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ESG連麥】哥倫比亞大學薩迪厄斯·帕洛斯基：挫折和挑戰，讓城市習得“彈性”

薩迪厄斯·帕洛斯基（Thaddeus Pawlowski）剛剛從埃及的第27屆聯合國氣候大會回到紐約。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彈性城市和景觀中心的常務董事，也是城市設計和城市規劃的研究學者和兼職副教授。

作爲一名城市設計師，帕洛斯基努力將一種彈性和韌性融入城市的長期發展中。他曾在紐約市應急管理辦公室和紐約市城市規劃局工作，致力於降低災難發生的可能性和影響；他還曾在市長辦公室工作，幫助紐約市從颶風桑迪中恢復過來。在與“彈性100城市”（100 Resilient Cities） 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合作中，他幫助建立了“彈性加速器 ”（Resilience Accelerator）項目，彙集了當地領導人和全球專家，以推動全球彈性城市項目的實施。

“彈性是城市的本能，就像具有彈性是人的本能一樣。”帕洛斯基說，

“但是，通過社會不同部分之間的合作，可以增進城市的彈性；而只具有單一目的性的城市，則會失去自己的彈性。”

在他位於哥倫比亞大學的辦公室裏，帕洛斯基俯瞰着窗外紐約的街道，侃侃而談。他見證了這座全球最具包容性城市的彈性，也見證了她的磨難、失敗和教訓。“彈性需要時間來建立。很多時候，我們通過災難來建立我們的彈性。”

界面新聞：在您看來，什麼樣的城市是“彈性城市”？

帕洛斯基：我們用“彈性”或者“復原力”，來描述一種特質，即通過面對挑戰、克服挑戰，來獲得經驗、獲得自我成長。所以，一座彈力強的城市就像一個復原力強的人。她是一個經歷過重大挑戰的城市，她能從這些挑戰中不斷學習，並在未來做得更好。這就像是，回顧過去、總結經驗，爲了更好地向前走。

界面新聞：全球哪個城市最具彈性？

帕洛斯基：我很難說哪個城市最具彈性，就像很少有城市完全死亡。我認爲，很多城市是有彈性的，或者說城市的本質是有彈性的。因爲城市是由很多人聚集而成的，她本能地會因爲人的變化而變化，具有一種進化功能。但通過社會不同部分之間的合作，可以增進城市的彈性。比如，政府與私營部門合作、與民間社會合作，讓越來越多不同類型的人蔘與到城市建設中來，這就能增進城市的彈性。反之，如果一座城市，她只有一個長官，只有一個人作出所有決定，她就像只爲了某一件事而建造的一樣，那麼她肯定是脆弱的。

我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小鎮，她是爲採煤和鋼鐵生產而建造的。 但當採煤不再有經濟價值，鋼鐵生產轉移到中國和德國等其它地方時，該鎮的經濟衰退了很多年。可是，現在她回來了，她找到了復原力，她發展了不同的經濟形式。我認爲，爲了成爲她今天的樣子，這個小鎮必須經歷那些痛苦的過渡期。所以說，一個城市的彈性，往往是通過挑戰和挫折習得的。

界面新聞：您能跟我們說說紐約的彈性經驗麼？

帕洛斯基：是的，紐約代表了一種非常大的彈性。在過去的十幾年裏，紐約市經歷瞭如此多的事情。從9.11到桑迪颶風，以及新冠大流行。現在，這個城市還處在恢復過程中，但你可以看到，紐約已經如此熙熙攘攘、生機勃勃。當然，我們還面臨着像氣候危機、住房危機等很多問題，紐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像上海、紐約、倫敦、新加坡這樣“屬於世界”的城市，她們擁有這麼多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正是這些非常“彈性”的人羣，讓這些城市也具有了非凡的彈性。

界面新聞：您是“彈性加速器”（Resilience Accelerator）的創始人之一，能跟我們簡要介紹一下這個項目是怎麼運作的麼？

帕洛斯基：這個項目就像一個橋樑，把政府、專家、社區、社會組織聯繫在一起，推動全球彈性城市項目的實施。現在我們有100個彈性城市的全球網絡。

我們在佛羅里達州東南部的邁阿密附近做了第一個“彈性加速器”。邁阿密有些像美國氣候變化的“零點”，也就是對氣候變化最爲敏感的地區。她緊鄰大西洋，城市非常密集，就像是一個緊湊的珊瑚礁，沒有高於10英尺的地面。氣候變暖帶來海平面上升，正在這座城市裏製造更多地下水。但是有人並不真正相信氣候問題，並不認爲需要市場以外的手段來干預，這是真正的挑戰。

這就是需要“彈性加速器”發揮作用的地方，尤其是在連接政府和民間社會之間發揮作用。事實上，很多時候都是政府的工作被居民“卡”住了，然後請我們出面去說服民意。

比如，我們在邁阿密海灘上做了一個項目。那裏有很多歷史建築、大型酒店。而隨着氣候變暖，整個地方未來都可能會被水淹沒。有時，即使在沒有下雨的晴天，這些街道也會被水淹沒。所有的地面基本上就像緊湊的珊瑚礁，地下就像是有着大孔的瑞士奶酪，十分吸水。所以，政府正試圖把整個城市抬高，這意味着所有的建築、道路都要抬高。這是一個龐大的工程，需要花很多錢，工程遇到了來自居民很大的阻力。比如，當你抬高整條街道的時候，住在附近的人都非常擔心他們的車道或入口就此消失。因此，我們召集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和居民，測試模擬展現了不實施項目的直接威脅，以及工程如何解決這種威脅，讓居民們用可視化的方式看到可感的證據，並且考慮到居民的需求優化了工程設計。我們成功傳遞了信息，這直接促進了工程的重新開展。

界面新聞：如何取得居民支持，往往是城市規劃建設中所遇到的最大困難之一麼？

帕洛斯基：是這樣。我想，不論是在美國、中國，還是世界其它地方，城市建設的方式往往都是自上而下的。我認爲需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情況。如何把更廣泛的民意納入到規劃和設計決策中，已經成爲我們最大的挑戰。沒有社區居民的支持，最好的項目也可能失敗。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在紐約遭遇桑迪颶風之後，我們從聯邦政府那裏得到了10億美元的資金來重建房屋和海岸線，這本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在布魯克林一個叫紅鉤（red hook）的社區，有很多公租房，居住着比較貧窮的人，這樣的社區十分脆弱。政府打算用10億美金的一部分來重建這個社區，並改善景觀。他們聘請設計師，繪製了美麗的圖紙，設計師贏得了獎項，工程最終進入施工階段。

但是他們犯了一個大錯。他們爲了施工砍掉了社區已經生長了很多年的大樹。儘管這個社區的房子很差，牆很薄，但是大樹爲房屋帶來了難得的廕庇，也過濾了高速公路和港口帶來的塵土。社區的居民都想不明白，爲什麼要砍掉這片森林。這個本意很好的項目，給人們帶來了很大的痛苦，出現了大規模的抗議，導致工程停擺。如果他們不是閉門造車，而在工程開始之前充分吸取民意，他們本可以保留樹木，或者用分階段的方式來更換樹木。在所有的城市更新項目中，我們都需要更少的“自上而下”，更多的“自下而上”。

界面新聞：您曾在紐約市應急管理部門和規劃部門工作過。我知道，應對桑迪颶風是你的一項重要工作。您還記得颶風襲擊紐約的那天情景麼？

帕洛斯基：是的，我記得非常清楚。因爲我們其實一直在準備應對一場海洋風暴。桑迪颶風登陸紐約市的那天，我正在長島度假。我立馬趕回了城裏，第二天，我就去工作了。我開始製作地圖，試圖搞清有多少房子被損壞，預計需要多少臨時住房。幾天後，我騎車去布魯克林和皇后區南部那些受影響最嚴重的街區巡查。房子的碎片到處都是，我就像是行走在人們的房子上。由於颶風導致的電線杆倒塌起火，很多房子整個都被燒燬了。

當時，我在和人們交談時真的很緊張。因爲作爲一個應急管理部門的職員，我們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對現在的糟糕情況負有責任，我們沒有在颶風來臨之前爲人們提供更多的幫助。

界面新聞：在桑迪颶風襲擊紐約之前，你們做了一些準備工作麼？

帕洛斯基：當我開始在應急管理辦公室工作後，我就在製作一個紐約所有地下基礎設施的地圖。當人們看到紐約龐大的地下隧道和地鐵系統時，就判斷紐約市的大問題是洪水。隨着海平面的上升，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東西被淹沒。然後，卡特里娜颶風襲擊了新奧爾良，這是毀滅性的，又讓我們開始認真規劃應對襲擊紐約的颶風。我們似乎總在應對上一件最糟糕的事情。

在桑迪之前，我們的確做了一個非常大的應對海岸風暴的計劃。但桑迪發生的方式和我們預想的有些不同，與我們以前遇到的其他類型的颶風都不同。我們有天氣預報，但桑迪與另一個來自東北的氣漩相交，使得風暴潮更加劇烈；我們做了各種房屋的加築或加高計劃，但這需要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在桑迪到來之前，沒有那麼多人意識到這個計劃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我們也做了疏散計劃，但我當時真的很擔心，沒有足夠多的臨時援助住房提供給居民。

界面新聞：事後回想，在應對桑迪和災後重建中，您認爲，紐約市有哪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好？

帕洛斯基：在災後的調查中，我們發現，紐約有些老房子如此脆弱，它們真的應該提前被重建；我們還發現，有很多社區根本不應該被建造在那裏，因爲它們是非常脆弱的地方，比如非常接近海平面，它們很難把水擋在外面。災後，我們重建了紐約大概5000所房屋的電梯，在另外5000所房屋上進行了重大重修工程，耗費了大量時間和金錢。如果我們在颶風之前做這些工作，肯定要便宜得多，因爲那時沒有勞動力短缺和材料短缺的問題。

此外，紐約一直有住房危機。過去十年來，紐約的房子正在減少。越來越多的住房被有錢人買走，空地沒有被重建，留給普通人和窮人的住房空間比十年前還少。在桑迪颶風之後，我們想爲受災流離失所的人建造一種可以非常快速複製的臨時援助房。但可惜的是，沒有人理解我們的工作方式，但我仍然在推動這個想法。在災難之前，我們需要更好解決平民住房問題，並對臨時援助房有一攬子計劃。

最後，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我們應該在花錢的方式上更加民主。在美國，由於我們的歷史，有一些弱勢社區居民一直沒有得到像白人那樣的經濟機會，比如住在唐人街的華裔美國人，住在日落公園的墨西哥人，還有很多住在公租房的非洲裔美國人。現在，聯邦已經承諾把40%的建設資金用於這些最弱勢的社區。但我認爲，我們真正需要做的是把這些錢中的一部分交給社區領袖，讓他們在自己的社區中建立能力，來做這些基礎設施項目。與其花10億美元給當地住房管理局重建公共住房，不如給當地社區組織100萬美元，僱用社區內的5個年輕人來建設和管理真正適合他們社區的項目。通過這些項目，培養年輕人，使他們不僅能做這個項目，還能做未來的城市更新項目。這不只是一個規劃建設項目，也是一個人力資源開發策略，可以慢慢解決弱勢社區發展的可持續問題。

界面新聞：我知道，您剛剛從埃及舉行的COP27大會中回來。在會議中，您有什麼觀察和感受？

帕洛斯基： 去到這個會場的時候，第一感覺是很奇怪的。你知道，在埃及這個像沙漠中的度假小鎮一樣的地方，舉辦方搭了大大的帳篷，配有巨大的空調，沒有太陽能電池板，所有東西都是靠石油運行的。這些設施作爲氣候大會的一部分，顯然是不合適的。有一瞬間，我甚至覺得我應該遠程完成這個會議。

當然，能去親身看到這個大會是美妙的。我去參觀了中國館，那些綠色工業展示令人印象深刻，看到不同的普通人是如何談論國家優先事項，這很有趣；美國館全是關於科學和氣象的，活脫脫像一個太平洋島嶼館，強調的是原住民的權利。所以，看到不同國家如何處理氣候問題的視覺證據，是很有趣的。

另一個讓我有些驚喜的收穫是，這次參會改變了我對聯合國氣候大會的印象。我去之前，並不相信這個會議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人都贊同真正的工作是發生在國家和城市內的政府中，而不是聯合國協議中。但當我親身來到大會，我看到協議的達成，發達國家將向較貧窮國家支付費用，補償氣候變化造成的經濟損失。我看到中國、美國、印度、俄羅斯和太平洋小島國都達成了一致，我感到這在如今這種非常脆弱的全球地緣政治中，是非常有意義的。協議至少爲這些國家的互動設定了標準。儘管協議缺乏強制執行機制，這是一個顯著的問題。

界面新聞：我們已經談了很多氣候變化對城市造成的威脅。紐約市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做得怎麼樣？

帕洛斯基：緩解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這是我們不得不處理的問題。我們必須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也必須承擔一些損失。我認爲，紐約市在應對氣候變化上做得還不夠。這裏有很多的富人，他們有巨大的財富，他們應該爲氣候變化已經造成的損害向窮人支付補償。紐約市還沒有建立這樣的機制。我認爲，我們需要像對億萬富翁徵稅一樣，像對遊艇或超級豪宅徵稅一樣，開始爲重建森林支付稅款。紐約有一百萬座建築，很多都還使用着化石燃料，就像我們身處的哥大這座建築。我們應該採取行動更新這些使用傳統能源的建築和設施，使用更多的清潔能源。

界面新聞：您認爲，目前，城市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帕洛斯基：在美國，很多中產階級工作了很長時間，但他們卻不怎麼關心氣候變化，他們更關注現在的現實問題。普通市民缺乏足夠的遠見去採取實際行動應對氣候變化，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但我也看到，年輕一代要關心氣候變化得多。因爲他們感到自己被剝奪了未來，他們的孩子將無法擁有和他們一樣的生活。所以，城市應該把年輕人放到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的中心來——更多地投資於年輕人的教育，更多地鼓勵大學和學院協同它們的學生參與到應對氣候變化的項目中來。讓年輕人蔘與到決策中，這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