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熱情高漲，永遠不知疲倦

它的草坪和舞臺記錄了時代的變革

在北京，“工體”兩個字有着豐富的內涵。它是國安的主場，裝滿勝利與失敗的記憶；它是大型演唱會的舞臺，見證一代代天王巨星的升騰與退場；它也是年輕人狂歡的去處，消化着過剩的精力和激情。

而它原本的面目已經逐漸淡去。1959年建成時，工人體育場是爲國慶十週年獻禮的“新中國十大建築”之一。開始的幾十年，它承辦全運會、國際比賽、接待外事活動，是一個展現國家變化的平臺。

現在，經過3年改造復建，北京工人體育場即將重新啓用，迎來2023賽季足球賽事。很多市民以“新工體”爲它命名，這確實是一座推倒重建的全新建築。

3月16日，改造復建後的北京工人體育場。圖/視覺中國

在每一個歷史階段，工體永遠喧囂，永遠熱情高漲，永遠不知疲倦。它的草坪和舞臺記錄了時代的變革。

開端

1959年，沈勃每週或隔週都要到工人體育場的工地看看。沈勃原名張豫苓，時任北京市建築設計院院長，工體設計工作負責人。包括工體在內，他主管着“新中國十大建築”中八座建築的設計工作。在這些建築之中，工體的設計不算複雜，重中之重是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大會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的日子即將到來，全國上下洋溢着全面展示新中國建設成果的氛圍。此前一年，黨中央決定在首都建設十大國慶工程，要求必須在1959年國慶節投入使用。十大建築最後確定爲：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博物館、軍事博物館、全國農業展覽館、北京火車站、工人體育場、民族文化宮、民族飯店、釣魚臺國賓館和華僑大廈。

工體快建成的一天，沈勃帶着8歲的兒子張路來到工地，當時草皮已經鋪好，張路從來沒見過這麼壯觀而整潔的草坪，興奮地跑上去做了個後空翻。沈勃跟張路說，爲了滲水通暢，草坪下面鋪着大石頭、鵝卵石、小石子、沙土……層層疊疊一共鋪了七層。當時，張路不會預料到，自己的未來將會和這座體育場發生怎樣神奇的關聯。多年之後，他會以北京國安俱樂部總經理和著名足球解說員的身份被球迷記住。

改造前的北京工體。圖/視覺中國

這是北京第一座現代化體育場，參照莫斯科中央體育場等國際先進運動場設計。此前北京最大的體育場是1937年建成的先農壇體育場，在明清兩代皇家祭壇先農壇原址上建成，承辦過1949年的建黨28週年紀念大會和北京市人民體育大會等大型活動。

工人體育場的選址地，當時還是一片蘆葦塘，地勢落差達到7米。工人們從北京城到處挖土，挑來50多萬立方的土纔將蘆葦塘填平。

如今難以想象的是，從設計到施工，工體建成一共只用了11個月13天。所有新中國十大建築都是如此短暫的週期內完成的。建設工作分爲設計、施工、材料三大塊，由三個單位負責，上面還有北京市建委、市政府，再往上是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抓。

回想起來，張路對父親那段無比忙碌的日子倒沒多少印象了， “那時候大人都是這樣，一大早就出門上班，很晚纔回來，都很正常，只是偶爾聽到唸叨一句工程的事。”

工人體育場和毗鄰的工人體育館，從名字上就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以工人爲名，應和了時代主旋律。也有一種說法，是因爲工體的建設經費來自全國總工會的會費。當地人通常用“工體”統稱這兩座建築。

工人體育場的承載量是8萬人，擠擠也能坐10萬人。因爲起初沒有座椅，水泥臺上砌三根長木條，畫幾根線把座位區分開，所以擠擠就能多坐不少人。在木條上坐久了屁股會疼，後來老球迷會自己帶着坐墊來看球。

工人體育場於1959年8月31日竣工，13天后，就迎來第一屆全運會的開幕。那是新中國第一次如此規模的全國性運動會，1萬多名運動員參與了這次盛會。開閉幕式上，8歲的張路就在現場，坐在主席臺旁邊的區域。他印象最深的是排山倒海的團體操表演。前四屆全運會都在工體舉辦，團體操的規模越來越大，成爲全運會中最令人期待也最具時代特色的元素之一。

1959年9月13日，首屆全運會在北京工體舉行開幕式。

在首都，工體成爲天安門廣場之外承載量最大的公共空間，因此其功能遠遠擴展到體育之外。北京史研究者金汕曾撰文寫道，上世紀60年代中期，經常有抗議“美帝”“蘇修”的大型集會在工體舉辦，場邊座位加上草皮上坐着的人，人數能達到10萬之衆。

1977年夏天，鄧小平復出後的第一次公開露面，也是在工人體育場。

搖滾時代

改革開放打開了封閉已久的國門，眼花繚亂的西方文化迅速衝擊着人們的神經。1985年，英國威猛樂隊來到北京，在工人體育館開唱，這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支來華演出的樂隊。演出現場人滿爲患，雖然很多票是各單位發給職工的福利票，但前所未見的音樂風格和現場效果，對當時的中國人有着相當的震撼力。

並不熟悉西方音樂和演唱會的中國觀衆雖然內心激動，但神色拘謹，安靜地坐着。當主唱喬治·邁克爾鼓勵觀衆和他一起打節拍的時候，觀衆不明所以，禮貌地長時間鼓掌。當天體育館裏，坐着崔健、竇唯等幾個玩音樂的年輕人，沒過多久，他們就將掀起中國的搖滾狂潮。

那幾年，公益歌曲成爲一種凝聚人心的藝術新潮流。1985年，羅大佑、張艾嘉等人在中國臺灣召集起60位華人歌手，共同錄製了《明天會更好》。當這首歌的磁帶流傳到大陸，位於北京的中國錄音錄像出版總社決定照此製作一首公益歌曲，請100位流行歌手合唱。當時已經是1986年，正值“國際和平年”，這首由郭峯作曲，陳哲、王健、劉小林、郭峯、孫銘共同作詞的《讓世界充滿愛》，作爲獻禮和平年的公益歌曲。

5月9日晚上，毛阿敏、丁武、韋唯、付笛生、王潔實、謝莉斯等百名歌手匯聚工人體育館，舉辦了“讓世界充滿愛——百名歌星演唱會”。那時流行歌曲還尚未被完全接納，這些流行歌手接到通知時，並未抱多大期待，只想着可以爲流行音樂爭口氣。誰料當百名歌星穿着統一的服裝，一人一句唱起這首朗朗上口的歌時，新穎的形式和壯觀的場面收穫了熱烈的反響，觀衆當場便跟着大合唱。

而這場演唱會留下的記憶，並不只是這首歌。演出臨近結束時，一個年輕歌手站上臺開始獨唱。他抱着吉他，用並不嘹亮的嗓音唱起：“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但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此人名叫崔健，就在不久前，他帶着《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後的抱怨》兩首歌參加孔雀杯全國民歌、通俗歌曲大獎賽，前衛的搖滾唱法沒有獲得認可，首輪就被淘汰出局。但那天在工體舞臺上，他的演唱獲得了強烈反響。那一晚，後來被稱爲“中國搖滾誕生之夜”。

（視頻截圖）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體第一次演唱《一無所有》。

（視頻截圖）2022年最後一夜，在北京工體舉行的跨年演唱會上，崔健重新唱起《一無所有》。

隨後幾年，在體育館開演唱會的國際潮流也在工人體育館生根發芽，成爲80年代文化開放的一個窗口。1991年，中國臺灣歌手齊秦在工體舉辦《狂飆》演唱會，將一陣臺灣流行樂旋風帶進大陸，工體外的幾條路都被堵得水泄不通。此後，這樣的場景成爲工體的常態。

“一場又一場球的記憶”

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後，“下海”成爲新的主旋律。這一年，宣武區市民王文離開國企，在先農壇體育館外開了家涮肉店。他很迷臺灣歌手童安格，琢磨着起個“童安閣”之類的店名。朋友提醒他，店開在先農壇體育館外面，你又喜歡看球，爲什麼不叫球迷餐廳呢？

很快，球迷餐廳不僅成了球迷聚會的地方，也成了球隊聚餐的目的地。1992年北京足球隊剛改名國安隊，俱樂部的人時常就在球迷餐廳邊喫邊開會。王文逐漸成了北京球迷中著名的聯絡人。

中國職業化足球聯賽是1994年啓動的，甲A聯賽創立，俱樂部制全面推行。1995年，國安隊第一次發售套票，就是王文和幾個鐵桿球迷協助俱樂部吆喝着賣的，也只賣了400來張。那年7月，王文還幫着組織了北京球迷的第一次“遠征”，100多名球迷包了一節綠皮火車車廂，坐了一宿，到濟南客場爲國安隊助威。辦賽的和看球的經驗都不成熟，不知道爲客隊球迷專設看臺、加強安保，主客隊球迷混坐在一起，果不其然起了衝突，還“見了血”。

1995年11月，甲A聯賽最後一輪，國安在先農壇主場對戰廣東宏遠，以3-1獲勝，成爲賽季亞軍。那是先農壇體育館最後一次高光時刻，球迷們點亮手中的打火機慶祝。很多年後，老球迷還會互相盤道兒：95年對宏遠那場，你搶到票了嗎？

足球聯賽逐漸熱起來，只有2萬多座位的先農壇已經裝不下膨脹的球市。每當有熱門球賽，觀衆得提前24小時排隊買票，最長排出2公里。當時煤氣罐特別稀罕，有人拿着煤氣罐來跟票販子換票。爲了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1996年，北京國安隊將主場搬到工人體育場。

2019年12月1日，2019賽季中超聯賽末輪，北京國安在工體迎戰山東魯能。球迷在看臺上打出感謝的標語。圖/視覺中國

很多老球迷並不樂意。因爲先農壇紮根南城，北京隊最初的老球迷中南城人佔多數。搬到東二環的工人體育場之後，不僅往返的距離遠了，跟南城球迷心裏的距離也遠了。“當時北京人心裏都覺得工體是高大上的地方，辦重大活動纔去工體，去一趟工體能得意好幾天。”王文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自從2004年北京球迷協會成立，王文擔任會長至今。

“對很多老球迷來說，北京體育的老根兒就在先農壇。到了工體這地方，完全是兩種文化。”張路說。正是在1996年，張路被任命爲北京國安俱樂部總經理，此後在工體上了近20年班。此前，從小喜歡足球的張路進了北京足球隊當守門員，退役後以足球解說員的身份活躍在電視上。

實際上，老球迷對工體並非沒有感情。1996年之前，每當有國外球隊來北京踢球，都安排在設施最先進的工體。從1994年到1996年，國安在工體先後戰勝過英國阿森納、意大利AC米蘭、巴西弗拉門戈等國際強隊，當時還傳出過一陣“工體不敗”的說法。“當然，對方不一定拿出了真正的實力，但國安確實打得也好，都是在認爲毫無可能的前提下贏了。”王文說。

沒過幾年，國安跌入低谷，成績不佳，球迷熱情也淡了。王文記得2000年夏天工作日下午的一場比賽，只有2000多名觀衆到場，6萬人容量的工體裏顯得空空蕩蕩。他一陣淒涼，讓球迷組織的同事記下所有觀衆的電話號碼，大部分是住宅和單位電話。他覺得這些雪中送炭的人是球隊最應該銘記的球迷，那張通訊錄他至今還保留着。

當球迷將一支隊伍作爲心中的主隊，就會伴隨它度過高峯，也陪伴它熬過低谷。在這些難熬的時光中，國安初代球迷也在成長。“看球並不永遠是快樂的，也會經歷痛苦，甚至是絕望。”王文說，“但痛苦也可能給我帶來回憶，所有情緒都是享受的過程。”逐漸地，老球迷們愛屋及烏，接受工體作爲自己的主場。工體這座體育場不僅是一個國家象徵，也與球迷和市民產生了情感連接，就是從這時開始的。“球迷對球場的感情，一大半都來自於球隊，建立在一場又一場球的記憶中。”張路說。

純粹的足球場

2019年，張路隨着專家組在工體檢查了一圈，有些牆壁水泥已經酥脆，用手就能摳下牆皮，結構穩定性堪憂。

整整60歲的工體，壽命走到了盡頭。

工體重修的消息傳出時，很多老球迷期待中也有擔憂，擔心熟悉的工體將變得陌生。實際上，這不是一次大修，而是重建，工體將被全部推倒，在原址新建一座全新的球場。

迎接1990年亞運會之前，工體曾進行過一輪加固改造，改造後的工體與50年代的面貌略有不同。而此次重建，則完全恢復了50年代的外觀，當時的一些重要特色元素，如旗杆、大門門柱、雕塑、建築裝飾構件等，儘量利用原有構件、質感和樣式，重塑其莊重典雅的建築風格。

一眼看上去，新工體最大的變化是地面去掉了跑道，空中裝上了罩棚。張路說，自從鳥巢建成後，工體便極少舉辦田徑比賽，這一圈跑道成了尷尬的存在。它將觀衆與草坪遠遠隔離開，作爲一座足球場，觀衆離球太遠了。“北京沒有專門的足球場，工體應該集中精力建成一個專門的足球場，我們足球人多少年來就有這個期盼。”張路說。

專業的足球場首先是去掉跑道、拉近觀衆，東西兩側看臺第一排距離草坪只有8.5米。內部結構從盆形變爲碗形，看臺結構徹底顛覆。還有一些特別的設計，比如鐵桿球迷看臺。國際專業足球場一般都在球場的一端專設鐵桿球迷看臺，很多球場的鐵桿球迷看臺甚至不設座位，全程站立。如今，新工體也擁有了球迷看臺，位於北看臺。

“不管是踢球還是看球都會更舒服。”王文說。20多年來，王文幾乎沒有落下過國安在工體的任何一場比賽。他發現，國安球迷到場總是很早，先跟前後左右聊聊天。有人把工體稱爲北京“最後的四合院”，王文覺得叫“最後的大雜院”更接地氣。很多老北京人都是從大雜院長大的，後來搬進了樓房，親密的鄰里關係成爲回憶。而在工體看球時，這種感覺又回來了。“不僅是看球，看球之前聊聊天，之後一起喫個飯、坐車回家，這些都是看球的一部分。”

工體身份最劇烈的一次變化，來自2008年國家體育場鳥巢的建成。在鳥巢建成之前，工體很長時間內承擔着國家體育場的角色。當國家和城市各方面都在突飛猛進地變化，工體逐漸承擔不了國家形象的角色了，在50歲的年紀上，它卸下了重擔。

“工體已經完成了使命，這很正常，要與時俱進，不要執念。”張路說，“城市在發展，肯定需要鳥巢這樣一個更新、更大的東西。以工體的體量來說，能夠凝聚起球員和球迷，就很好了。”此後，不僅是重大體育活動，一些重大羣衆聯歡活動也移師鳥巢，工體越發退守爲一座單純的足球場。

王文說，在“新中國十大建築”裏，工人體育場的重要性或許排在倒數，但離老百姓的生活可能比很多其它建築更近，是很多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工體外場常年開放，是市民遛彎的公園。2000年以後，工體附近聚集起酒吧、夜店和夜間經濟體，工體-三里屯一帶接納着無數遊蕩的年輕人。北京的夜生活從這裏開始，也在這裏結束。

2022年最後一夜，新工體重新亮起了燈光，以一場跨年演唱會完成首秀。36年後，崔健再次登臺，重新唱起那首已經傳爲經典的《一無所有》，齊秦也抱着吉他再一次哼唱着《外面的世界》。沙寶亮與國安老隊員們唱起國安的隊歌《國安永遠爭第一》。一首首老歌喚醒着屬於工體的獨家記憶，往事歷歷在目，但一切都已經重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