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日寇開啓了全面侵華戰爭。在北平淪陷前，大批的文化界、學術界名流，被迫無奈地踏上了南下的行程。

但令人意外的是，當時文化界的知名人物周作人竟然沒有南下，而是留在了北平，最後淪爲令人唾棄的“漢奸文人”，這是爲何呢？

周作人沒有南下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因家有日本“悍妻”；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受北大校長蔣夢麟的委託。

早年在日本留學時，周作人仰慕日本文化，就娶了一位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這位日本女人，左右了周作人的一生，在關鍵的兩件大事上，更是衆所周知：一是周作人與兄長魯迅的決裂；二是周作人在“七七事變”後沒有南下而留在北平，並最後落水出任“汪僞”政權的僞職。

周作人出任僞職時的照片

魯迅先生與弟弟周作人同時在日本留學，1909年，周作人就在日本迎娶了羽太信子，兩年後，周作人帶着這位日本妻子回國。

令周作人想不到的是，一個在日本公寓裏打掃衛生的女人，嫁到中國後，生活反而奢侈到了“揮金如土”的地步。

妻子花丈夫的錢本無可厚非，但周作人的薪金根本不夠她的花銷。當時周家也是一個大家族，周作人結婚後，和母親及哥哥魯迅生活在一起，當時魯迅的薪金最高，自然喫虧，但從小就是家裏頂樑柱的魯迅也不說什麼。

但時間長了，魯迅看不過，也勸過周作人，但周作人作不了日本夫人的主，大哥的規勸只能當做耳邊風。後來，羽太信子甚至還把她的許多日本親屬接來一起住，一切喫穿用度完全日本化，花銷就更大。

魯迅不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花光，還把多年的積蓄賠了進去，有時甚至還四處借貸。

有一天，兄弟倆終於爆發了一場大沖突，導致魯迅和周作人分家，徹底搬出八道灣，兄弟倆再也不相來往，這場衝突，對魯迅的打擊甚大，也讓他從此變得更加孤寂寡言。

魯迅在1926年6月11日的日記中記載那天下午他去八道灣取東西，與弟弟和弟媳發生了一場衝突，日記中有“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等語。至於究竟是什麼“穢語”，外人不得而知。

早在“九一八事變”後，北平的局勢就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周作人的妻子仗着自己是日本人，每一遇風吹草動，就叫傭人把門外的“周宅”牌子取下，換上“羽太寓”的牌子，並插上日本旗，意思是告訴這裏面住的是日本人，就不要來找麻煩了。

面對妻子的我行我素，周作人這個曾在青年運動中也是叱吒風雲的大將，卻患上了“軟骨症”，無可奈何地聽之任之。

當局勢越來越緊張時，周作人也曾鼓起勇氣和妻子商量要不要南下，結果不出所料，遭到了妻子的嚴厲斥責。

這個也不難理解，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如今看到日本人來了，那不是等於看到孃家人了嗎？何況一貫養尊處優的她，可不是能跟着南下一路喫苦的人。

於是，周作人再也不提南下之議，他怕老婆，不願也不敢違揹她的想法，最終留在了北平，並逐漸身不由己地當上了漢奸文人。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時任北大校長蔣夢麟曾委託周作人，讓他留在北平，看守校產，畢竟，周作人留過日，會日語，還有個日本太太，一切有事都好商量。

據多年後蔣夢麟的回憶錄裏記載：“抗戰的時候，他（指周作人）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關係比較深，不走，可以保存這個學校的一些圖書和設備。於是，他果然沒有走。”

周作人留在北平後，在保護北大校產、掩護國民黨地下工作者等方面也確實做出過貢獻，但這也只是他在順從日本妻子的意思後，不肯南下，以此爲由的一個藉口而已。

北平淪陷後，日本人一看周作人沒走，可是欣喜萬分，因爲，他們需要這樣一個文化界的大名人，來爲侵略者的他們做出裝點門面的樣子。

周作人在當時有多大的影響力，我們可以從郭沫若發表的《國難聲中懷知堂》可見一斑：

“如果周作人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爲了換掉他，就死上幾千幾百個是不算一回事的。”

這真是非常高的評價，可以說直接把周作人捧到了天上，可惜，周作人最後還是沒能堅守住底線，淪爲了漢奸文人。

不過，周作人即使被稱爲漢奸文人，但他在出任僞職前後，並沒有做過惡，沒殺人沒放火，只是身不由己地出任過一些汪僞政權教育部門上的職位，這些，並不能埋沒他“五四”時期的光芒，不能抹殺他三十年代散文創作的成就，以及解放後翻譯日本、歐洲古典文學的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