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搜和標籤之外，一個鶴崗人“現身說法”

所以在我看來，一些對鶴崗的討論經過了過濾和提純，篩選出了大城市壓力下的年輕人最嚮往的那些部分，想象出了一個可以避世的偏僻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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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記者史航編輯楊海校對劉軍

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知道該怎麼描述家鄉鶴崗。在一衆東北城市裏它並不引人注目，一樣偏僻、寒冷，也一樣在快速向前的時代中顯現出老態。

那些年裏，鶴崗“曝光度”最高的場景大概是一句東北順口溜，“南來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鶴崗的”，作爲韻腳，它幸運地以這種方式在人們的記憶裏擠佔了一席之地。介紹自己的家鄉時，我總習慣用“我家在Hong Kong”的諧音梗開玩笑——不知不覺中，身爲鶴崗人我已經習慣了自嘲。

如今我已經至少五年沒有使用過這個諧音梗了，再提起家鄉鶴崗，不等我介紹，諸如“鶴崗的房子真的那麼便宜嗎”“真的有幾萬塊錢一套的房子嗎”等一連串的問題等着我這個鶴崗人現身說法。

但我並不擅長回答這些問題，那些問題和我記憶裏的鶴崗少有重疊。

在社交平臺上隨意點開一個關於鶴崗的話題，就會勾勒出這樣一種景觀：這裏一套房子只要一兩萬元，城市早就在礦藏枯竭後失去了活力，年輕人少、寒冷、衰落、破敗，這些描述讓鶴崗看起來像是現代社會里的一處遺落之地，它向失意的年輕人發出號召，來吧，這裏能讓你過上一種遠離房貸，遠離996的隱世生活。但這些熱搜和標籤裏描述的景觀對我而言是陌生的，它們確實來自於鶴崗生活的真實切片，但遠遠不是這座城市生活的全貌。

比如鶴崗確實有“一兩萬一套”的房子，但大多是市郊的棚改房，辦不下來產權，交通不便，周圍破敗荒涼，“白菜價”房子也往往在頂樓，而城中心的房子普遍在兩千元每平方米以上。再比如鶴崗雖然面臨着資源枯竭和人口流失的問題，但這裏城市化早，基礎設施完善，城市風貌秩序而體面，鶴崗人生活得怡然自得，並不感到落後。所以在我看來，一些對鶴崗的討論經過了過濾和提純，篩選出了大城市壓力下的年輕人最嚮往的那些部分，想象出了一個可以避世的偏僻角落。

老一輩的鶴崗人不太在意這種外界的圍觀，我奶奶對“鶴崗火了”這一事實感到驚訝，她不理解這地方有啥好火的，專注生活的她也不覺得這種圍觀對鶴崗產生了什麼實際的影響，她不認識來鶴崗買房的外地人，也不關注房價。房產中介變多了，售樓廣告變多了，她還是像以前一樣過着家和市場兩點一線的生活。而年輕一點的鶴崗人則對這種圍觀頗有微詞，知道我要寫回鄉記，我媽三番五次地囑咐我，“你可得給鶴崗正名啊。”

我知道她說的“正名”是什麼意思，那些經過“過濾”的描述，濾掉的恰恰是鶴崗人最真實的生活。春節回鄉時，我和家人、同學聊了聊這座城市。我想知道如果說鶴崗通過房價與外面的世界產生連接，那對於鶴崗人來說，真正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又有什麼樣的共同記憶，以及這座城市的根是什麼？

父輩給出的答案是煤。姨父做了二十年的煤礦工人，他的記憶裏，這座小城緊密地與煤礦相連，城市周圍的洗煤廠和熱電廠像這座城市的心臟，交織的運煤鐵路則是城市的毛細血管，那些年裏，載滿了煤的火車一輛接着一輛地駛出，汽笛晝夜響個不停。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鶴崗煤礦的黃金時代，外地來的年輕人爭相往礦上調，城市的基礎設施也因礦而興。開照相館的舅舅記得，那些年裏礦務局是老城區的CBD，每逢春節，大院裏雕了滿院的冰燈，樹上澆了水，凍出瀑布般的冰掛，半個鶴崗的人好像都聚在這裏，膠捲從早洗到晚，“那真是好時候啊”，這是舅舅聊起過去時的口頭禪。

我家曾經居住的地方現在被叫做“棚戶區”，是人造湖邊連片的平房，沒有集中供暖，家家燒煤取暖，把牆燻得發黑，爐渣就堆在路邊，風一吹，滿天都是煤灰。我小時候爺爺總說別在陽臺上晾淺色的牀單，因爲上面會沾上煤灰，把牀單染黑。

我沒有親眼見過沾上煤灰的牀單，從我對這個城市有記憶起，這裏就已經變成了一座頗具秩序感的現代小城。和七臺河、雙鴨山等很多煤礦城市一樣，這裏城市化早，規劃統一，道路東西向的多叫某馬路，南北向的多叫某道街，市中心是個正圓形的轉盤道，中間立着個大圓球，棚戶區改建的住宅樓方方正正，朝着同一個方向在街道兩旁整齊碼開，保留着一些集體時代留下的痕跡。

鶴崗不大，繞過家門口，往南看就是成片的礦區，斜長的山脊和低矮的平房。六塊錢的出租車起步價可以繞着城區走半圈，出去和同學約個飯只需要提前十分鐘出門，在這裏一天長得像是一個禮拜，可以見好多人、做好多事。

印象裏在鶴崗的人都過着一種穩定而規律的生活，傍晚五點下班，若在冬季天已經黑透，人們有足夠的時間在暖氣房裏享受一個屬於家庭，或者屬於自己的夜晚。夏天氣候正宜人，可以用兩個小時在公園消磨時間，等待天光漸暗。在我小時候，晚上七八點時街道上便少有車輛，只有燒烤店的燈徹夜通明。

這些已經是屬於過去的記憶了，再回到鶴崗，我目睹着這座城市的一部分正在新生，大型超市和商場開了好幾家，家附近八百米的範圍內有兩家可以放映4K激光規格的電影院。曾經賣玩具和百貨的“大世界”商城清退了那些散亂的攤鋪，鋪了地板，規劃成了現代化商場的模樣，奶茶店前整日排着長隊。早已停產的大礦坑建成了“礦山公園”，圍着礦坑建起了休閒步道，兩側的速生林已經鬱鬱蔥蔥，下午兩三點陽光穿過樹影，天已經不再灰濛濛。

每次回到鶴崗，我都會急切地尋找記憶裏最熟悉親切的味道——巷子裏的一家冷麪卷臭豆腐。今年再去，小店的原址周圍已經立起一家商場和一家“全球購”商超。我對這些變化帶着一點傷感，但我媽覺得正是這些變化讓鶴崗變成一個更宜居的城市，曾經五點黑天后的鶴崗像是陷入了沉睡，街上沒人，只有燒烤和啤酒支撐着全城人的夜生活，而現在即使是晚上十點，仍然可以買到午夜場的電影票，散場後如果願意還可以去新開的酒吧喝一杯。

但這座城市的另一部分也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環顧這座城市的四周，有不少廢棄的洗煤廠和小礦廠，牆面已經脫落、褪色，隨着城市的新陳代謝成了時代記憶。姨父說礦上已經沒有年輕人了，最年輕的一批礦工今年也有四十多歲，不少小礦招不到新工人，付加倍的工錢返聘身體健康的老礦工，但沒人願意來，只好把原來的兩隊合成一隊。煤礦挖到了地下的“三水平”，姨父不知道還能挖多久，也不知道煤先挖完，還是人先走完。

大多數年輕人都選擇離開家鄉，和鶴崗的朋友聊天，回到鶴崗一般被視爲一個默認不談的否定選項。在一些熟識的家庭裏，年輕人考去省外的大學，留在更大的城市，父母隨着孩子的遷徙，在新的城市落地生根，老人則像候鳥一樣地飛往南方過冬，而留在這裏的人則都在謀求一份穩定的工作，考公，考事業編，就連在網吧打遊戲的間隙都能聽到旁邊上網的年輕人討論省考的排名，崗位的激烈競爭。只有春節的時候，這裏才短暫地變得擁擠熱鬧，炒冰店裏，老闆不厭其煩地回答着年輕人關於“什錦口味包括什麼”的問題，她說，這些年輕人都好幾年沒回鶴崗了，記不清口味，她得一遍遍地重複。

春節那天，我問了很多人鶴崗最有特色的年俗是什麼，得到最多的答案是“時代廣場”上的煙花秀，的確，與其他地方相比，這座因礦而興的移民城市缺少年俗的傳承，也難覓歷史的厚重。家和家人是春節最永恆的主題，飄落至各地的遊子返鄉，在酒桌上推杯換盞。

在我的廣西同事欣賞夜間舞獅，浙江同事計劃請神祭祖的時候，我的表哥正因爲下肚的第三缸小燒在洗手間翻江倒海，而同樣喝醉的姑姑正邊追着我打，邊質問我爲什麼不在家族羣裏發十個一百塊錢的紅包。在我的記憶裏那些春節總是這樣，極寒的北風裏，鶴崗人藏進溫暖安全的暖氣房，在酒精和麻將帶來的歡愉中度過一個又一個歲末。

如果說這裏也存在着某種共通的精神追求，那就是比起遵照傳統，人們更重視一個可以把握得住的現在，酒過三巡，桌上又開始對我勸解，想說服我放棄漂泊不定的一線城市生活，回鶴崗買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子，“那纔是能安定下來的家”。

一個可以參照的樣本是我的姨父，他一家一個月五六千元的收入，在城市與礦區的交界處剛添置了新居，八萬塊錢，將近九十平方米，那屋子被收拾得一塵不染，下午光照進來的時候瓷磚亮得直晃眼睛，桌子上牛奶、乾果被碼成整齊的幾排。我媽把這稱作是鶴崗人才有的幸福感，用幾年的工資就可以賺來一個永遠屬於自己的家，下午五點下班，買新鮮的小園蔬菜，經營家庭，收拾房屋，專注於微小的習慣與責任，偶爾饞了就出去擼一塊錢一串的鶴崗小串。你將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這樣的生活不會被任何東西擊敗。

當一個確定的現在和未來可以以極低的成本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裏，而所居住的城市恰恰正在肉眼可見地變得整潔乾淨、舒適宜居，滿足和幸福感很容易實現，這是這座北方小城給它居民的一種饋贈。比起低房價，我相信這纔是我的家人願意世代在此居住的原因，也是熱搜和標籤之外，城市留下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