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獨家專訪屈宏斌：明年應爭取6%-7%的GDP增長，穩預期需要更積極目標，市場低估了中國經濟潛在增速

財聯社12月5日訊（記者 羅克關）步入12月份，市場關於2023年經濟增長目標應如何框定的討論逐漸增多。當前，國內機構和學者的主流看法是宜定在5%左右，海外機構則多認爲明年經濟增速在4%-4.5%之間。但在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滙豐大中華區前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看來，如此確定目標會有誤導的風險。

“作爲目標而言，明年經濟增長比較合理的區間應該是6%-7%。如果目標只定到5%，那根據我們測算，今明兩年平均增速將只有4%左右甚至還不到，大大低於長期潛在增長水平，比2020和2021年平均5.1%的還要下一個大臺階。這樣的目標對外公佈，不僅市場主體的獲得感不強，實際上也不利於新一屆政府打開局面。”屈宏斌在接受財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

屈宏斌的這一看法在當前可謂獨樹一幟。同時他認爲，不管是從短期還是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都被低估了，尤其是潛在增長率。“機構特別是外資機構，對中國長期潛在增長水平的看法確實比較審慎。如果新一屆政府能夠全力促進經濟儘快重回正常運行軌道，同時推出改革開放新舉措，這必將有效扭轉市場預期，機構整體的看法會轉變。”他對記者表示。

屈宏斌特別強調，明年實現6%-7%的經濟增速並不意味着要用強刺激。而考慮到今年低基數的影響，以此爲準發力明年經濟沒有通脹之虞。財聯社記者將與其交流的內容擇要梳理如下，以饗讀者。

財聯社記者：對於2023年經濟增長目標，目前外資機構主流預期在4%-4.5%左右，國內的主流看法在5%左右。你是最樂觀的，不僅認爲明年應該定到6-7%，對長期潛在增長率也有信心，理由是什麼？

屈宏斌：經濟增長目標由政府確定並執行。但明年GDP增速定到6%-7%不僅有必要性，也是可行的。

首先，今年經濟增長受疫情衝擊遠低於正常水平，這對明年的同比GDP增長會有接近兩個百分點的低基數效應。因此，如果明年經濟增長目標定在5%左右，那麼扣除低基數效應後的真實經濟增長僅爲3%左右，甚至低於今年的全年預估增速。這個目標意味着明年經濟不僅沒有恢復，反而更低迷，連續兩年的超低增長可能會導致難以承受的就業壓力。

我們回看2020和2021年的情況。2020年全年GDP增長2.2%，2021年增長8.1%，兩年平均下來是5.1%。逐季來看，2020年一季度下降6.8%之後，後續經濟是一個“V”型的反彈，到四季度同比增速回升到了6.5%。2021年一季度，因爲低基數效應更是錄得18.3%的同比增幅。這個過程沒有用強刺激的手段，政策在2020年5月份開始就已經比較剋制了。所以，經濟恢復的過程本身就有相當的動能，目標過低的話反而會抑制其釋放。

其次，中央政府制定年度經濟增長目標不僅對地方政府有指導意義，也對市場主體的預期有一定的引導作用。在目前市場主體預期轉弱的情況下制定一個低於往年的經濟增長目標不利於穩預期和提振信心。確定6%-7%的增長目標，對外釋放的將是政府會全力穩住經濟，並將其拉回到正常增長軌道的信號。這在當前市場環境下，有其特殊的意義，而且這個窗口期只有一次。

2020至2021年的平均增速5.1%，比疫情前的6%下了一個臺階。市場有一些聲音認爲，這代表了三重壓力的短期影響，也說明中國經濟長期的潛在增長率會不斷地下臺階。因此很自然的認爲，明年能夠定在5%也不低。但我認爲，市場對中國經濟長期潛在增長率的判斷是有偏頗的，比如有觀點說高增長了40年，增長率自然會下來，這種看法很流行，但背後沒有邏輯。事實上，我們目前人均資本存量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是有相當差距的。同時所謂的人口紅利消失和技術進步放慢也是片面的看法。我們應該更客觀的認識中國長期增長潛力。

一些呼聲認爲應該定在5%，我認爲主要的考慮是這一目標比較保險，確定能完成。特別是，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的表述也偏保守，只說了6%以上。但這不代表不能爭取更好的結果，因爲最後我們看到的結果就是8.1%。

財聯社記者：要實現6%-7%的增長，政策應如何佈局？有沒有可能在不刺激房地產的情況下完成這一目標？

屈宏斌：完全有可能。不一定要大放水，即便參照2021年也是如此。

首先來看房地產。今年1-10月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8.8%，這是對經濟增速最大的拖累項。在金融16條等政策的支撐下，後續這一塊有望企穩止跌，止跌本身就是貢獻，其對經濟增長的拖累作用會消失。明年應堅持房住不炒，通過落實16條新措施和地方“因城施策”的針對性措施爲房地產下行託底，穩住市場和預期，促進經濟恢復。

其次是消費。受到疫情的影響，今年的消費表現很不理想，前10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0.6%。但這個數據比2020年要好，當時是下降3.9%。我們預計未來政策轉向之後，消費會有一個正常的釋放。參照2020和2021年的數據，消費是從下降3.9%，反彈到增長12.5%。即便取比較保守的數據，明年從0.6%反彈到4-5%，對經濟增長也是正向的促進作用。政策上來說，財政支出應該向居民傾斜，目前是向企業端傾斜。參照香港的經驗，消費券對居民消費的提振作用是比較明顯的。

第三是基建。目前基建的空間越來越小，但綠色投資和碳中和領域仍然可以發力，地方債還能加碼。根據清華大學之前的估算，要達到3060目標未來40年要投資487萬億人民幣，也就是每年10萬億的規模。這些領域早晚都要做，可以把未來的規劃提前一些做，利當前也惠長遠。這類項目不要被短期的資產收益率所困擾，之前4萬億雖然造成了債務問題，但其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改善，今後幾十年都對提高整體經濟的生產率都會有巨大的積極意義。

最後是製造業升級。疫情期間製造業投資一直保持穩步增長。明年應加大對企業設備更新投資的定向信貸支持，多給一些低息貸款，就應該有比較大的乘數效應。這個是目前正在推進的。

財聯社記者：6%-7%的增長，總需求會不會過熱？央行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裏，對未來通脹的壓力是很警惕的。

屈宏斌：不會有通脹。剔除基數效應後的真實增長率，仍稍低於我國目前的潛在增長率，經濟不會出現過熱現象。

財聯社記者：你爲何認爲中國經濟的長期潛在增長率被低估了？合理的水平應該是多少？

屈宏斌：潛在增長率主要由供給因素決定。但目前對潛在增長率的看法存在不少的誤區，特別是人口紅利消失和技術進步放慢兩種觀點。

首先是勞動人口。傳統上認爲，勞動人口見頂之後人口紅利就沒有了，未來長期的經濟增速會逐漸下行。但中國的情況很不一樣，定量回歸分析顯示過去40年裏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主要因素並不是人口紅利，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的佔比大約在1%左右。近5年這個佔比更小，大約在0.5%-0.3%左右。換句話說，就算所謂的人口紅利全部不要，對長期增長潛力的影響也是很有限的。

同時勞動人口的絕對數見頂，但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青一代質量在上升，受教育程度在快速提高。我們60後一代大學入學率低於5%，高中畢業佔比在33%左右。但是00後一代大學入學率超過50%，我們退出勞動力市場，00後進入雖然數量上會下降，但質量是大大提升的，會抵消掉數量的影響。這要歸功與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啓動的大學擴招，20年的積累目前正是收穫成果的時候。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總和等於勞動年齡人口乘以每個勞動者的受教育年限，所以未來10年我國的人力資本積累將會加速，這將完全抵消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對潛在增長率的負面影響。

現在每年普通高校有1000萬畢業生，其中45%是理工科，這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資源。比美國、德國、日本、韓國和印度加起來還要多。新一代的工程師紅利，大大有利於未來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回望二十年前，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每年1000萬農民工的就業問題。

其次是技術進步放慢。恰恰相反，近年來中國的技術進步是在加速的，這從出口產品的結構可以看出來。我們和歐洲一些企業交流，這幾年最大的感受也是和中國做生意越來越難，因爲國內的配套競爭者在快速成熟。從企業層面來看，我們的應用型專利數量也在加速增長。當然基礎性的原創研究是另外一回事，我們擅長的就是應用型的專利，把相關的技術應用化，前面講的人力資本的積累也是一個原因。

很多人認爲，近年來的貿易衝突導致國內獲得高技術難度在上升，因此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會變慢。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誤區，一是從全球來看，高端技術並不被某一個國家所壟斷，其中主要考驗我們的應對策略；二是在很多並不是高技術的領域中，中國仍然有相當大的學習和吸收空間。比如商業模式的創新也能提高效率。

最後，所謂的中國經濟高增長了40年，體量增大後長期的潛在增長率自然會下來。類似的論調很流行，但其實背後沒有經濟學的邏輯。我們的人均資本存量和發達國家相比，事實上還是有相當差距。所以，不管是從資本、人口和技術進步各方面去看，都看不到潛在增長率會進一步下行的證據，相反很多方面還有改善的空間和跡象。一些觀點認爲債務高也會拉低潛在經濟增速，這從邏輯上來說也是不成立的。

不少海外學者基於以上幾個認識誤區對我國的潛在增長率看低，認爲2030年會降至3.5%左右。我個人估算，未來3年我國的潛在增長率在6%甚至更高。隨着二十大報告提出的深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一系列措施的落地，到2030年我國潛在增長率有望保持在5.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