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北京日報

聚光

尤恩·庫奧斯曼恩：天真電影中的質樸心腸

張衝

芬蘭導演尤恩·庫奧斯曼恩（Juho Kuosmanen）的電影《一個不願觀看〈泰坦尼克號〉的盲人》（以下簡稱《盲人》）獲得2022年北京國際電影節“天壇獎”最佳影片，他2021年的電影《六號車廂》獲得了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評審團大獎，之前他還拍攝了短片《記號筆》（2008）、《賣畫商》（2010），後者獲得了戛納電影節短片基石單元三等獎；庫奧斯曼恩的第一部電影長片《奧利最開心的一天》（2016）斬獲了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大獎。同是芬蘭導演，庫奧斯曼恩的電影與阿基·考里斯馬基的“冷峻”風格不同，他的電影善於將隱匿的、不可見的價值體系、系統、秩序的操控呈現出來，讓人物在“臨界境遇”中，通過單純、直接與天真的方式對系統操控進行超越，從而改變了人存在的層次與境界。庫奧斯曼恩着意呈現與強調在後人類時期或後現代語境下，城市環境中人自然的、未經過分雕琢的部分，放大其高貴的本真特徵。總體來看，《盲人》對盲人之堅強與獨立的刻畫，多少有煽情和氾濫之嫌。《六號車廂》與《奧利最開心的一天》這兩部影片則代表了導演自然、質樸與單純的風格，影片中生活的煙火氣、氛圍與個體體驗，可以抵達人心的淨化與昇華。

《奧利最開心的一天》

《六號車廂》

庫奧斯曼恩的“心腸”與“單純美學”

有學者在談到王小波的小說之所以吸引人的時候，談到了他的小說中最重要、最感人的不是“王小波的智慧”，而是“王小波的心腸”，或者叫良知，這一點在愈來愈“精英化”的現代社會中尤其難能可貴。此處借用“王小波的心腸”中的“心腸”一詞來概括在《六號車廂》與《奧利最開心的一天》中導演庫奧斯曼恩的某種特質。“心腸”一詞代表着一個人的選擇、認知與“自我懷疑與反思”的存在與行動。

《六號車廂》講述的故事發生在1990年代末期的俄羅斯——年輕的芬蘭女性勞拉在面對“我是誰”這個問題時，做出多次選擇並逐漸成熟起來。庫奧斯曼恩在電影中，一方面刻畫了數字時代來臨之前，人們的精神存在狀況，一方面對比了精明的“言行不一的假冒僞善者”莫斯科大學教授們與粗魯、單純而天真的礦工。莫斯科大學教授們的嘴臉猶如塔可夫斯基在電影《安德烈·盧布廖夫》裏對法利賽人的描述：“他們是絕頂的騙子，有學問還很狡猾，他們甚至爲了得到權力，學會了讀寫，以此利用着人們的無知。”《奧利最開心的一天》講述的故事發生於1962年，展現年輕的拳擊手奧利在一場拳擊比賽前後的不同選擇、判斷和認知——奧利最開心的一天是他拳擊比賽失敗的那一天，因爲那天他自己戰勝了自己，掙脫了物質、金錢與名利對自己的束縛與操控，回到了他作爲樸素的“麪包師”的身份與工作。導演“好心腸”地讓奧利和觀衆尋回自由，而不受外在世界秩序、規訓與物化的操縱。

《六號車廂》中前來俄羅斯學習語言的勞拉，租住在莫斯科考古學教授伊琳娜的家裏。伊琳娜既將家裏的一個房間租給勞拉，又向她炫耀自己作爲知識分子的學識、地位和財富，並從情感、感官刺激與精神方面俘獲了勞拉，以至於勞拉說她“太想擁有那樣的生活、那樣的公寓，它有着好看的老式硬木地板，挑高很高，牆上還貼着牆紙，還有家族傳承多年的老式傢俱，週末可以去散步很久，有時候還會去博物館，晚上大家一起喝酒、歡笑、聊天”。這是考古學教授用看不見的、無器官的及無所不知的系統操控了勞拉的身體、意識與思想認知，若不是勞拉要去遙遠的北方看摩爾曼斯克巖畫，她將會永遠被這套價值體系奴役，但是導演庫奧斯曼恩“好心腸”地讓迷茫的勞拉在六號車廂裏遇到了北方雪原上的礦工廖沙，通過對比伊琳娜的僞善、芬蘭藝術青年對諾言的背棄，礦工廖沙的天真、單純與善良如寶石般高貴，讓勞拉知道這次巖畫之行對自己意味着什麼。除了認知上的超越與昇華，她還收穫了單純的愛情，雖然廖沙在紙上向自己告白，寫的是她教他的罵人的芬蘭髒話，但在他看來，那就是“我愛你”的意思，解構了語言體系也解放了語言。

粗魯、粗糲與狂歡

與當下的好萊塢大片及快消文化相比，庫奧斯曼恩的電影中更有一種自然而原初的人的因素在流淌，他儘量還原人的單純、樸素與粗獷的一面，去掉功利主義的算計、精明與謀劃。在《六號車廂》中，俄羅斯小夥子廖沙一邊喝酒，一邊跟同一車廂的芬蘭女孩搭訕。跟大部分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一樣，他一上來就好奇勞拉的異域語言、個人隱私，粗魯地開她的玩笑。在他跟勞拉學了芬蘭語“你好”“再見”後，被芬蘭語的發音及重疊式的不同表意方式逗樂了，他開心、真實而“放肆”地嘎嘎大笑，其“不文明”的狀態令被規訓過的勞拉感到不安和厭煩。廖沙繼續向勞拉學習芬蘭語“我愛你”，因被伊琳娜不能隨同前來及俄羅斯小夥子的聒噪攪擾，勞拉將芬蘭髒話頂替“我愛你”，教給廖沙。醉後的廖沙酒氣熏天地開勞拉的玩笑：“那你告訴我你幹嘛一個人坐火車……你是……賣……賣淫的嗎？”這句粗俗的玩笑話引起了勞拉對他的鄙視與憤怒。但隨着伊琳娜的背叛、錄像機被芬蘭同鄉竊走，勞拉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選擇與認知。

在黑白電影《奧利最開心的一天》裏，奧利一開始就沐浴在運動的光線中，開着車去見賴婭，自足而自由。奧利穿着賴婭父親的正裝參加完夏日婚禮後，歸來的路上，他喜悅地看着月光下賴婭脫掉衣裙，和其他年輕人一道躍進路過的河裏，賴婭游上岸時嬉笑着向奧利噴吐河水，她的光亮皮膚、矯健的身體像靈活的海豹一樣充滿動感與生命力。賴婭與奧利一樣，對美好事物有着共同的認知，並看到了教練兼經紀人埃利斯、隊友及贊助商們的真相與本質，最後衝破名利的迷障與系統奴役，進入自由且充滿喜悅的“神聖世界”。比賽失敗的晚上，兩個人再次走在月光下，一對手拉手的老年夫婦走過，賴婭問奧利：“我們會像他們一樣開心嗎？”奧利微笑着拉起賴婭的手回答說“是的”。導演以酒神狄奧尼索斯式的非理性狂歡，恢復被理性秩序壓抑之事物的合法性、生命力與創新發展。

未被“精英”異化的質樸與天真

庫奧斯曼恩的《六號車廂》雖然是發生在俄羅斯1990年代末期的故事，但卻不是一部關於政治的電影，而是一部關於人的電影，探討什麼是真正的人——是經歷了“精英化”規訓的莫斯科大學咬文嚼字的教授們，還是人類久違了“自然感”的、未經過完全“道德譜系化”的礦工？在這裏不得不說，導演庫奧斯曼恩是一位尼采主義者。

《六號車廂》電影一開始，莫斯科的教授們在派對上高談闊論、極盡語言知識遊戲，其中的勞拉疲憊不堪地掩蓋自己的“知識不足”，後來爲了證明與炫耀自己具有和“精英”一樣的認知與知識，她還借用教授們的話向礦工廖沙解釋自己去看巖畫的原因：“我們應該知道我們的起源，這是人類天然的需求，瞭解過去才能更好地理解當下。”除了試圖擁有更多知識，勞拉還想盡可能多地擁有回憶，她試圖用DV攝影機記錄所有她認爲重要與開心的時刻。如尼采曾說過的：“我們的心裏真正關心的只有一件事，一定要帶東西‘回家’，至於生命及所謂的生命‘體驗’，我們當中曾有誰於此認真對待？抑或曾有誰於此耗費光陰？離每個人最遠的人就是他自己。”（尼采《道德的譜系》，梁錫江譯）她總是想用記錄一切瞬間，尤其是在莫斯科的“美好時光”，來保留所有的記憶。但生活是不斷流動、變化與綿延的時間，想要記錄每一個瞬間是不可能的，用身體體驗每個瞬間即意義。如尤恩·庫奧斯曼恩所說：“勞拉最後真正體驗到的，不是一動不動的萬年石像給她帶來的任何感受，而是和另一個人共享的那些稍縱即逝、不會重來的瞬間。”聖-埃克蘇佩裏的小王子珍視他的那朵玫瑰花，也是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