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東京

爲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有學者提出“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應同時發力。我曾多次說過，“投資、消費、出口”並非三駕馬車，三者合起來是一駕，其中消費是“馬”，投資是“車”，出口是車上的物品。這是說，投資要以消費爲牽引，若消費不振，擴投資只會增加庫存或過剩產能。需要研究的是：投資由消費拉動，消費由什麼拉動呢？

回溯經濟學說史，從亞當·斯密到馬歇爾，經濟學家大多認爲消費由收入決定。用經濟學行話說，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平心而論，古典經濟學創立的“消費函數理論”沒有錯。留心觀察，現實生活中收入決定消費的例子舉不勝舉：沿海地區居民收入高過西部居民收入，前者消費明顯高於後者的消費；今天人們收入高於改革開放前，而消費水平也普遍高於改革開放前。

然而馬歇爾之後，經濟學家的看法有了改變。最早是費雪，他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論》開篇就說，“收入是一連串的事件”。何爲“一連串事件”？他解釋是指一連串消費活動。比如某人擁有10萬元，若用7萬元購買了消費品，這7萬元便是他的收入；餘下3萬元，是他的資產（如儲蓄、股票等）。顯然，費雪將收入分成了廣義與狹義兩種：狹義收入等於消費；廣義收入則大於消費。

另一位學者是凱恩斯。凱恩斯雖也認同消費函數，但他認爲消費不會隨收入同比例增長。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爲了論證一個國家爲何出現消費不足，他提出了所謂“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意思是：隨着人們收入增加，消費也增加，但消費增加卻趕不上收入增加，這樣消費在收入中的比重（消費傾向）會下降。

應該說，在消費信貸產生之前，凱恩斯的分析是成立的。舉我自己的例子。1992年我剛參加工作時，月工資300元，每月消費270元，留下30元存銀行，消費傾向爲0.9；後來月工資漲到500元，每月消費400元，留下100元存銀行，消費傾向降至0.8；再後來工資漲到了10000元，每月消費4000元，餘下6000元存銀行，消費傾向又降至0.4。

有實證支持，“消費傾向遞減規律”的確存在。可到了上世紀50年代後，消費信貸在歐美悄然興起，於是“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受到了挑戰。比如有人本來用自己的錢買不起房，可有了消費信貸後，便可通過銀行貸款購買住房。人類進入21世紀，消費信貸風靡全球，並已成爲一種普遍的制度安排，這就意味着人們的消費已不完全受收入約束，它可以超過自己的收入。

果真如此麼？對此有兩位經濟學家用自己的“假說”作了否定的回答。一是莫迪利亞尼的“生命週期假說”。此假說指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消費與收入會有不同的安排：年輕時消費會大於收入，有負債；中年時收入會大於消費，有儲蓄；老年時，消費會大於收入，用儲蓄彌補缺口。前後算總賬，一個人一生的消費，最終仍取決於他一生的收入。這樣看，消費並未超過收入。

另一是弗裏德曼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說”，此假說認爲，人的收入分爲現期收入與持久收入，而決定消費的是持久收入而非現期收入。何爲持久收入？弗裏德曼將此定義爲三年以上相對固定的收入。想想也對， 一個人現期收入不高若持久收入高，確實可以增加消費。10多年前，我和同事曾赴雲南臨滄調研，當時那裏茶農的收入很低，可銀行卻很樂意爲他們提供建房貸款。何故？請教銀行主事人，得到的回答是普洱茶將漲價，茶農今後的收入會提高。

以上兩個假說角度不同，講的其實是同一個道理：從短期看，一個人的消費有可能大於收入；但從長期看，消費最終還是由收入決定。不知讀者怎麼想，我認爲在一定意義上算是挽救了消費函數。不過儘管如此，上述假說卻仍解釋不了美國2008年發生的房貸危機。照弗裏德曼的假說，消費者按持久收入消費，銀行按客戶的持久收入貸款，請問怎會出現房貸危機呢？

要回答上面的問題，讓我先提出兩個推論：其一，假若有消費信貸安排，一個人的消費水平由持久收入決定，否則，消費僅由現期收入決定；其二，在存在消費信貸的條件下，一個人的消費水平不僅取決於持久收入，同時也決定於信貸槓桿率。第一個推論好理解，消費信貸可將未來收入折現爲當期收入。第二個推論複雜些，讓我用下面的例子解釋：

假定某人有100萬元希望購房，而銀行不提供購房貸款，此時他只能購買100萬的房產；若假定有消費信貸，比如銀行可提供50%的貸款，那麼他用100萬就可購買200萬的房產，槓桿率是2倍；而銀行若提供90%的貸款，他用100萬便可購買1000萬的房產，槓桿率是10倍。讀者看明白沒？當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其實就是槓桿率過高惹的禍。

回到政策層面，對擴消費有三點建議：第一，消費由收入決定，故提振消費要儘快推動企業有序復工復產，只有就業穩，消費者收入才能穩；第二，消費不僅決定於現期收入，同時也決定於持久收入，故提振消費要有消費信貸的配合，不過槓桿率要適度，防止出現債務風險；第三，財政支出應重點保基層工資和基本民生，結合脫貧攻堅，也可爲貧困戶適量發放消費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