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對於死去的人來說是一場災難，但對於倖存者來說更是一場噩夢。”

“野人山”在緬甸語中意爲魔鬼居住的地方，縱深200多公里的原始森林，山山巒疊，林莽如海，幾乎漏不進半點陽光，再加上豺狼猛獸橫行、瘴癘瘧疾蔓延，幾千年來人跡罕至，相傳只有一些尚處於原始部落時代的野蠻族羣出沒在大山的邊緣。

然而在80年多年前，曾有42名年輕的女兵跟隨着遠征軍走進了這人間煉獄。她們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甚至知情的倖存者們也都不願意回憶這一段過往。直到2021年11月16日，一位百歲老人在安徽合肥辭世，悲壯的故事才被再次提及。

一、女兵中，很多都是孤兒

她叫劉桂英，湖南長沙人。

在她出生的1920年，長沙發生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春天，城內爆發罕見的瘟疫，逝者甚衆。

第二件：6月，擔任湖南督軍的張敬堯橫徵暴斂，無惡不作，最終導致湖南興起轟轟烈烈的“驅張運動”。湘軍譚延闓、趙恆惕瞅準時機，打出“救國救鄉”的旗號，一舉攻入長沙，驅逐張敬堯。

一個“亂”字，根本不足以形容這個時代的長沙，但無論是疫病還是兵禍，受苦的只有普通百姓。劉桂英出生在長沙郊區的一戶貧寒農民家庭，從嬰兒時就經歷着種種的苦難，父母對她的唯一期望只是活下去。

3歲那年，又是天災，長沙久旱無雨，農民斷了生計，拋妻棄子者不計其數。劉桂英的父母知道養不活孩子，只能把女兒放在太平街美孚洋行一戶劉姓打更人門口，並留下字條請求收養。

打更人沒有子嗣，雖然自己也不富裕，但對意外來到的劉桂英卻是非常珍愛。在這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家庭中，開始記事的劉桂英第一次感受到了親情溫暖。

不過這樣的好日子並沒有太長久，10歲時養父、養母的相繼病逝，讓劉桂英第二次成爲孤兒。無處可去的她只能被鄰居們送到長沙貧女院安身，這是當時專收貧苦女子的私立救濟機構。

因爲年代的特殊性，當時被遺棄的女孩非常之多，長沙本地的一些女性教師便自發籌款創辦了這一所孤兒院，專門收留女童，並教她們學習文化知識和工藝技能。

在這裏，劉桂英結識了很多同樣身世悲苦的小姐妹，貧女院給了她們活下去的機會，也給了她們改變命運的機會。7年後，劉桂英以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湘雅醫院護士助理班，擁有了第一份穩定的工作。

然而就是在這一年，日軍攻佔岳陽，逼近長沙。戰爭來臨之前，長沙發生空前大火，全市幾盡焚燬，萬千百姓流離失所。目睹這一切的劉桂英大哭一場，對侵略者的憎恨，讓她毅然選擇從軍，成爲新編22師野戰醫院的一名戰地護士。

新編22師號稱“虎師”，隸屬第5軍，是當時中國第一支機械化部隊，也是僅有的3支美械師之一。這支部隊的官兵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有知識，有技能的年輕人，其中有不少還是在讀書的學生。

爲什麼在那個年代，有無數的年輕人義無反顧地走向了前線？對於18歲的劉桂英來說，她已經沒有了家，不能再沒有國了。作爲一個孤兒，她無牽無掛，作爲一個愛國青年，她理想崇高。而像她一樣的年輕人，何止千千萬萬。

只是劉桂英沒有想到的是，她參軍後接到的第一個重要命令，就將徹底改變她一生的軌跡。

1942年3月8日，日軍攻佔了緬甸的首都仰光，滇緬公路被徹底切斷。

這條公路有多重要？

滇緬公路是當時國內唯一連通國外的陸上交通運輸通道。據統計，滇緬公路建成後前三年，就運輸了多達45.2萬噸的援華物資，而當時所有的國際援助是50多萬噸。爲了保衛滇緬公路，10萬遠征軍奉命出國抗戰，其中就包括劉桂英所在的第5軍。

對於從小就沒有離開過長沙的劉桂英來說，她並不知道東南亞是什麼樣子，更不知道出國抗戰意味着什麼，她只知道在她離開時祖國的時候，數十萬邊境百姓自發夾道相送。

年輕的戰士們鬥志昂揚，看着頭上掩護的戰機，前後坦克、炮車、彈藥車、步兵運輸車等各式各樣的車輛組成鋼鐵長龍，他們熱血澎湃，高唱着遠征軍的戰歌：

“槍，在我們肩上，血，在我們胸膛。到緬甸去吧，走上國際的戰場。”

二、他們把回家的希望，讓給了戰友

遠征軍的首戰在同古打響。

新22師在同古以北遭遇日軍，劉桂英作爲野戰醫院的護士，一直身處前線搶救傷員。這裏和國內不一樣，沒有羣衆基礎，也沒有民房掩護，臨時搭建的野戰醫院是日軍搜索攻擊的重點目標，飛機不時俯衝掃射，子彈濺起的碎石全都打在她的身上。

在這樣的環境下，劉桂英也會害怕，但同時她也深受震撼。遠征軍裏都是精銳，戰鬥意志不是普通軍隊能比的，那些老兵重傷不下火線，年輕的新兵也都不怕死，受傷了就簡單包紮，只要還能動，扛起槍就繼續上戰場。

在男兵們作戰氛圍的感染下，女兵也逐漸戰勝了恐懼，她們甚至也不甘願再呆在後方，紛紛要求跑到一線陣地上去搶救傷員。

一場又一場的勝仗，衆志成城的遠征軍很快就在滇緬戰場打出了響亮的名號。但關鍵時刻，負責配合的英軍卻掉了鏈子，孤軍深入的遠征軍很快陷入極大被動。

1942年5月1日，日軍進佔曼德勒，中英聯軍全面潰敗，開始大撤退。

1942年5月9日，日軍攻佔密支那，包抄臘戌，切斷了遠征軍回國的所有通道。

身處絕境，時任第5軍軍長的杜聿明卻接到了一項非常“無理”的建議，英軍希望他能率領遠征軍以“難民”的身份進入印度，交出武器，享受庇護。爲了活着，就要扔掉軍人所有的尊嚴，杜聿明做不到，他寧願率領遠征軍繞道密支那北部，走胡康河谷輾轉回國。

胡康大峽谷位於緬甸最北方，再往北就是冰雪皚皚的喜馬拉雅山脈，東西被高聳入雲的橫斷山脈所夾持，方圓百里都是無人區，這裏也就是傳說中的野人山。

劉桂英曾回憶說：

“我們都知道，野人山是一條死亡之路，但不進去不行，日本人在後面追，我們中國人不能做日本人的俘虜，寧願到山上餓死。”

然而事實，往往比預想中的更加殘酷。在劉桂英跟隨護士班進入野人山前，她見到了令自己畢生難忘的一幕：一片被大火燒過的斷壁殘垣裏，躺着千餘烈士的遺骸。

這些都是遠征軍的傷員。

野人山地形複雜，汽車無法通行，本就稀缺的騾馬、擔架大多被用來運輸武器裝備，無法分配給戰士，那些行動不便的傷員唯一的出路只有留在山外隱蔽。但其實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不進野人山，面對日軍的搜捕，上千人根本沒有可能躲過去。

萬難之下，傷員們爲了不拖累部隊，更爲了不做俘虜，全部選擇自盡。

時任新22師前衛營65團連長的邱仲嶽就曾在自己的回憶文章中記錄過這一悲壯場景：

“戰傷或因重病不能跟隨部隊長途跋涉的1500餘中華兒女，鹹以生爲中國人，死爲中華鬼的志節，寧爲烈士死，不做降俘生的決心，毅然自盡，含恨而終！”

死去的人不願拖累活着人，但活着人的內心又是何等的煎熬。後面走向野人山的遠征軍將士，都會對着曾經戰鬥過的地方鞠躬叩首，緬懷逝去的戰友。這一刻，他們心裏已經沒有了任何恐懼，只有憤怒，唯一的信念就是有一天能夠捲土重來，爲戰友們報仇。

三、名副其實的“死亡之谷”

“黑暗，彷彿走入深不可測的無底洞。”

這是劉桂英對於野人山的第一印象。

不管是作爲軍長的杜聿明，還是所有遠征軍的將士，直到真正走入野人山後，他們才第一次見證了原始叢林的可怕。

野人山的威脅來源於三個方面：

第一：斷糧

爲了輕裝行軍，遠征軍大部分士兵隨身只帶了四件東西：一個米袋，裝了一週的糧食；一個玻璃的罐頭瓶，當作炊具用；一塊防雨的油布；一塊睡覺的毯子。

剛開始，部隊還有炊事班集中做飯，但10天后隨着糧食見底，士兵只能開始宰殺戰馬、馱牛充飢，再就是槍套、皮帶等皮具煮爛了喫。原始叢林不乏野菜野果，但大部分都有毒，喫了就拉肚子，倒下去就可能再也站不起來。所以到最後，戰士們只能靠着啃食草根樹皮，或者喝水充飢。

第二：蛇蟲猛獸

全副武裝的遠征軍，按理說是不懼怕大型猛獸的，但進入野人山後，隊伍越走越散，落單和受傷的戰士往往就成爲了動物的襲擊對象。

首先就是螞蟥和蚊子，雨季的叢林毒蟲體型較大，而且避無可避，一不留神就會被咬得滿身都是包，又紅又腫，奇癢無比，不僅傷口感染足以致命，而且對精神更是極大的消耗，虛弱的戰士一旦再遇到大型猛獸，很難再有還手之力。

第三：複雜地形

原始叢林地形複雜多樣，很多危險根本難以預計。失足跌落懸崖者幾乎每天都有，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山洪更是能直接沖走一個班的戰士。更爲困難的是迷路，部隊分得散，指南針和地圖又稀缺，一旦在原始叢林失去方向亂轉，基本就失去了生還的可能。

對於遠征軍的士兵來說，野人山的危險甚至遠遠超過了日軍，而沒有配備武器且戰鬥力更弱的女兵，生存則更爲艱難。

劉桂英當時所在的護士班一共有5名女兵，除她之外還有護士長何珊、護士陳笑風、孫月霞和王蘋，因爲都是自湖南，且年紀相仿，所以大家的感情非常深厚。

進入野人山後，護士班因爲走在最後，所以面臨的危險也最大，野菜野果甚至草根樹皮都被前面的部隊喫光了，而且這個時候一旦有人掉隊，意味着不會在遇到後來的部隊收容，更加大意不得。

女兵們心思細，5個人結伴同行，任何時候都是緊緊靠在一起。但即便這樣，也避免不了危險的降臨。

陳笑風是5人之中最文靜的，平時話也不多，在一次經過榕樹林時，走在隊伍後側的她突然大叫一聲，然後捂着腿坐了下來。大家一開始還沒太在意，以爲她可能是被植物的尖刺劃到或者又是遭了螞蟥，但直到陳笑風扯開褲腿才發現，小腿上有兩個不停往外冒血的小洞。

這是蛇咬的，劉桂英第一個反應過來，經驗豐富的她趕緊俯下身子，用嘴對準陳笑風的傷口，直接把蛇毒吸了出來。護士長何珊也從河邊找來一把野蒿，用牙嚼碎敷在陳笑風的傷口上。

原始叢林的蛇，毒性很大，雖然治療比較及時，但陳笑風的小腿還是腫得跟蘿蔔似的，只能由女兵們輪流揹着趕路。等傷勢好轉一些之後，陳笑風就堅持自己走路，雖然一跛一跛的經常落在後面，但起碼不會拖累戰友。

但誰也不會想到，一次行軍過程中，平時負責攙扶陳笑風的劉桂英和何珊剛好去解手，剛走開幾步就聽到有人喊救命。等大家朝着聲音跑去，就看着一隻野狼正撕咬着落單的陳笑風。

可能就是短短的幾分鐘，野狼害怕人多轉身就跑，劉桂英和何珊趕忙跑到陳笑風身邊，卻看到她脖子動脈已被野狼咬破，鮮血流了一地。一個活生生的人就這麼沒了，長時間的行軍讓女兵們不免有些疏忽和麻痹，但就是因爲這一個不注意，最親密的戰友就遭遇了厄運。

眼見好姐妹的離世，大家的心情跌落谷底，但沒有時間悲傷，接下來的一路上誰也沒有再過多的說話，氛圍壓抑的有些可怕。可偏偏這個時候，孫月霞又因爲染上瘴氣，持續高燒陷入了昏迷，整個隊伍不得不又停了下來。

雖然是護士班，但因爲缺乏特效藥，對孫月霞的病誰也沒辦法，只能煮上熱水給她喝。孫月霞病得走不動道，高燒折磨她整個人已經精神恍惚，在短暫的清醒時間裏，她一直都在催促姐妹們丟下她先走。

雖然大家心裏都明白，再耽誤時間可能所有人都走不出野人山了，但讓她們拋棄病重的戰友，誰也做不到。在高燒的第4天，孫月霞病情再度加重，她痛得不停撕扯自己身上的衣服，最後用盡全身力氣跑了出去，跳下了懸崖。

爲了不拖累戰友，也爲了從病痛中解脫，孫月霞選擇用這樣一種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可兩個星期之後，王蘋也染上了瘴氣，她燒得比孫月霞更厲害，昏迷三天，幾乎沒有喫下任何東西。護士長何珊只得把野菜嚼碎，含在嘴裏用舌頭頂開王蘋的嘴，把野菜餵給她。終於，王蘋醒了，但不是康復，而是迴光返照。身體已經虛弱到極點的她，最終還是沒有戰勝病魔。

5個人的護士班，只剩下護士長何珊和劉桂英。但此時的何珊也已經不行了，身爲女兵們的“大姐姐”，一直以來她都是做最多的事，受最多的苦，身體已經到了極限。在戰友們接連倒下後，她精神一下就垮了，又因爲誤喫了有毒的野果子，每天拉肚子。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何珊還在擔心劉桂英：

'桂英，看來我走不了了，咱們姐妹5人，就剩下你一個了，你一定要活着走出野人山！一定要努力回到祖國的懷抱，把我們的經歷告訴國人，我們爲國捐軀了，我們是愛國青年！'

兩位女兵抱在一起痛哭，這也是最後的道別。何珊倒下來，劉桂英清楚地記得護士長在最後的昏迷中，還喃喃地叫着媽媽的名字，叫着她在西北當兵的戀人的名字。

孤身一人，劉桂英心裏的信念反而更加堅定，晚年的她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現在回想起來，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當年竟然能夠活着走出野人山!翻越野人山的時候，我腦子裏只有一個想法：就是死也要爬到祖國的土地上去死!”

身體虛弱，走走停停，劉桂英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走出野人山，但她不用再擔心迷路，沿途都是遠征軍烈士的遺骨，這是最爲悲壯的指路標。

終於在某一天裏，劉桂英看見前方的空地上，搭滿了軍用帳篷，那是遠征軍設立在野人山出口的的物資補給站。喫着久違的白米飯，劉桂英才知道自己在野人山中整整走了3個月。

劉桂英是幸運的，這次穿越野人山，遠征軍一共犧牲了3萬多人，其中第5軍的45名女兵，只有4個人活了下來。10萬遠征軍出國征戰，最後撤退到印度和滇西的僅剩4萬餘人，一大半殞命撤退途中。

四、隱姓埋名的後半生

隨部隊轉移到蘭姆伽的基地後，劉桂英很快就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因爲她是這裏唯一的女兵。新22師的師長廖耀湘和他的夫人黃伯容熱情地請她到住所做客，著名畫家葉淺予先生專程從重慶趕過來爲她畫像。

然而面對這些熱情，劉桂英並沒有感到太多榮耀。護士班的姐妹們，只有她一個人活了下來，劉桂英親眼目睹了所有人倒下的一幕幕，這些場面她不想回憶，卻怎麼也忘不了。

厭倦了戰爭的劉桂英，並沒有再次跟隨遠征軍反攻緬甸，而是一直留在藍姆伽後方，直至1944年底隨部隊回國。此時國內也在打仗，劉桂英便毅然選擇了離開部隊，帶着兩個孩子回到了安徽丈夫老家。

此後的劉桂英一直留在一所小學任教，鄰里鄉親知道她曾是一名老兵，卻也不瞭解她的具體經歷。直到1962年，劉桂英因爲歷史問題受到不公待遇，不僅被小學開除，還被下放到農村改造長達30年之久。

1990年，曾在蘭姆伽基地爲劉桂英畫像的畫家葉淺予得知消息後，特意趕到安徽爲劉桂英解釋歷史問題，說她從參軍起就一直爲國征戰，回國後就專業任教，沒有參加過內戰，是絕對清白的。

這一年，70歲的劉桂英恢復了教師身份，她的故事也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劉桂英後半生一直選擇隱姓埋名的生活，有委屈也不辯駁，有困難就默默承受，或許這些苦難和她的童年經歷以及野人山的經歷相比，真的不值一提。幸運的是，後來的劉桂英生活非常幸福，她的兒女孝順，一直服侍在老人身旁，生活也非常富足。

隨着遠征軍的事蹟逐漸被人提及，劉桂英的名字也被越多的人所熟知。此前，有記者問及她是否後悔當年參加遠征軍時，劉桂英說了一句話：

“當家破人亡時，每個人都要盡一份責任，我們只是盡了一份責任。”

2005年，劉桂英被授予紀念抗戰勝利的60週年金質勳章。

在劉桂英的家裏，一張報道她“走出野人山”經歷的老報紙被裝進相框，掛在了牆上。報紙上的空白處，劉桂英用正楷寫下了明代于謙的《石灰吟》：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2021年，劉桂英在合肥逝世，享年10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