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興縣縣城沿河而建，如今林立的高樓與低矮的民房交織在一起。 新京報記者 白華兵 攝

對於剛畢業幾年的年輕人來說，何時結婚和買房，是逢年過節返鄉討論得最多的話題。

因爲疫情原因，我已經三年沒回家。今年回家，在春節期間，通過調研發現，在老家30歲尚未結婚和買房安家的並不是少數。這背後既有個人的一些主觀因素，也有一些共性原因。

我的老家是東部經濟大省的一座縣城，雖然地處經濟發達地區，但經濟發展水平在省內卻算不上發達，GDP常常處在省內各市排行榜的倒數第一位。

春節期間調研的對象都是本科畢業超過五年的年輕人，因爲擁有較高的學歷，他們是家鄉人眼中的“青年才俊”。

值得深思的是，通過調研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這些調研對象在大學畢業五年後，儘管很多人依然買不起房，但在家鄉縣城購房安家正在成爲一種新的現象。

在縣城購房

今年以來，房地產行業不斷釋放利好，降首付、降利率，這對很多剛需家庭釋放了重磅利好。

調研對象A，是跟我同一年本科畢業，畢業之後他就留在家鄉所在省份的省會城市從事IT工作。

他坦言，即便在省會城市奮鬥了五年多，但是普通商品房住宅近3萬元/平米的均價，依然讓他望而卻步。在省會城市安家，就意味着要拿出近100萬元的首付款。

因爲家裏給不了他太多的支持，即便湊出了首付，但是每個月一萬多元的房貸，對他來說也是巨大的壓力。

值得慶賀的是，去年年中，他在老家縣城買了房。春節期間，我也實地調研了縣城的房價，均價普遍在7000元-8000元/每平米。不過，好一點位置的學區房也達到1萬元/每平米。

這對於從事IT工作的調研對象A來說，首付只需30萬元左右，在省會城市的首付款，就可以全款買下縣城的一套房，這樣就不存在太大的壓力。

不過，調研對象A也坦言，在縣城安家也是頗爲無奈的選擇，這意味着他大概率將來還會回到縣城發展。

相比於調研對象A在縣城安家，調研對象B就選擇了留在大城市。

調研對象B跟調研對象A同一年畢業，不過，調研對象B並不是在省內的省會城市，而是在長三角第一經濟強市從事材料研發工作。

因爲行業的原因，調研對象B是我們那個小羣體中的高收入羣體，也是同齡人當中買房較早的人。

雖然他取得了工作城市的戶口，但面對高房價也很無奈地在隔壁城市毗鄰區買了房，但買房的均價也接近3萬/每平米。

調研對象B坦言，好在有地鐵，現在工作也頗爲方便，但每個月還完一萬多元的貸款，生活也是捉襟見肘。

在同齡人當中，調研對象B已經算是佼佼者了。

通過調研發現，跟調研對象A一樣，大多數“小鎮青年”雖然在大城市工作，但在縣城安家的也不在少數，按照調研對象A的話說“這不失爲一個理性的選擇。”

去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推進以縣城爲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

在健全縣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提升人居環境質量，增進縣城民生福祉等方面均提出了明確要求。

另一方面，2021年年底，我國城鎮常住人口爲9.1億人。其中，1472個縣的縣城常住人口爲1.6億人左右，394個縣級市的城區常住人口爲0.9億人左右，縣城及縣級市城區人口占全國城鎮常住人口的近30%，縣及縣級市數量佔縣級行政區劃數量的約65%。

從大都市“迴流”到縣城安家，轉型中的中國縣城正在釋放全新的吸引力。

年輕人安家尚需破解更多難題

除了已經購房的調研對象A、B，調研對象C是研究生畢業剛兩年，因爲疫情原因，工作收入不及調研對象A、B。

不過，他對買房倒並不是很着急。

在他看來，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超大城市生活，租房比買房更划算。

據他介紹，目前他在大城市跟室友合租，三室一廳的房子每個月每人房租3000元，一年租金36000元。而他所租房子的市場均價已經超過8萬元/每平米。這對他來說，買房基本是不可能的事。

除了調研對象B不用租房外，調研對象A和C都需要租房，談及租房，他們都不約而同表示租房是最大的一筆支出。對於他們來說，申請所在城市的公租房依然存在着諸如戶籍等諸多門檻。

需要指出的是，對於在何處安家這個問題上，在城鎮化進程中，除了農民到縣城買房子、向縣城集聚，在外就讀的大學生，畢業以後再次回到縣城也將會是一個普遍現象。

同時縣城也在承接更多大城市的產業轉移，正如武漢大學社會學教授呂德文所說，“如果縣城本地就業水平比較高，年輕人可以在城裏面從事相關的產業，不用背井離鄉去外面打工。”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有房纔有家”，本次調研所反映的只是當下年輕人買房現象的一個縮影，雖然無法完全代表所有年輕人這個羣體，客觀上也反映了普通人安家置業的現實情況。

無論是在大城市，還是在老家縣城，對年輕人來說，買房的壓力依然存在。緩解年輕人的住房壓力，除了降首付和降利率之外，還需出臺更有力的舉措，切實化解青年羣體的住房擔憂。

文/ 新京智庫研究員 查志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