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对于死去的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对于幸存者来说更是一场噩梦。”

“野人山”在缅甸语中意为魔鬼居住的地方，纵深200多公里的原始森林，山山峦叠，林莽如海，几乎漏不进半点阳光，再加上豺狼猛兽横行、瘴疠疟疾蔓延，几千年来人迹罕至，相传只有一些尚处于原始部落时代的野蛮族群出没在大山的边缘。

然而在80年多年前，曾有42名年轻的女兵跟随着远征军走进了这人间炼狱。她们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甚至知情的幸存者们也都不愿意回忆这一段过往。直到2021年11月16日，一位百岁老人在安徽合肥辞世，悲壮的故事才被再次提及。

一、女兵中，很多都是孤儿

她叫刘桂英，湖南长沙人。

在她出生的1920年，长沙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春天，城内爆发罕见的瘟疫，逝者甚众。

第二件：6月，担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横征暴敛，无恶不作，最终导致湖南兴起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湘军谭延闿、赵恒惕瞅准时机，打出“救国救乡”的旗号，一举攻入长沙，驱逐张敬尧。

一个“乱”字，根本不足以形容这个时代的长沙，但无论是疫病还是兵祸，受苦的只有普通百姓。刘桂英出生在长沙郊区的一户贫寒农民家庭，从婴儿时就经历着种种的苦难，父母对她的唯一期望只是活下去。

3岁那年，又是天灾，长沙久旱无雨，农民断了生计，抛妻弃子者不计其数。刘桂英的父母知道养不活孩子，只能把女儿放在太平街美孚洋行一户刘姓打更人门口，并留下字条请求收养。

打更人没有子嗣，虽然自己也不富裕，但对意外来到的刘桂英却是非常珍爱。在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中，开始记事的刘桂英第一次感受到了亲情温暖。

不过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太长久，10岁时养父、养母的相继病逝，让刘桂英第二次成为孤儿。无处可去的她只能被邻居们送到长沙贫女院安身，这是当时专收贫苦女子的私立救济机构。

因为年代的特殊性，当时被遗弃的女孩非常之多，长沙本地的一些女性教师便自发筹款创办了这一所孤儿院，专门收留女童，并教她们学习文化知识和工艺技能。

在这里，刘桂英结识了很多同样身世悲苦的小姐妹，贫女院给了她们活下去的机会，也给了她们改变命运的机会。7年后，刘桂英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湘雅医院护士助理班，拥有了第一份稳定的工作。

然而就是在这一年，日军攻占岳阳，逼近长沙。战争来临之前，长沙发生空前大火，全市几尽焚毁，万千百姓流离失所。目睹这一切的刘桂英大哭一场，对侵略者的憎恨，让她毅然选择从军，成为新编22师野战医院的一名战地护士。

新编22师号称“虎师”，隶属第5军，是当时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也是仅有的3支美械师之一。这支部队的官兵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有知识，有技能的年轻人，其中有不少还是在读书的学生。

为什么在那个年代，有无数的年轻人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前线？对于18岁的刘桂英来说，她已经没有了家，不能再没有国了。作为一个孤儿，她无牵无挂，作为一个爱国青年，她理想崇高。而像她一样的年轻人，何止千千万万。

只是刘桂英没有想到的是，她参军后接到的第一个重要命令，就将彻底改变她一生的轨迹。

1942年3月8日，日军攻占了缅甸的首都仰光，滇缅公路被彻底切断。

这条公路有多重要？

滇缅公路是当时国内唯一连通国外的陆上交通运输通道。据统计，滇缅公路建成后前三年，就运输了多达45.2万吨的援华物资，而当时所有的国际援助是50多万吨。为了保卫滇缅公路，10万远征军奉命出国抗战，其中就包括刘桂英所在的第5军。

对于从小就没有离开过长沙的刘桂英来说，她并不知道东南亚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出国抗战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在她离开时祖国的时候，数十万边境百姓自发夹道相送。

年轻的战士们斗志昂扬，看着头上掩护的战机，前后坦克、炮车、弹药车、步兵运输车等各式各样的车辆组成钢铁长龙，他们热血澎湃，高唱着远征军的战歌：

“枪，在我们肩上，血，在我们胸膛。到缅甸去吧，走上国际的战场。”

二、他们把回家的希望，让给了战友

远征军的首战在同古打响。

新22师在同古以北遭遇日军，刘桂英作为野战医院的护士，一直身处前线抢救伤员。这里和国内不一样，没有群众基础，也没有民房掩护，临时搭建的野战医院是日军搜索攻击的重点目标，飞机不时俯冲扫射，子弹溅起的碎石全都打在她的身上。

在这样的环境下，刘桂英也会害怕，但同时她也深受震撼。远征军里都是精锐，战斗意志不是普通军队能比的，那些老兵重伤不下火线，年轻的新兵也都不怕死，受伤了就简单包扎，只要还能动，扛起枪就继续上战场。

在男兵们作战氛围的感染下，女兵也逐渐战胜了恐惧，她们甚至也不甘愿再呆在后方，纷纷要求跑到一线阵地上去抢救伤员。

一场又一场的胜仗，众志成城的远征军很快就在滇缅战场打出了响亮的名号。但关键时刻，负责配合的英军却掉了链子，孤军深入的远征军很快陷入极大被动。

1942年5月1日，日军进占曼德勒，中英联军全面溃败，开始大撤退。

1942年5月9日，日军攻占密支那，包抄腊戌，切断了远征军回国的所有通道。

身处绝境，时任第5军军长的杜聿明却接到了一项非常“无理”的建议，英军希望他能率领远征军以“难民”的身份进入印度，交出武器，享受庇护。为了活着，就要扔掉军人所有的尊严，杜聿明做不到，他宁愿率领远征军绕道密支那北部，走胡康河谷辗转回国。

胡康大峡谷位于缅甸最北方，再往北就是冰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脉，东西被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所夹持，方圆百里都是无人区，这里也就是传说中的野人山。

刘桂英曾回忆说：

“我们都知道，野人山是一条死亡之路，但不进去不行，日本人在后面追，我们中国人不能做日本人的俘虏，宁愿到山上饿死。”

然而事实，往往比预想中的更加残酷。在刘桂英跟随护士班进入野人山前，她见到了令自己毕生难忘的一幕：一片被大火烧过的断壁残垣里，躺着千余烈士的遗骸。

这些都是远征军的伤员。

野人山地形复杂，汽车无法通行，本就稀缺的骡马、担架大多被用来运输武器装备，无法分配给战士，那些行动不便的伤员唯一的出路只有留在山外隐蔽。但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不进野人山，面对日军的搜捕，上千人根本没有可能躲过去。

万难之下，伤员们为了不拖累部队，更为了不做俘虏，全部选择自尽。

时任新22师前卫营65团连长的邱仲岳就曾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记录过这一悲壮场景：

“战伤或因重病不能跟随部队长途跋涉的1500余中华儿女，咸以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鬼的志节，宁为烈士死，不做降俘生的决心，毅然自尽，含恨而终！”

死去的人不愿拖累活着人，但活着人的内心又是何等的煎熬。后面走向野人山的远征军将士，都会对着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鞠躬叩首，缅怀逝去的战友。这一刻，他们心里已经没有了任何恐惧，只有愤怒，唯一的信念就是有一天能够卷土重来，为战友们报仇。

三、名副其实的“死亡之谷”

“黑暗，仿佛走入深不可测的无底洞。”

这是刘桂英对于野人山的第一印象。

不管是作为军长的杜聿明，还是所有远征军的将士，直到真正走入野人山后，他们才第一次见证了原始丛林的可怕。

野人山的威胁来源于三个方面：

第一：断粮

为了轻装行军，远征军大部分士兵随身只带了四件东西：一个米袋，装了一周的粮食；一个玻璃的罐头瓶，当作炊具用；一块防雨的油布；一块睡觉的毯子。

刚开始，部队还有炊事班集中做饭，但10天后随着粮食见底，士兵只能开始宰杀战马、驮牛充饥，再就是枪套、皮带等皮具煮烂了吃。原始丛林不乏野菜野果，但大部分都有毒，吃了就拉肚子，倒下去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所以到最后，战士们只能靠着啃食草根树皮，或者喝水充饥。

第二：蛇虫猛兽

全副武装的远征军，按理说是不惧怕大型猛兽的，但进入野人山后，队伍越走越散，落单和受伤的战士往往就成为了动物的袭击对象。

首先就是蚂蟥和蚊子，雨季的丛林毒虫体型较大，而且避无可避，一不留神就会被咬得满身都是包，又红又肿，奇痒无比，不仅伤口感染足以致命，而且对精神更是极大的消耗，虚弱的战士一旦再遇到大型猛兽，很难再有还手之力。

第三：复杂地形

原始丛林地形复杂多样，很多危险根本难以预计。失足跌落悬崖者几乎每天都有，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山洪更是能直接冲走一个班的战士。更为困难的是迷路，部队分得散，指南针和地图又稀缺，一旦在原始丛林失去方向乱转，基本就失去了生还的可能。

对于远征军的士兵来说，野人山的危险甚至远远超过了日军，而没有配备武器且战斗力更弱的女兵，生存则更为艰难。

刘桂英当时所在的护士班一共有5名女兵，除她之外还有护士长何珊、护士陈笑风、孙月霞和王苹，因为都是自湖南，且年纪相仿，所以大家的感情非常深厚。

进入野人山后，护士班因为走在最后，所以面临的危险也最大，野菜野果甚至草根树皮都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而且这个时候一旦有人掉队，意味着不会在遇到后来的部队收容，更加大意不得。

女兵们心思细，5个人结伴同行，任何时候都是紧紧靠在一起。但即便这样，也避免不了危险的降临。

陈笑风是5人之中最文静的，平时话也不多，在一次经过榕树林时，走在队伍后侧的她突然大叫一声，然后捂着腿坐了下来。大家一开始还没太在意，以为她可能是被植物的尖刺划到或者又是遭了蚂蟥，但直到陈笑风扯开裤腿才发现，小腿上有两个不停往外冒血的小洞。

这是蛇咬的，刘桂英第一个反应过来，经验丰富的她赶紧俯下身子，用嘴对准陈笑风的伤口，直接把蛇毒吸了出来。护士长何珊也从河边找来一把野蒿，用牙嚼碎敷在陈笑风的伤口上。

原始丛林的蛇，毒性很大，虽然治疗比较及时，但陈笑风的小腿还是肿得跟萝卜似的，只能由女兵们轮流背着赶路。等伤势好转一些之后，陈笑风就坚持自己走路，虽然一跛一跛的经常落在后面，但起码不会拖累战友。

但谁也不会想到，一次行军过程中，平时负责搀扶陈笑风的刘桂英和何珊刚好去解手，刚走开几步就听到有人喊救命。等大家朝着声音跑去，就看着一只野狼正撕咬着落单的陈笑风。

可能就是短短的几分钟，野狼害怕人多转身就跑，刘桂英和何珊赶忙跑到陈笑风身边，却看到她脖子动脉已被野狼咬破，鲜血流了一地。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没了，长时间的行军让女兵们不免有些疏忽和麻痹，但就是因为这一个不注意，最亲密的战友就遭遇了厄运。

眼见好姐妹的离世，大家的心情跌落谷底，但没有时间悲伤，接下来的一路上谁也没有再过多的说话，氛围压抑的有些可怕。可偏偏这个时候，孙月霞又因为染上瘴气，持续高烧陷入了昏迷，整个队伍不得不又停了下来。

虽然是护士班，但因为缺乏特效药，对孙月霞的病谁也没办法，只能煮上热水给她喝。孙月霞病得走不动道，高烧折磨她整个人已经精神恍惚，在短暂的清醒时间里，她一直都在催促姐妹们丢下她先走。

虽然大家心里都明白，再耽误时间可能所有人都走不出野人山了，但让她们抛弃病重的战友，谁也做不到。在高烧的第4天，孙月霞病情再度加重，她痛得不停撕扯自己身上的衣服，最后用尽全身力气跑了出去，跳下了悬崖。

为了不拖累战友，也为了从病痛中解脱，孙月霞选择用这样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两个星期之后，王苹也染上了瘴气，她烧得比孙月霞更厉害，昏迷三天，几乎没有吃下任何东西。护士长何珊只得把野菜嚼碎，含在嘴里用舌头顶开王苹的嘴，把野菜喂给她。终于，王苹醒了，但不是康复，而是回光返照。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的她，最终还是没有战胜病魔。

5个人的护士班，只剩下护士长何珊和刘桂英。但此时的何珊也已经不行了，身为女兵们的“大姐姐”，一直以来她都是做最多的事，受最多的苦，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在战友们接连倒下后，她精神一下就垮了，又因为误吃了有毒的野果子，每天拉肚子。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何珊还在担心刘桂英：

'桂英，看来我走不了了，咱们姐妹5人，就剩下你一个了，你一定要活着走出野人山！一定要努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们的经历告诉国人，我们为国捐躯了，我们是爱国青年！'

两位女兵抱在一起痛哭，这也是最后的道别。何珊倒下来，刘桂英清楚地记得护士长在最后的昏迷中，还喃喃地叫着妈妈的名字，叫着她在西北当兵的恋人的名字。

孤身一人，刘桂英心里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定，晚年的她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现在回想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当年竟然能够活着走出野人山!翻越野人山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死也要爬到祖国的土地上去死!”

身体虚弱，走走停停，刘桂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出野人山，但她不用再担心迷路，沿途都是远征军烈士的遗骨，这是最为悲壮的指路标。

终于在某一天里，刘桂英看见前方的空地上，搭满了军用帐篷，那是远征军设立在野人山出口的的物资补给站。吃着久违的白米饭，刘桂英才知道自己在野人山中整整走了3个月。

刘桂英是幸运的，这次穿越野人山，远征军一共牺牲了3万多人，其中第5军的45名女兵，只有4个人活了下来。10万远征军出国征战，最后撤退到印度和滇西的仅剩4万余人，一大半殒命撤退途中。

四、隐姓埋名的后半生

随部队转移到兰姆伽的基地后，刘桂英很快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她是这里唯一的女兵。新22师的师长廖耀湘和他的夫人黄伯容热情地请她到住所做客，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专程从重庆赶过来为她画像。

然而面对这些热情，刘桂英并没有感到太多荣耀。护士班的姐妹们，只有她一个人活了下来，刘桂英亲眼目睹了所有人倒下的一幕幕，这些场面她不想回忆，却怎么也忘不了。

厌倦了战争的刘桂英，并没有再次跟随远征军反攻缅甸，而是一直留在蓝姆伽后方，直至1944年底随部队回国。此时国内也在打仗，刘桂英便毅然选择了离开部队，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安徽丈夫老家。

此后的刘桂英一直留在一所小学任教，邻里乡亲知道她曾是一名老兵，却也不了解她的具体经历。直到1962年，刘桂英因为历史问题受到不公待遇，不仅被小学开除，还被下放到农村改造长达30年之久。

1990年，曾在兰姆伽基地为刘桂英画像的画家叶浅予得知消息后，特意赶到安徽为刘桂英解释历史问题，说她从参军起就一直为国征战，回国后就专业任教，没有参加过内战，是绝对清白的。

这一年，70岁的刘桂英恢复了教师身份，她的故事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刘桂英后半生一直选择隐姓埋名的生活，有委屈也不辩驳，有困难就默默承受，或许这些苦难和她的童年经历以及野人山的经历相比，真的不值一提。幸运的是，后来的刘桂英生活非常幸福，她的儿女孝顺，一直服侍在老人身旁，生活也非常富足。

随着远征军的事迹逐渐被人提及，刘桂英的名字也被越多的人所熟知。此前，有记者问及她是否后悔当年参加远征军时，刘桂英说了一句话：

“当家破人亡时，每个人都要尽一份责任，我们只是尽了一份责任。”

2005年，刘桂英被授予纪念抗战胜利的60周年金质勋章。

在刘桂英的家里，一张报道她“走出野人山”经历的老报纸被装进相框，挂在了墙上。报纸上的空白处，刘桂英用正楷写下了明代于谦的《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2021年，刘桂英在合肥逝世，享年10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