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下午，杭州市十四屆人大三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杭州市政府2023年度民生實事項目票決出爐。記者瞭解到，杭州今年將首次向同一對夫妻生育二孩、三孩，且新出生子女戶籍登記在杭州的家庭發放育兒補助。擬向二孩家庭一次性發放補助5000元，向三孩家庭一次性發放補助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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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發放數萬元育兒補貼：能否釋放生育潛能，除了發錢還應做什麼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銀”激發生育潛能。1月11日，據深圳市衛生健康委官網消息，近日，深圳市衛健委就《深圳市育兒補貼管理辦法》（《管理辦法》）公開徵求意見。

《管理辦法》初步擬定深圳市育兒補貼標準：生育第一個子女的，辦理出生入戶後發放一次性生育補貼3000元，另外每年發放1500元育兒補貼，直至該子女滿3週歲，三年累計發放補貼7500元，平均每年可領取2500元；生育第二個子女的，辦理出生入戶後發放一次性生育補貼5000元，另外每年發放2000元育兒補貼，直至該子女滿3週歲，三年累計發放補貼11000元，平均每年可領取3667元；生育第三個子女的，辦理出生入戶後發放一次性生育補貼10000元，另外每年發放3000元育兒補貼，直至該子女滿3週歲，三年累計發放補貼19000元，平均每年可領取6333元。

深圳市衛健委指出，適時建立育兒補貼制度，按照遞進式差異化發放育兒補貼，能夠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別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願，進一步釋放市民生育潛能，減緩人口老齡化進程，延長人口紅利窗口期，讓人口紅利長期成爲經濟增長的強大助推器。

澎湃新聞梳理發現，自2021年以來，從省級到市縣，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兒補貼制度，比較而言，市縣的政策措施更細化。從措施內容來看，以現金補貼爲主，部分地方還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兒補貼制度，以現金補貼爲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印發，明確指出，當前，進一步適應人口形勢新變化和推動高質量發展新要求，實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義。

同月，全國優化生育政策電視電話會議召開，強調切實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建設，促進相關經濟社會政策與生育政策配套銜接，減輕羣衆生育、養育、教育負擔。

這場會議召開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佈率先發放育兒補貼金，對2021年6月12日及以後，按政策生育第二個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戶籍家庭，每月每孩發放500元育兒補貼金，直至孩子3歲。

後來，更多地方陸續開始探索育兒補貼制度。

省級層面上，《廣東省公共服務“十四五”規劃》提出，探索對生養子女給予普惠性經濟補助；浙江規定縣（市、區）人民政府可以根據當地實際，對三週歲以下的嬰幼兒家庭給予育兒津貼、托育費用補助；北京明確逐步建立完善家庭養育補貼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龍江、雲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過補貼制度鼓勵生育，黑龍江還要求適當向邊境地區、革命老區傾斜。

相較於省級層面的要求，一些地級市及區縣則出臺了更加細化的措施。除較早探索育兒補貼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陝西省漢中市對夫妻雙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戶籍均在該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個子女和第三個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戶籍所在地縣區分別發放一次性生育補貼2000元和1萬元；湖北省安陸市對本市戶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後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補貼200元、400元，直至幼兒年滿3週歲。

值得注意的是，在現金補貼之上，一些地方疊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確，未成年子女數量較多的家庭申請公共租賃住房的，可以納入優先配租範圍，並在戶型選擇等方面予以適當照顧；湖南長沙則對依法生育兩個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戶籍家庭，增加1套購房指標，根據家庭未成年子女數量在戶型選擇等方面給予適當照顧；甘肅省張掖市臨澤縣規定，生育二孩、三孩的臨澤戶籍常住家庭，在縣城區購買商品房時給予4萬元的政府補助，在各中心集鎮等集中居住區購買商品房時給予3萬元的政府補助。

還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蘇省明確企業在女職工產假期間支付的社會保險費用，生育二孩的給予50%的補貼，生育三孩的給予80%的補貼；甘肅省張掖市臨澤縣規定，在該縣轄區內公辦幼兒園就讀的戶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學年給予1000元的資助，三孩每生每學年給予2000元的資助；安徽省規定，公民接受絕育手術後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復生育手術的費用由受術者所在單位或者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給予補助。

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任遠表示，育兒補貼，實際上是一種以經濟支持爲內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種主要類型，第一種是經濟支持，第二種是勞務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機構的建設，第三種是時間支持，比如育兒假、產假等。”

任遠同時指出，育兒補貼在不同地區的效果可能不一樣，“在經濟發達地區，育兒補貼的作用其實是有限的，因爲在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兒童養育、兒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親生育的機會成本也非常高，育兒補貼對於生育行爲的激勵作用不會很高。但是在一些農村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生活成本比較低，生育和養育的成本也相對較低，同樣的育兒補貼，對於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會更爲明顯。”

對此，任遠建議，需要結合不同地區人們的具體生育需求，根據人們在生育過程中面臨的工作-生活、養育、教育等具體困難，來提供相適應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發達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難可能主要是來自工作和家庭的衝突，女性的職場壓力會降低其生育意願，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內部育兒有一定困難，因此，對這些地區，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發揮企業對於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願尚未得到滿足

深圳市衛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兒補貼管理辦法》的起草說明中指出，近年來，我國人口增速持續放緩，結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生育水平持續走低，人口形勢面臨重大挑戰。

據國家統計局發佈，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爲1.3，已經處於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國出生人口僅爲1062萬，婦女總和生育率降至1.15，低於發達國家的平均生育水平，與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提出的穩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遠。

在各地陸續探索育兒補貼制度後，公衆更關注“真銀白銀”補貼後的效果。

其實，少子老齡化的問題在日本、韓國也已存在多年，且兩個國家都進行了一定育兒補貼政策。

澎湃新聞近日報道，2022年年末，韓國總統直屬低生育及老齡社會委員會公佈《人口結構變化應對方案》，將增加育兒假和津貼，並將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視，還將促進移民、外國人和老年人的就業。日本政府則計劃從74歲以下人羣的醫療保險費用中抽取資金，從今年起將一次性生育補貼提高到5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5940元），較去年增加8萬日元。

“日本、韓國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國要早，同時中日韓三國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韓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對我國的生育服務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較大啓發。”任遠說，從已有的文獻看，日本和韓國的生育津貼政策實際效果並不理想，特別是韓國，“這也反映出生育補貼政策，對於城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和經濟高度發展地區人們生育意願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遠指出，採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務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願並未滿足的人羣得到服務和支持，還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國的生育意願現在是1.6到1.9，但是實際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過生育服務和支持，使人們的生育意願得到更好的滿足，我們的生育水平是能夠提高的。”同時，任遠提出，在更深層次來看，在現代社會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價值本身在逐步減弱，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在發展，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在提高，人們的生育動機在減弱。如果人們本身並不想生育，通過各種生育支持政策來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對於國家生育政策來說，還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設上做一些改變，“在計劃生育時代，形成了‘只生一個’的生育文化，獨生子女一代人認爲，生一個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態。在低生育率背景下，這種生育文化需要改變。孩子的經濟價值隨着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逐步減弱，我們需要在文化上強調孩子的情感價值、強調孩子作爲生命的價值，強調生育和撫育孩子的成長對自身人生成長的價值，通過這種觀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們覺得生育是有意義的，才能提高人們的生育動機，再加上持續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的改善，才能從根本上使生育動機和生育意願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