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德國關閉了其最後三個核反應堆。

由於歐洲能源危機帶來的供應緊缺，德國不得不將原定於去年底的“退核”時間推遲至今。但德國蓄力多年的退核決心仍推動了這一選擇的落地。

與此同時，其他主要工業化國家卻在指望核能來推動更綠色的能源轉型。作爲歐盟的一份子，德國最近也不得不就此作出妥協，同意將利用核能製造的氫能納入可再生能源清單。

特立獨行的德國遭受着能源緊缺和外界趨勢的雙面夾擊。這個選擇錯了嗎？

能源危機，願意燒煤爲何卻要退核

隨着美國三里島核泄漏、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以及日本福島核事故的相繼發生，德國政府在反核抗議的壓力下從本世紀初一直尋求淘汰核電，並自2011年起開始加速這一進程。在德國第一個核反應堆投入使用62年後，德國實現退核。

德國經濟研究所能源、運輸和環境部門主管肯弗特（Claudia Kemfert）說，目前德國僅有5%的電力來自核電，可以很容易被取代，不會有停電風險。

然而，由於去年俄烏衝突導致能源價格飆升，德國政府中一些官員不情願按照原計劃在2022年12月31日關閉核電站。因此，德國總理朔爾茨妥協，同意延長一次最後期限，並將時間設置在2023年4月15日。

儘管如此，這一選擇仍遭到許多質疑，因爲德國至今仍未實現退煤。去年6月，德國政府通過緊急法律，重新開放被封存的燃煤電廠進行發電，暫時恢復最多10吉瓦的閒置燃煤電廠，爲期兩年。這將使德國煤炭發電使用量增加三分之一。

德國巴伐利亞州州長索德（Markus Soeder）就稱，停運核電站是“絕對錯誤的決定”。“當世界上許多國家甚至在擴大核電時，德國卻在做相反的事情，”索德說，“我們需要各種可能的能源形式。否則，我們將面臨電價上漲和企業搬走的風險。”

德國Ifo經濟研究所能源、氣候和資源中心主任皮特爾（Prof． Dr． Karen Pittel）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高漲的能源價格必然損害德國工業的競爭力。一些公司可能會把較高的能源價格轉嫁給他們的客戶，但對其他公司來說這卻很難做到。

不過，在德國聯合執政的“交通燈”政府中，社民黨、綠黨、自民黨都同意堅持退核。來自綠黨的德國環境部長萊姆克（Steffi Lemke）解釋原因稱：“核電的風險最終是無法控制的。核電的淘汰將使德國更加安全，並避免了更多核廢料。”

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氣候和能源政策教授斯托克（Leah Stokes）稱，退核最大的風險是由化石燃料填補了核能留下的能源缺口。根據2022年發表的研究報告，自福島事件以來，德國減少的核能主要被煤炭能源的增加取代。

德國經濟學家、德國經濟專家委員會成員格林（Veronika Grimm）也認爲，保持核電站更長時間的運行，將使德國有更多時間“廣泛地實現電氣化”，特別是在可再生能源增長仍然低迷的情況下。

“給鄰居一些靈活性”

儘管萊姆克稱“德國政府的立場很明確，核電不是綠色的”，但在歐盟層面，德國還是對核能的應用讓步了。

3月底，歐洲理事會和歐洲議會終於就可再生能源的新目標達成了一致。其中，協議同意將用核電生產的“低碳氫氣”認定爲可工業使用的可再生氫氣。

此前，以法國爲代表的一些成員國推動將核電計入工業目標。去年，法國至少有三分之二的電力來自核電站，並計劃在2035年前至少建造六個新反應堆。但德國和奧地利等國則反對將核能納入其中，稱此舉將破壞擴大太陽能、風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努力。最終，德國做出了妥協。

法國能源轉型部長帕尼耶-呂納謝（Agnès Pannier-Runacher）說，這次妥協是承認歐洲發展可再生能源是爲了消除化石燃料，而這不應該導致核反應堆的替代。

法國橋智庫主席、G20工商峯會能源工作組成員周瑞（Joël Ruet）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他認爲這種妥協在歐盟內部會越來越多地發生。

“歐盟長期以來一直存在通用規範的約束，單一的市場內必須有統一的產品，而且會假設存在統一的需求，但這不一定是真實存在的，而我們不得不達成一個絕對的、無一異議的共識。換言之，任何國家在這些能源議題上都擁有否決權。我們非常充分地意識到，27個成員國中存在特殊情況，每個國家都是不同的。因此，當我們參與到一個需要靈活性的程序中時，如果你期望你的鄰居給你提供一些靈活性，你必須給你的鄰居一些靈活性，這才能擁有一個談判過程。”他稱。

周瑞說，儘管歐盟的談判進程看起來很混亂、有爭議和戲劇性，但最終，歐盟會得到一個結果。“在歐盟早期的法規和談判中，我們妥協的結果是，大多數成員國都不太高興。現在，儘管得到的結果不是一個共識，但也起碼是一種成年人的處理方式，大多數國家都很高興。這就算是有意義的集體行動了。”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