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人這樣評價凱恩斯：“凡是歌舞昇平的時候，他就會被人們遺忘。凡是危機到來的時候，人們纔會又想起凱恩斯。”當我們作爲一個單純的讀者去進入凱恩斯的著作時，我們時常會爲凱恩斯雄辯而華麗的文風所折服，也會爲他“跳來跳去”的立場所迷惑。然而當我們環顧今天的世界並重溫人類在20世紀的種種災難與挫折之後，我們會發現，理解連接過去與今天的那些祕密，難以繞過這位看似立場飄忽不定的經濟學家。

競爭與干預，是經濟學世界明確的兩極。我們經常會把凱恩斯與哈耶克相提並論，也會不由自主把凱恩斯視作政府幹預的代表。然而作爲二十世紀曆史的親歷者乃至決策者之一，凱恩斯在同輩人眼中似乎並未如同後世所構建的一樣，是一位政府幹預的信徒。然而當我們走進凱恩斯天才又矛盾的人生與宏闊的歷史抉擇時刻之中，我們才能理解凱恩斯主義究竟意味着什麼。而理解凱恩斯的人生，絕不是“宏觀經濟學之父”“大政府”等幾個乾癟的標籤所能概括，他矛盾而多變的人生與立場，是我們進入二十世紀曆史的一面清澈的鏡子——他對英國的殖民統治深惡痛絕，卻對帝國餘暉有着無限的留戀。他終身是和平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卻預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源，並且用思想的方式構建了現代國家理論中的重要一極。（導語撰寫/朱天元）

本文來自新京報·書評週刊專題《被誤解的經濟學家：凱恩斯的昨日世界》B04-B05

當代宏觀經濟學的主流仍然是新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主義平分天下，然而觀念思想的存廢與否總免不了與當前的經濟形勢產生幾分糾葛。當歐美各國在高收入水平下陷入滯脹時，人們開始責備凱恩斯主義爲政府擴張規模及提高支出提供了充分的空間，而在繁榮週期的“逆週期”行爲則從未真正出現過。然而，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來，大型經濟體持續的通貨緊縮壓力、不充分的復甦又引發了重新迴歸凱恩斯路線的爭論，無論在理論上，左派和右派的歐美經濟學者如何爭吵，現實中，經濟運作已經沿着凱恩斯主義的道路行進。面對新冠疫情造成的需求衝擊，以及地緣政治不穩定性帶來的能源價格壓力，所有主流經濟體幾乎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大規模財政和貨幣擴張來應對。時至今日，貨幣擴張進行到這樣一種程度：美聯儲加息到5%左右便引發美國銀行業的風聲鶴唳。作爲對比，在新古典主義盛行的1980年代，兩位數的利息率被認爲是對抗滯脹的苦口良藥。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爵士出生於1883年，此時劍橋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尚未出版，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之作仍未面世，其建築框架仍在搭建。而當凱恩斯於1946年過世時，古典經濟學似乎已經被拋棄了，正統的，或曰保守的財政和經濟政策被所有執政者棄若敝屣，那個時候人們探討的已經不再是“古典經濟學”的存亡，而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存亡了。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英國經濟學家。

經濟史對凱恩斯的重視難免由此交疊上政治、文化和社會層面的意涵。如同霍布斯鮑姆提出的“短20世紀”所體現的那樣，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古典主義黃金時期的歐洲，帶來了激烈的變化與挫折，那是光榮與夢想的年代，自然也是失落和絕望的年代。一代歐洲人熟悉的世界從此不復存在了，一個生活在1900年的人，無法想象1950年的國家是何等樣貌。傳統上認爲國家不能干涉，也不必干涉的領域，現在都已成爲國家的掌中物。“看不見的手”被“看得見的手”一一替代。作爲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許多人將這種變化歸因於凱恩斯，乃至於早在1944年，勞倫斯·克萊因就宣稱凱恩斯發起了一場“革命”。但是，從學術理論到社會風氣的變化，這是凱恩斯的革命嗎？

古典主義者凱恩斯

黃金時代與戰間期

英國人有許多缺點，但他們一個重大優點是，在政策問題上，總是喜歡遵循專業人士的意見。凱恩斯從沒有一日擔負過英國政府的內閣職位，但作爲長期在財政部活動的官僚和學者，凱恩斯給英國的經濟政策刻下了屬於自己的烙印。這位學者初得大名，便是因爲在協約國對德議和條款上的不同意見。《和約的經濟後果》（又譯爲《<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後果》）乃是凱恩斯對彼時英國凡爾賽談判代表團的一紙抗議。從後見之明的角度來看，凱恩斯的預言在大蕭條時期幾乎一一兌現了。德國的經濟陷入結構性的不平衡中，而美國的經濟政策火上澆油。隨着一場爆發於美國的大危機，整個歐洲經濟都陷入到黑暗之中，宣告了古典主義經濟學和自由放任學說的滅亡……

所有的初級教材都會如此概括大蕭條、經濟干預學說和凱恩斯主義。如果認真追蹤凱恩斯的思想動態、查閱《和約的經濟後果》之全文，並結合有關大蕭條爆發成因的較新研究，我們會發現這樣一個簡單的概述不只是失之粗疏，甚至錯漏頗多。從教科書的敘述中，人們往往認爲在1920年代曾經出現過自由放任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繁榮時期，而這種自由放任主義是被大蕭條所摧毀。然而，《和約的經濟後果》預言的並非是大蕭條，而是和約達成之後，經濟層面立刻產生的不平衡性。而凱恩斯得出這種不平衡性的原因，則完全是基於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分析。《和約的經濟後果》，是古典經濟學者凱恩斯，對一個違背了古典經濟學諸多戒律的條約體系發起的抨擊，而不是先知凱恩斯，在提前避免一場他從不可能預料到的經濟災難。

古典經濟學的核心是靜態的一般均衡，生產總量均衡在特定水平之後，價格、投資和消費也圍繞這個均衡變化。由於投資和消費都是由價格水平所影響，而唯有價格水平的變化可能是外生衝擊導致，爲了保持均衡的穩定，而政府唯一需要保證的就是價格的穩定。在整個古典經濟學的黃金時期，各國政府財政和中央銀行最大的任務就是保持貨幣價格不變。正如經濟史學者承認的那樣，金本位體系有無數缺點，但卻有一個與生俱來的優勢：金本位的負反饋天然幫助貨幣價格維持穩定。

在穩定的貨幣價格和穩定的預期下，任何不均衡最後都會自然達到均衡水平。當投資過度，利潤率的下降便會抑制投資。當消費過剩，投資的回報增加，社會財富便更多以再投資而非消費的方式被處置。當蕭條到來，工資下降，消費緊縮，於是消費和投資又可以在較低的水平上均衡起來，而不至於引發結構性的失業。在這樣一個靜態均衡的環境中，關稅應當儘可能減少，因爲產品的流動促進了均衡的達成，以李嘉圖的方式施慧於所有國家。有組織的勞工和有組織的資本結構的發展受到了凱恩斯在《和約的經濟後果》中的關注，但凱恩斯認爲資本和勞工組織結構的變化也有利於消費和投資的均衡，並使得工資水平可以理性化的形式得到決定，資本的投入效率也或許隨之增長。總而言之，在《和約的經濟後果》看來，黃金的戰前歲月已經臻於完美，而凡爾賽和約打破了完美的戰前歲月，這纔是和約會帶來經濟後果的根源因素。

凱恩斯論述了和約的所有經濟後果，在他看來最嚴重的一面無異於和約無法達成一個古典經濟學心目中的靜態均衡。德國被施加了過多的義務，其工業依賴的資源基礎被破壞，賠款壓力則可能打破德國生產、消費與投資的均衡。德國的資本輸出和投資將受到破壞，並進而影響整個歐洲範圍內的經濟。一言以蔽之，1914年之前歐洲行之有效的增長模式被打斷了。在《和約的經濟後果》中，凱恩斯其實既沒有考慮到新的政治因素，也沒有考慮到新的經濟因素。凱恩斯未曾意識到有組織的勞工將工資價格水平鎖定，未曾意識到貿易保護主義導致的結構性失業，甚至未曾意識到德國成爲一個缺乏原材料的進口國和必須負擔賠款外匯開支的矛盾，與美元和英鎊一方面承擔國際貨幣，其國內政治中心一方面渴望削減逆差之間的矛盾。事實就是，所謂的1920年代繁榮並不真正存在。德國和法國的經濟都在1923年幾乎崩潰了，英國陷入到低水平的均衡中，因爲丘吉爾過高地規定英鎊價格而遲滯不前，始終面對着百萬人規模的失業。雖然斯穆特-霍利關稅法被視爲加劇大蕭條的罪魁禍首，但該法並非美國爲了應對大蕭條而產生，而是基於1928年胡佛競選總統時的承諾——也就是說，即使在所謂“柯立芝繁榮”的時期，美國工業界和農業界也已經開始提倡貿易保護以降低競爭了。

凱恩斯在戰間期寫作了《丘吉爾先生的經濟後果》和《貨幣論》，許多人認爲凱恩斯在1926年反對丘吉爾將英鎊規定在更高價格的做法是凱恩斯主義的先聲，這種觀念是完全錯誤的。凱恩斯反對丘吉爾過高的估價，並不意味着他全盤放棄了古典經濟學體系。他確實主張不固定的英鎊價格，使得英鎊與黃金的兌價每週可以改變，但目的是穩定物價水平。只有在穩定物價水平的基礎上，穩定貨幣價格水平纔是可取的。正如貨幣論中靜態分析的結構，無論是動態週期、個人預期還是貨幣乘數效應這些凱恩斯主義的核心內容都未曾出現。凱恩斯此時仍然堅持央行調節的短期利率和長期利率一定可以存在聯繫，並基於這一點規劃英國央行應當採取的策略。然而，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均衡，和不穩定的1920年代經濟最終在大蕭條的風暴中撕得粉碎。無論大蕭條的起因是什麼，《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將給出屬於凱恩斯的藥方。

大蕭條時期紀念銅像。圖/IC photo

凱恩斯主義者凱恩斯

政治理論，還是經濟理論

人們往往認爲，大蕭條爲凱恩斯提出的，對古典經濟學而言堪稱離經叛道的激進設想提供了基礎，而凱恩斯的理論革命性地爲解決大蕭條和經濟週期，乃至緩解資本主義的一般矛盾提供了出路。很不幸的是，這兩種後見之明的視角全都失之片面。

大蕭條帶來的動盪並不僅僅讓凱恩斯提出激進的經濟設想。且不論蘇聯宣傳的在五年計劃中的成功吸引了多少激進主義者，在經濟學理論界內部，不同的流派也是此起彼伏，互相競爭。從激進程度而言，歐文·費雪、保羅·道格拉斯等正統古典經濟學家從1933年開始醞釀的“芝加哥方案”遠勝凱恩斯所提出的漸進改革式的主張。所謂“芝加哥方案”實質上主張完全取消銀行的貨幣生產功能，在商業銀行實施100%準備金率，從而將銀行全面變成一個記賬手段。如果讀者熟知當今在歐美經濟學界炒作得沸沸揚揚的“現代貨幣理論”（MMT），便足以意識到芝加哥方案的激進程度與之相差無幾。貨幣的分發在這一理論下完全成爲中央銀行定向操控的職責，而回收貨幣也被視爲可以直接使用稅收完成。在法國和比利時，以德曼爲首的一批政治家和經濟學家開始強調某種權威政制下的技術官僚治國模式，這也許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風靡一時的控制論經濟的某種雛形。

然而，凱恩斯的理論確實與他們顯現出獨特的區別。就以芝加哥方案爲例，芝加哥方案在邏輯上仍然是基於古典經濟學對穩定均衡的設想做出的。費雪和道格拉斯等人推崇這一方案的根源在於，商業銀行製造貨幣的功能太容易受到經濟週期的擾動。從古典貨幣數量理論來說，如果貨幣完全是中性的，那麼商業銀行也不再具有任何實際意義。乃至如果長期利率是一個穩定值，中央銀行可以直接將貸款規模和利率控制在均衡水平上。就像金本位帶來的穩定經濟的作用一樣，芝加哥方案是在以極端手段來恢復貨幣和商品的穩定均衡，以期達成某種靜態的穩定。正如1939年芝加哥方案最後的呼籲所說的那樣，一勞永逸地避免經濟週期帶來的不穩定性。

凱恩斯漫畫，1934年。

凱恩斯爲宏觀經濟學引入了新的思考方式。《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爲宏觀經濟學建立了新的微觀基礎。凱恩斯不再是如同古典經濟學理論一樣，在假定均衡之後使用總量加以分析，尋求不同變量爲達成靜態均衡而產生的邊際影響，而是研究均衡是如何被動態達成的過程。這是凱恩斯做出的第一個貢獻：對經濟的靜態穩態分析，被替換爲動態均衡分析。在這一點的基礎上，凱恩斯承認了就業和均衡都可能是不充分的。對這種不充分，凱恩斯只做了短期和長期的區分，但我們以後見之明便能理解，這是超越了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增長理論。經濟在週期中增長，在熊彼特看來這只是一個投資競爭的過程，在競爭過程中高效率企業存留了下來——在應對大蕭條的早期，法國經濟學界便採用了這樣一種態度，這導致法國政府拒絕救援受到大蕭條壓力摧殘的企業。政府的信念是，更有效率的企業會留存下來，在新的經濟週期中帶來更好的增長表現。而凱恩斯的第二個貢獻應運而生：在短期，如果就業和需求是不充分的，政府幹預經濟的合理性就得到了論證。經濟週期並不只是一種自然現象，更不是趨向均衡的表現。在經濟危機中損失的企業可能並非因爲其效率不充分，而是因爲需求的不充分。由此，干涉相比放任更有利於促進經濟生產的總效率。

然而，需求和就業爲何會不充分呢？凱恩斯在這裏產生了第三個創造性的貢獻，就是將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心理納入到宏觀經濟的考量之中。心理變量成爲決定投資和消費的重要變量，而心理變量又取決於對經濟發展和形態的信心。古典貨幣理論就此被廢棄，因爲貨幣雖然中性，價格的變化卻有可能影響預期。建立在預期基礎上的宏觀經濟分析爲戰後經濟學革命中的行爲經濟學與理性預期等學派的崛起鋪墊了基礎，併成爲新古典主義不可放棄的一部分。筆者甚至可以有些誇張地論斷稱，現代經濟學分析首先是建立在微觀心理的種種預設基礎上的。

從靜態到動態，從充分均衡到不充分均衡，從長期到短期，從理性到非理性，凱恩斯突破的是古典經濟學分析的架構和基礎，在新的預設和框架中，貨幣乘數、財政投入乘數和希克斯-漢森模型，也就是大名鼎鼎的IS-LM模型已經躍然紙上，整個宏觀經濟學被賦予了全新的微觀基礎。從這個角度來說，當古典經濟學家們還在嘗試着爲大蕭條提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解決方案時，凱恩斯卻爲新時代的政治經濟學體系鋪墊了大門。稱之爲“凱恩斯的革命”，絕不誇張。

然而，作爲“凱恩斯主義”的理論，被政治家們所看中的，究竟是其政治的一面，還是經濟的一面呢？在承認凱恩斯主義的貢獻時，必須看到的另外一點是，凱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議在1930年代非但乏善可陳，甚至可以認爲沒有任何創見。政府開支的擴大在1936年《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出版之前早已在各個國家開啓，即便是最秉持保守經濟政策的法國也在當年放棄了金本位。歷史學家早已指出，羅斯福在實施新政時絕無可能參考了凱恩斯的意見。

即便從英國國內政治的角度來看，凱恩斯的建議也很難在時間上呈現出獨創性。關於提高關稅以貿易保護拯救就業的主張並不是凱恩斯的獨創，而是從時任英國財政大臣內維爾·張伯倫的父親約瑟夫·張伯倫時期就開啓的帝國特惠運動的主張。雖然在歷史上內維爾·張伯倫留下了一個綏靖主義者的名字和印象，但在1930年代，張伯倫卻是英國市民的救世主，是張伯倫的政策，而非凱恩斯的建議在蕭條中解救了英國經濟，即便是自由黨的勞合·喬治也早在凱恩斯之前提出了擴大政府投資的英式“新政”計劃。

於是，另一種觀點最終隨着新古典主義的崛起圍繞着凱恩斯。這種觀念認爲凱恩斯主義並沒有經濟學上的創見，只是爲政府擴張權力提供了藉口和說辭。凱恩斯主義，由此和一個模糊的“大政府”觀念捆綁在了一起，乃至幾乎成爲一種政治理論，而非經濟理論。

在書房中的凱恩斯。

歷史中的凱恩斯

世事無情

二戰結束之後所謂的“冷戰自由主義”時代，新古典經濟學長期作爲非主流經濟學派受到壓制，不斷擴大和高昂的稅收逐漸使選民感到疲憊，當里根革命將一切倒置的時候，凱恩斯主義就成爲了“罪魁禍首”。當今的讀者可能無法體會冷戰自由主義時期的“大政府、高稅收”究竟意味着什麼。以美國爲例，在約翰·肯尼迪總統第一次減稅之前，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可以高達90%。

然而，凱恩斯，乃至凱恩斯主義，應當爲冷戰前期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政策負責嗎？如果重新回顧歷史，我們將發現一個真相：面對現實政治壓力和政治需求，政治家們從不需要經濟學家的理論來爲他們的政策背書。正統經濟學家在1930年代大多反對赤字這種不平衡的財政投入方式，但在失業不斷增長的民間壓力下，政治家們何曾顧及過經濟學界的普遍認識？

在美國，雖然一千多名經濟學家聯署反對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乃至JP摩根總裁拉蒙特幾乎祈求胡佛總統否決該法案，胡佛還是在農業利益集團的壓力下籤署了這一被稱爲加劇大蕭條的催化劑，而如此高的關稅顯然是彼時的正統經濟學界不會認可的。在英國，勞合·喬治於1935年大選中提出了類似美國新政的公共開支方案，張伯倫則在保守黨內推動增加社會開支的福利改革，並徵購煤礦等老舊產業，以“理性化”調整產業結構，這又何曾與經濟學正統理論契合？人們關注到凱恩斯承認貿易保護主義對保護就業的意義，但正如前文所述，英國的帝國特惠制關稅壁壘設想來自於1900年代，讓特惠製成真的是大蕭條下的財政收入壓力和失業壓力，而不是凱恩斯經濟思想的轉變。在德國，甚至早在希特勒上臺之前，魏瑪的最後一任內閣——施萊歇爾內閣已經在採用政府投資採購訂單的方式來挽救企業，擴大公共開支。在日本，高橋是清正是通過擴大行政開支、大量向社會企業下達訂單的方式以所謂“高橋經濟學”拯救了危機中的日本。他們既不懂得政府投資的乘數效應，也不懂得貨幣乘數效應。他們接受的往往是古典經濟學的教育，或者根本不懂經濟學，但他們果斷採取了行動，因爲他們受到政治壓力。

新古典經濟學派對凱恩斯主義的批判也因此在政治層面可以得到重新檢視。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在邏輯上難以動搖，在長期，菲利普斯曲線也必然失效。隨着消費者和投資者預期的改變，財政和貨幣擴張必然導致滯脹。換一個視野來看，如果政府在金融信心的應對上足夠有利，失業率是可以呈現週期性漲落的。就在德國政府採用政府訂購的方式之前，德國在1932年底失業率也已經開始呈現出下降趨勢。長期經濟均衡是始終存在的，通過降低工資水平、改變投資率和利息率，經濟會達到新的均衡，然後重新增長。從市場均衡的角度，這只不過是一次出清。但是，新古典理論即便有一萬個學術上的理由，也否定不了凱恩斯對於長期和短期的洞見：“長期來看，我們都死去了”。

政治家很難爲了長期犧牲短期。一個具體的例子可以通過法國的退休金改革呈現。哪怕所有分析估算都承認，法國的養老金體系難以爲繼，馬克龍推動的延遲退休改革還是幾乎消耗了他這屆政府的全部生命。很少有政治家能夠擁有這樣的決心和魄力，更何況是在危機時期。貨幣和財政擴張也許會改變預期，增加未來滯脹的可能。稅收和政府規模一旦擴大，也許就難以縮小。而即便政府什麼都不做，也許經濟危機也能結束。但受困於經濟危機的人不能等待這一切。憤怒的失業者在一定程度上摧毀了魏瑪德國，如果一個民選政府漠不關心他們的遭遇，那脆弱的民主制度，乃至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也許都會在經濟危機的風暴中被憤怒的人們摧毀。這個世界終究不是純粹理性人的世界，即便在蕭條時期，又有幾人願意接受工資水平的下降？

這誠然是一個考慮問題的方式：面對政治壓力，純粹經濟學的“正確”是缺乏意義的。不應當也不可能要求選民都按照絕對“經濟理性”的方式來挑選和影響政策。所以即便沒有凱恩斯主義，所謂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仍然在1930年代大行其道。政客們選擇凱恩斯主義，不是因爲凱恩斯主義更加正確，或者給經濟理論帶來了革命性的突破，而是因爲這樣的政策能夠帶來選票、保住政權。

因此，如果超脫出經濟理論來看待，我們很難認爲凱恩斯主義爲大蕭條的結束做出了多少貢獻。基於同樣的邏輯，我們也不能將滯脹等弊端歸因於凱恩斯主義。從經濟週期和政府幹預的角度，在經濟繁榮、擴張的週期，正確的逆週期操作是降低政府開支水平，實施財政緊縮和貨幣緊縮，以爲下一個階段的干預“積累彈藥”。然而，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會願意主動在繁榮週期採取逆週期操作，自發降低自己的政績。政治動機與經濟理性的分離是時至今日仍然無法解決的問題，如果這隻靠某一種經濟學理論就能達成調和，美國的債務上限就不會一升再升，社會保障開支也不會被視爲不可觸碰的剛性支出。

正所謂名滿天下，謗積丘山，凱恩斯主義暴得大名，無論是作爲指導思想，還是作爲一種藉口，都承載了不屬於它的歷史意義。人們不會記得福利國家的根基是自由黨議員提出的艾弗裏奇報告，因此也不會記得鉅額擴張的政府開支與高稅率來自於二戰的遺產，而非凱恩斯的說教。經濟學家是不可能讓選民同意如此鉅額的稅收與政府開支的，只有戰爭才能。在凱恩斯出生140年後，我們方纔有機會真正檢視這位經濟史上的卓越人物所締造的革命：那是一場理論的革命，一場觀念的革命，而非一場政策的革命。

作者/王子琛

編輯/宮子 李永博 朱天元 王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