當前，國內許多產業正在遭受“卡脖子”難題。從逆向發展轉向正向發展，從滿足市場、關注市場應用轉向技術源頭創新，應是製造業下一步的關鍵課題。蘇州擁有深厚的製造業根基，擁有許多有能力探索源頭創新的製造業企業。如何“由後向前”，重塑創新理念，提高基礎科研能力，培養有本地根植性的創新網絡，從而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現代產業體系，實現從效率改善到價值創造的轉變，將是蘇州製造贏得未來的重要方向之一。
二是“由表及裏”。從技術賦能走向產業提能；從“外化於形”走向“內化於心”，從企業運營走向產業核心。
在數字經濟時代，各地政府紛紛大力推動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通過發展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5G等新技術，實現數字賦能、助力企業轉型。數字化、智能化的“化”，是要讓各種新技術深度融入產業，成爲產業的有機核心和靈魂，創造新原理、新工藝，開發新產品、開闢新賽道。與全國許多製造業城市相比，蘇州在“由表及裏”發展上具有強大的產業根基，將爲蘇州製造打造技術新引擎，
三是“由面到基”。從重視整機產品轉向同時重視關鍵部件；從產業規模爲上轉向產業基礎爲本。
過去，中國製造業往往更關注“地面上的產業”及其規模，而對“地下的根基”及其強固未予足夠重視。這裏提到的產業基礎，指的是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基礎材料、基礎工藝及裝備、工業基礎軟件以及產業技術基礎。此類“五基”產業是千行百業的根基。“五基”不踏實不牢固，是各行各業遭受瓶頸，甚至產生威脅國家經濟安全風險的主要原因。蘇州擁有規模龐大的電子信息、裝備製造、化工等產業，擁有一批致力於技術趕超的本土高科技企業，對於“由面到基”的探索，亦將成爲蘇州製造提升綜合實力的關鍵任務。
第三，要抓好產業創新集羣建設。在產業集羣中匯聚創新資源、營造創新網絡，產業鏈和創新鏈、資金鍊在產業創新集羣中有機融合，不斷提升集羣活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着力建設幾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產業集羣。
第四，要抓好創新團隊建設。在創新人才引進方面，要轉變過去的招商引資思路，不僅引進，更要紮根，開花、結果、壯大、繁殖。要在行業有序競爭、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爲創新團隊的成長培植好土壤、水分，營造好環境、氛圍。
（2）磨礪產業攻堅力：做好“D”（domestic）邁向“G”（global）的大文章
專精特新企業蓬勃發展是蘇州製造的一大亮點，蘇州許多製造企業位於產業鏈關鍵環節，且在國內實現行業領先。蘇州製造實現躍升，專精特新企業要從國內市場走向國際舞臺，要儘快形成和不斷磨礪搶佔制高點的攻堅力，要做好技術升級、業務延展、市場跨越三件事。
一是專精特新的技術升級。過去十幾年來，很多企業憑藉低成本優勢實現國產替代，甚至拓展到全球市場，這是一種“虛胖”的成長。一旦相關技術由國際領先企業完成顛覆性升級，這些企業就會很快失去競爭力。
技術是專精特新企業發展的生命之源。通過技術升級，把更多新科技成果轉化到產品中去，提高產品技術含量，從而實現產品和服務的躍升。需要製造業企業精益求精，把產品做精、工藝喫透，做到小而美、小而精、小而強。
二是專精特新的業務延展。對於企業專業化發展帶來的限制，德國西蒙教授曾指出“所聚焦行業的總體規模決定了企業規模，企業選擇做隱形冠軍，就是選擇做小池塘裏的大魚”。單一業務佔企業銷售總收入70%的專業化經營企業，需要警惕過度專業化的陷阱。
業務延展可以從一個零部件向下延展到整個系統，從一個產品向上延伸到關鍵材料，從一種技術擴展到相關技術。專精特新的延展並不是盲目擴張，而是在領域內逐步消除技術盲點，破解“卡脖子難題”，從技術專精走向技術矩陣；是沿着產業鏈上下游，抓住成長機遇，突破產品邊界，甚至從提供產品走向輸出解決方案。
三是專精特新的市場跨越。從國內的專精特新小巨人，成長爲世界隱形冠軍。我國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超六成屬於工業基礎領域，超七成深耕行業10年以上，湧現出一批“補短板”的企業，企業研發人員佔比基本達到25%[11]。但是我國的專精特新企業與德國、日本的隱形冠軍企業相比仍然偏弱，包括規模相差較遠，全球市場佔有率較小，產品技術附加值偏低等。
蘇州可以在“五基”產業等領域培養主營業務突出、競爭力強、成長性好的企業，引導其成爲製造業的單項冠軍和產業集羣中的創新先鋒，並逐步從國內走向全球，登上制高點，成爲世界知名的“隱形冠軍。
在做好“D”（domestic）邁向“G”（global）的大文章時，專精特新企業要加快數字化轉型，做產業數字化的生力軍和引領者。以數字化轉型實現降本增效，以數字化轉型助力業務成長、技術創新、產業攻堅。
（3）增強產業協同力：做好“4+6大於10”的大文章
首先，在統籌和協同上取得突破。着力推進市域一體化，做好六區四市制造業的統籌與協同。
六區四市需突破行政區劃、思維限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打破產業協同障礙，做好產業創新集羣佈局。在“多點開花”、共同發展的基礎上，科學推進區域空間結構調整。
在市場“看不見的手”引導下，發揮好六區四市的比較優勢，補齊各自短板，不盲目追求全產業鏈建設，而是與周邊地區形成依附和聯動，減少資金和資源浪費，推進整合重組，暢通市域技術交易和資源流通渠道，實現產業協同發展，才能真正提升全市制造業的綜合競爭力，實現“4+6大於10”。
其次，在關聯與互動上下大功夫。充分發揮蘇州製造業門類全、特色產業多的優勢，挖掘可以結合和互動的要點。做好相關支柱產業和特色產業間的聯動，構建更強大的產業鏈供應鏈。
例如，汽車零部件是常熟的特色產業，在汽車內飾和動力系統方面頗具特色，其中內飾件需要很多纖維材料，紡織服裝是常熟的另一個特色產業。可以引導探索汽車零部件產業與紡織纖維產業間的聯結點，孕育、產生新的產業促進汽車輕量化、低碳環保，實現產業綠色協同發展和蘇州製造的新特色。
又如，蘇州正在大力發展納米技術、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可以對現有產業進行賦能，需要政府提供更好的平臺促進產業跨界合作，比如納米技術可爲紡織服裝賦能，人工智能可爲裝備製造賦能等。
在國內外雙循環背景下，不同產業間的融合互動以及製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耦合互動，是提高城市工業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的關鍵所在。讓更多的創新和創意在行業邊界誕生，在交流和互動中轉化爲實踐。
第三，在對接和輻射上做足文章。積極主動融入以上海爲龍頭的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謀劃更大更快的發展之路。
中國經濟增長極正在“由點向面”轉變，長三角地區等都市圈或城市羣的高質量發展已成爲構建國內外雙循環新格局，打造經濟發展新增長極的重要路徑。如果將上海比喻成長三角城市羣的龍頭——金融資源、科技資源豐富，製造業生產環節逐年遷出，那麼蘇州就是城市羣的龍頸——製造業在長三角地區處於核心地位，向其他地區輻射，是許多產業循環的發起點和連接點。此外，蘇州應該成爲服務於長三角一體化的中心城市，將上海的金融資源、科技資源與長三角其他城市的實體經濟對接，起好輻射帶動作用，從而形成資源共享機制，優化要素資源空間配置。
蘇州通過在長三角一體化中的清晰定位，以及通過善於借勢其他地區的優勢資源，不僅自己走出了穩步發展之路，也證明了地區間的協同發展可以錯位發展，優勢互補。未來，需要通過加快長三角地區理念共識、基礎設施、資源要素、產業經濟、公共服務、政府政策等領域的深度融合，積極參與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建設，謀劃更大更快的發展之路。
蘇州以系統性思維探路製造業轉型升級，以前瞻性眼光應對製造業未來挑戰，對於全國許多城市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鑑意義。
註釋：
[1] 《蘇州製造強市，砥礪奮進再出發》，蘇州市工信局
[2] https：//stat.unido.org/content/learning-center/classification-of-manufacturing-sectors-by-technological-intensity-%28isic-revision-4%29
[3] 深圳的數據明顯偏低，筆者向深圳統計局諮詢，瞭解到其中存在統計口徑不一致的問題。
[4] “充分利用國際IT產業轉移的良機，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構築設施完善、服務到位的開發區，通過招商引資逐漸形成配套產業鏈，從而實現區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安娜·格蘭多里，《企業網絡：組織和產業競爭力》（2005）。
[5] 王曉燕，鄭京淑，“淺析產業集羣下的‘蘇州模式’”，《經濟與管理》（2007）
[6] 蘇州：製造+服務“新蘇州製造”雙翼齊展，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7886198597520488&wfr=spider&for=pc
[7] 謀局生產性服務業，蘇州、寧波、青島、無錫製造強市如何學會“兩條腿走路”？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1352785555666215&wfr=spider&for=pc
[8] 王緝慈，《創新的空間，產業集羣與區域發展（修訂版）》（2018）
[9] 泰州日報，“看蘇州如何打造服務型政府（三）”，2008年7月17日。
[10] 蘇州在城鄉協調發展中的“三集中”：農戶向社區集中、承包耕地向規模經營集中、工業企業向園區集中。通過“三集中”，把原來水平低、產業層次不高的，向園區集中，然後用節約出的土地發展服務業和高端產業。
[11] 我國的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具有“5678”特徵。超五成研發投入在1000萬元以上，超六成屬於工業基礎領域，超七成深耕行業10年以上，超八成居本省細分市場首位。
責任編輯：梁斌 SF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