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生育要先解決年輕人的“後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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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話題近年來一直是熱點。如何破解低生育難題，牽動着社會各界的關注。
1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佈的信息顯示，2022年年末全國人口14117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與此同時，2022年，我國出生人口956萬人，人口出生率爲6.77‰，人口自然增長率爲-0.60‰。
“優化生育”成爲迫在眉睫的問題。今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優化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和婦幼健康服務，加快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建設。
該如何優化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破題點在哪兒？1月16日晚，來自醫藥衛生、民建界別的三名“新老委員”走進新京報千龍網兩會訪談間，就相關話題進行對談。
拿出切實福利政策才能提高生育意願
“近年來出生率較低，已經能看出問題，就此，北京提出優化生育配套支持措施是非常準確且及時的。”北京市政協委員，首都兒科研究所普通（新生兒）外科主任醫師、教授馬立霜表示。
“作爲一名新生兒內科醫生，我能切身地感受到這些年來新生兒的數量在逐年減少。”北京市政協委員，國家兒童醫院中心、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綜合病房主任、新生兒專業副主任醫師楊學芳說。
“20年前我出新生兒專業門診，一上午的門診量就有40多個新生兒，但現在可能一天才會看七八個新生兒，除了受分級診療影響之外，還因爲現在的新生兒越來越少了。”楊學芳說。
面對這一問題，今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優化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和婦幼健康服務，加快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建設。
北京市政協委員，民建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眼科主任醫師、教授李海麗表示，北京“優化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的提出非常及時。在她看來，由於我國已經進入快速老齡化的進程，如果新生兒出生數量持續低迷，那會造成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
“現在年輕人的生活壓力、工作壓力大，養育孩子對他們來說也是一件有壓力的事。”李海麗指出，在優化生育配套支持措施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先解決年輕人的“後顧之憂”。
與此同時，楊學芳指出，相關支持措施在具體細化過程中，政府各個部門需要做到聯動與配套，拿出切實的福利政策，這樣才能真正提高年輕人的生育意願。
就醫、入托、經濟壓力等問題困擾年輕人
新生兒出生率下降，關於“爲什麼這一代年輕人不願生了”的問題討論從未休止。
在馬立霜看來，父母對於“即將出生的孩子”就醫、求學、就業等諸多方面問題的考慮是一大制約因素。
“從母親懷孕到生育，到新生兒的照顧，貫穿始終的一個問題就是就醫，如果遇到問題，在哪兒能得到很好的治療？治療後效果如何？能否成長爲一個健康的孩子？醫保能夠覆蓋多少？諸如此類的問題困擾着不少家庭。”馬立霜說，“孩子長大之後，能否享受託育服務？幼兒園學費有多少？有沒有好學校的中小學學位？如何擇校？可以說，伴隨着一個孩子的成長過程，現在還有太多可能讓父母困擾的因素。”
“包括受到疫情的影響，很多年輕人工作壓力非常大，在這種情況下再耗費時間和精力去養孩子，那對於一個家庭來說可能成爲很大的負擔。”馬立霜說。
李海麗表示，除了孩子就醫、入托、升學的問題，從年輕父母角度來看，其經濟方面的壓力是另外一大制約因素。“作爲剛剛步入社會的年輕人，老實說，在現在的情況下，他們的收入讓他們很難做到在滿足自己好好生活的需求、肩負起贍養雙方父母責任的同時，再撫養一個孩子，這對他們來說壓力太大了。”
“很多年輕人在大城市都尚未有固定的住所，而且現在的年輕人非常上進，希望自己能在事業上有所成就，再加上馬委員提到的撫養孩子過程中會遇到的困難，可能就讓很多人打退堂鼓了。”李海麗說。
此外，楊學芳提出，社會觀念的轉變也影響着新生兒出生的數量。“傳統觀念下是應該‘先成家、再立業’的，如今面對多方面的社會壓力，年輕人很難再秉持這一觀點，而更多的是希望在社會上站穩腳，能夠在有能力、有相對厚實的物質基礎後，再去考慮養育孩子。同時，年輕人更渴望長久的感情，一旦結婚生子後婚姻出現問題，離婚後單親或重組家庭會對孩子造成的不利影響，也阻止了生孩子的願望。”
根據人口經濟學的觀點，經濟增長普遍會導致較低的生育率，人口城市化、夫妻的時間價值及閒暇配置等經濟因素都將影響到生育決策。
“所以說，我覺得要解決年輕人的‘後顧之憂’，讓他們能夠相對輕鬆地工作，有相對優質的生活條件，回家之後也不必對孩子的培養過於擔心，這樣我們才能去談倡導生育的話題。”李海麗說，“目前，從今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看到了政府在努力解決年輕人的這些‘後顧之憂’，效果值得期待。”
“對症下藥”出臺政策纔是提高生育率的最佳辦法
人口“警報”拉響後，爲打破這一困境、減輕育兒壓力，全國各地也紛紛採取舉措，以生育獎勵、補貼政策等方式鼓勵生育。
近日，廣東深圳擬出臺生育補貼政策，按照差異化遞進式對市民發放育兒補貼，生育三孩的家庭最高可拿到累計1.9萬元的補貼。無獨有偶，山東濟南近日也印發相關文件，其中提出，濟南市戶籍、按照生育政策於2023年1月1日以後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在孩子3週歲前，每個孩子每月可享受600元育兒補貼。
那麼，這種非常直接的發補貼模式，是否能起到我們所期待的效果？
“對於剛步入社會的一部分年輕人來說，直接給錢能起到一定程度上的作用，即經濟補貼作用，但起到的效果可能非常有限。”李海麗說。
馬立霜對這一觀點表示認同，孩子養育的成本，經濟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因素，此外還有時間、精力成本，這些因素很難用金錢衡量。
她表示，除了經濟方面的補貼，社會能否爲年輕父母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也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能否在其他方面爲年輕人分憂，去解決一些具體的問題、解決實實在在的困難尤爲重要。”
楊學芳表示，單純一次性補貼的“刺激”方式，較難調動社會的生育積極性，“從生到養到老，孩子的方方面面，父母必須要考慮，只有時機和條件成熟後，年輕人才會有生的慾望、生的勇氣。”
“對症下藥”出臺政策，纔是提高生育率的最佳辦法。政府需加大對醫療、教育、住房等多方面的投入力度，將目前的資源轉化爲讓更多家庭長期受益的社會資源，有針對性地化解育齡青年的擔憂，才能破解這一難題。
孩子養育的成本，經濟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因素，此外還有時間、精力成本，這些因素很難用金錢衡量。
除了經濟方面的補貼，社會能否爲年輕父母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也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馬立霜
從生到養到老，孩子的方方面面，父母必須要考慮，只有時機和條件成熟後，年輕人才會有生的慾望、生的勇氣。——楊學芳
我覺得要解決年輕人的“後顧之憂”，讓他們能夠相對輕鬆地工作，有相對優質的生活條件，回家之後也不必對孩子的培養過於擔心，這樣我們才能去談倡導生育的話題。——李海麗
■ 對談
委員“老帶新”，該如何更好履職？
要增加社情民意調研
馬立霜：今年是我履職的第六個年頭。作爲政協委員，我最大的感受是，政協是個大家庭。我們雖來自不同領域專業，但大家聚集在這裏，就能取長補短、博採衆長。另外，我也覺得，進入政協後，如同進了一所大學。大家各自發揮出特長，通過與委員之間的溝通，你能看到也能學到平常沒接觸過的內容，見證自己的成長。
每個人看待問題的角度和方式不一樣。在這裏，衆人拾柴火焰高。我們針對各自關注到的問題，提出建議，進行討論，爲的就是要解決老百姓的難處。今年我寫了5個提案，反映了我所觀察和調研的內容。解決問題有一個過程，但重要的是，政協委員要行使好這層身份賦予自己的權力，把社會面上的難點、痛點提出來，讓大家關注到。
楊學芳：我是一名“新委員”，委員的履職生涯剛開始。很榮幸也很開心加入政協這個大家庭，作爲兒科醫生，或者說作爲一名醫務人員，我們的目的就是全心全意救治病人，看到他們健康出院就是最大的收穫。
通過這幾天的參會，無論是聽市政協主席作工作報告還是醫藥衛生組的分組討論，我深深感到政協這個平臺的氛圍非常和諧，打開了我有侷限的思維模式。讓我聽到不同方面的聲音，關注到社會民生的方方面面，開闊了自己的視野。作爲“新委員”，現在要從“要我履職”轉變爲“我要履職”，增加對社情民意的調研，廣泛地把我們老百姓的呼聲給反映出去。
李海麗：我以前的身份是一名人大代表，如今是一名政協委員。對於我來說，它們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爲民發聲。要把基層老百姓的心聲傳達出去。
人大分代表團，政協有不同的界別。雖然我的身份有了變化，但總體而言，我還是能適應的。我也將繼續關注與老百姓切身相關的問題。很開心來政協履職，我要跟“老委員”們多學習。
馬立霜：歡迎新委員。
結合專長拓寬關注領域
李海麗：作爲“新委員”，我有個問題想請教馬委員。我們都是臨牀的醫務工作者，每天除了門診、手術、會診，還有做科研的任務，工作非常繁忙。作爲醫生，又作爲政協委員，您是怎麼協調兩者關係的？
馬立霜：作爲醫生，本身確實是比較辛苦和勞累的。你每天面對着不同的患者，要做很多場手術。這種工作模式，是由作爲醫務工作者的這層身份決定的，有時候會感覺“身體被掏空”。
到上“兩會”時，你會發現，你突然轉變了一種工作模式。你把自己日常工作或生活中觀察和調研到的社情民意，形成文字提案，帶着問題和建議上會，去尋求解決辦法，這又是另外一種全新的體驗。我把它當作一種調劑，就感覺是在給年末的自己充電。
李海麗：在我上會報到的頭一天，我給十幾個患者做了手術，“兩會”閉幕後，我也要從會場趕去醫院，因爲還有已預約手術的病人在等着我。這兩天我感觸很深，我看到“老委員”寫了一些特別好的提案，還提出了非常有用的建議。我覺得，雖然自己是個“新委員”，但我也要多努力，把提案建議寫好。跟“老委員”多請教、學習。
楊學芳：作爲“新委員”，我想問問馬委員：“新委員”在政協履職時，如何克服緊張？需要通過什麼途徑來改善？
馬立霜：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融進去，也不要緊張。能夠加入政協這個平臺，一定是看中了大家的專長。在政協這個平臺，大家互通有無，你根據自己關注的領域，結合調研過程，真實地反映問題，提出建議，爲更多的人提供服務。同時讓大家知道，除了看病救治，我們還能發揮更大的力量。
政協這個平臺包容性很大。雖然有時候大家的觀點不同，但交流探討也是參政議政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認爲，結合專長，拓寬自己關注的領域，真實爲民發聲，就會克服“新委員”在履職期間的緊張情緒。
新京報記者 徐美慧 張建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