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盛頓郵報》4月17日文章，原題：是時候放棄減肥文化了，爲了我們，更爲了孩子  美國的減肥文化從小就教育我們，胖不好，瘦纔好；胖是醜的，瘦是美的；胖代表不健康，瘦代表健康；胖代表不負責任，而瘦代表品行端正。這種隱性而普遍的文化偏見幾乎讓所有人都成了受害者或幫兇，或者像我一樣，兩者都是。

幸運的是，一些活動家和作家正在還擊，弗吉尼亞·索爾·史密斯在其著作《肥胖論：減肥文化時代的父母》中寫道，數據研究表明，胖孩子會被同齡人霸凌、被老師歧視，體形較大的黑人青少年更容易因衣着不合規範而受罰。醫生們也很容易就給出節食處方，而忽略了永久性減肥導致的各種已被證實的危害。我的青春期在20世紀80年代，也就是所謂的有氧運動時代，40年來，我一直在健身、節食，圍繞着增增減減的體重費時費力，自信也在不斷消磨。

我是一個正常身材的白人女性，坐得下飛機座位，也能在大多數商店買到合適的衣服。儘管在我們的文化中，即使是瘦子也要“經歷一定程度的肥胖恐懼症”，但相比體重羞辱真正的受害羣體，我就像是在恐怖襲擊中被制服在地的旁觀者。我的遭遇不是重點，但我卻是共犯。每一個人，尤其是父母，都很容易從減肥文化的受害者變爲施暴者。“曾經，我們很少會有人從父母那獲得身材的正面評價”，索爾寫道，“隨後我們把這些同化的身材觀念和體重偏見傳遞給孩子。”

相比於要求孩子迎合減肥的期望，父母可以幫助他們識別、批判並抗拒這些期望。我應該告訴孩子相信自己的身體，而非建議他練瑜伽。我是同意這種觀點的，但我不認爲我內心會信服它。但爲了那些因爲更重而被老師認爲更笨的孩子，那些因爲不符合白人身材標準而被懲罰的黑人女孩，那些無法達到醫生苛刻減肥要求的女性，我可以嘗試去相信它。

我無法避免做減肥文化的受害者，但我可以拒絕做一個共犯。我能做的首先就是不去討論減肥、所謂的“健康”飲食以及他人的體重。不論我對食物和體重有什麼不正確的觀點，起碼我能保證不傳遞給他人。其實，我們能做的應不止於此。幾年前，我會努力說服自己“我想我這個體重可以了。”但醫生如果說“你還能再瘦一些。”我也不會反駁。但有一天，哪怕不是爲了我自己，而是爲了未來可能的病人，我會鼓起勇氣反問：“爲了什麼呢？”（作者凱特·科恩，魏牟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