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北平沦陷前，大批的文化界、学术界名流，被迫无奈地踏上了南下的行程。

但令人意外的是，当时文化界的知名人物周作人竟然没有南下，而是留在了北平，最后沦为令人唾弃的“汉奸文人”，这是为何呢？

周作人没有南下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因家有日本“悍妻”；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受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委托。

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周作人仰慕日本文化，就娶了一位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这位日本女人，左右了周作人的一生，在关键的两件大事上，更是众所周知：一是周作人与兄长鲁迅的决裂；二是周作人在“七七事变”后没有南下而留在北平，并最后落水出任“汪伪”政权的伪职。

周作人出任伪职时的照片

鲁迅先生与弟弟周作人同时在日本留学，1909年，周作人就在日本迎娶了羽太信子，两年后，周作人带着这位日本妻子回国。

令周作人想不到的是，一个在日本公寓里打扫卫生的女人，嫁到中国后，生活反而奢侈到了“挥金如土”的地步。

妻子花丈夫的钱本无可厚非，但周作人的薪金根本不够她的花销。当时周家也是一个大家族，周作人结婚后，和母亲及哥哥鲁迅生活在一起，当时鲁迅的薪金最高，自然吃亏，但从小就是家里顶梁柱的鲁迅也不说什么。

但时间长了，鲁迅看不过，也劝过周作人，但周作人作不了日本夫人的主，大哥的规劝只能当做耳边风。后来，羽太信子甚至还把她的许多日本亲属接来一起住，一切吃穿用度完全日本化，花销就更大。

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花光，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甚至还四处借贷。

有一天，兄弟俩终于爆发了一场大冲突，导致鲁迅和周作人分家，彻底搬出八道湾，兄弟俩再也不相来往，这场冲突，对鲁迅的打击甚大，也让他从此变得更加孤寂寡言。

鲁迅在1926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那天下午他去八道湾取东西，与弟弟和弟媳发生了一场冲突，日记中有“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等语。至于究竟是什么“秽语”，外人不得而知。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的局势就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周作人的妻子仗着自己是日本人，每一遇风吹草动，就叫佣人把门外的“周宅”牌子取下，换上“羽太寓”的牌子，并插上日本旗，意思是告诉这里面住的是日本人，就不要来找麻烦了。

面对妻子的我行我素，周作人这个曾在青年运动中也是叱咤风云的大将，却患上了“软骨症”，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

当局势越来越紧张时，周作人也曾鼓起勇气和妻子商量要不要南下，结果不出所料，遭到了妻子的严厉斥责。

这个也不难理解，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如今看到日本人来了，那不是等于看到娘家人了吗？何况一贯养尊处优的她，可不是能跟着南下一路吃苦的人。

于是，周作人再也不提南下之议，他怕老婆，不愿也不敢违背她的想法，最终留在了北平，并逐渐身不由己地当上了汉奸文人。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曾委托周作人，让他留在北平，看守校产，毕竟，周作人留过日，会日语，还有个日本太太，一切有事都好商量。

据多年后蒋梦麟的回忆录里记载：“抗战的时候，他（指周作人）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

周作人留在北平后，在保护北大校产、掩护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等方面也确实做出过贡献，但这也只是他在顺从日本妻子的意思后，不肯南下，以此为由的一个借口而已。

北平沦陷后，日本人一看周作人没走，可是欣喜万分，因为，他们需要这样一个文化界的大名人，来为侵略者的他们做出装点门面的样子。

周作人在当时有多大的影响力，我们可以从郭沫若发表的《国难声中怀知堂》可见一斑：

“如果周作人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换掉他，就死上几千几百个是不算一回事的。”

这真是非常高的评价，可以说直接把周作人捧到了天上，可惜，周作人最后还是没能坚守住底线，沦为了汉奸文人。

不过，周作人即使被称为汉奸文人，但他在出任伪职前后，并没有做过恶，没杀人没放火，只是身不由己地出任过一些汪伪政权教育部门上的职位，这些，并不能埋没他“五四”时期的光芒，不能抹杀他三十年代散文创作的成就，以及解放后翻译日本、欧洲古典文学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