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華商韜略

又一次來華的比爾·蓋茨，是中國的老熟人。

他是中國人聽說最早的“世界首富”，是微軟的象徵。過去30年，他來了18次，以及數不過來的視頻亮相。就在半個月前，他還在中關村論壇的雲視頻裏，把疫情、糧食危機和世界經濟聊了個遍。

他並不藏在幕後，有微博賬號，有微信公衆號；發書單、發日常、公佈蓋茨基金會的“慈善作業”，以及不忘自己IT大佬的身份，下場點評新事物——Chat GPT是他見過的最具革命性的技術之一。

但這次訪華，他還是有新的收穫。

“你是我今年在北京會見的第一位美國朋友。”

這句評價，以及“中美關係的基礎在民間，我們始終寄希望於美國人民，希望兩國人民友好下去”的表述，足以傳達出蓋茨的非同凡響。

這也讓人想起了，兩個大國曾經通過商界力量推動，走向“蜜月期”的歲月。

1992年總設計師南巡後，中國市場經濟驟然提速。兩年後，央行完成匯率並軌改革，不到一年時間，人民幣對美元就貶值了33%，從1：5.76，變成了1：8.61。

貶值讓中國商品變得更便宜，外貿市場因此打開。逆差立刻扭了過來——貶值當年就實現了53.9億美元的順差。

更富購買力的美元，也有了更強的投資意願。這一年，外商直接投資規模擴大到337億美元，同比上升22.5%，佔全社會投資總額的比重達到前所未有的22.75%。

中國出口猛增，美國在華猛投，這樣的結果，其實來自兩個市場的相互需求。

在整個80年代，美國商界的日子都不好過，和日本在汽車、電子、能源領域的積極競爭，大部分以失敗收場。即便靠“廣場協議”擠破日本泡沫後，強勢的日企仍在咄咄逼人——英特爾管理層被打得心生退意，甚至認真討論過“如何體面地破產”。

而改革開放的中國，卻以幾乎未經開墾的龐大市場，顯示出對資本和技術的巨大吸引力。這讓許多美國企業家相信，必須要來這裏鋪路，即便暫時顆粒無收，仍然堅信中國會帶來豐厚回報。

正是基於這種堅信，1994年，爲了推動即將發佈的Windows 95在中國落地，比爾·蓋茨開啓了第一次中國之旅。

39歲、已是世界首富的蓋茨不僅見到了王選、求伯君、王志東這批老中關村創業者，還在人民大會堂受到了領導人的接見。

1995年8月，Windows 95讓世界各大城市的街頭排起了長隊，而在中國，發佈會直接被安排在了紫禁城裏。

在那個時代，微軟是當之無愧的C位，蓋茨則是美國企業家中的頂流。1995年，杭州英語教師馬雲奔赴美國，在西雅圖幾次求見蓋茨，參觀微軟後大受震撼，回國後立刻辭去教職，創辦了“中國黃頁”。

而蓋茨也很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名聲與熱度，從1994年到1999年，他先後6次訪問中國，結識中國科技界的專家、學者，在高校做演講，同中國最早一批的互聯網人才交流。

1998年蓋茨的清華演講，每班只有2個名額，計算機二班的王小川和周楓幸運中選。在20多年後，王小川還記得微軟的四色旗，以及打在報告廳天花板上的轉動圖像，和世界最頂尖人物近距離連接的興奮感，讓他們當即決定做一番大事業——前者做出了搜狗，後者成了網易有道的創始人。

深受感觸的遠遠不止他們。

作爲中國最具國民認知度的外國企業家，很多人都背得下蓋茨的傳奇故事——退學、創業，而後首富。

它甚至引領出一股思辨風潮：不讀大學，是否也能成功。

在河北石家莊，高中生李想和母親爭論後達成了協議，只通過會考，但不上大學。他將精力放在了一家名叫泡泡網的網站上，在挺過互聯網泡沫期後，他先轉型做了汽車之家，最後是爲人熟知的理想汽車。

作爲高科技企業的典型代表，蓋茨和微軟的影響力，也深深滲透到了科技領域。這當中重要一步，就是在中國設立一個科研機構。

微軟亞洲研究院20週年的集體著作《微軟的夢工場》中，比爾·蓋茨在序言中提到，“1997 年我訪問中國期間，中國學生身上所洋溢着的才智、激情和創造力，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對我們1998 年在北京成立研究院的決定起到了關鍵作用。”

1998年，微軟亞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這是微軟在美國本土以外，最大的研究機構。在中國IT行業尚處早期的年代，微軟亞研院的出現，無異於提供了一個科研人才接觸前沿課題、前沿技術的窗口。

在當時，微軟亞研院成爲了清北學生假期實習的首選，今天中國科技圈的許多中流砥柱技術高管都有亞研院的經歷——百度前總裁張亞勤，阿里雲的締造者王堅，小米合夥人林斌，金山CEO張洪江、百度CTO王海峯、曠視科技聯合創始人印奇……

軟銀的孫正義有個時光機器理論：發達國家發生的故事，在發展中國家，可以重新複製一遍。

但在中國，想要複製微軟的努力，並不成功。

早在蓋茨初次訪華時，央視曾經舉行了一場對話。作爲中關村最有聲望的創業者、金山網絡CEO求伯君，他做出來的WPS已經積累了2000萬用戶。求伯君因此坐在演播室裏，大談WPS將如何與微軟抗爭。

但求伯君顯然沒有意識到軟件行業“贏者通喫”的鐵律，他答應了與微軟的合作，開放WPS的外部兼容。二者的合作，變成了金山向微軟輸送用戶，失去自己的市場份額。

但這樣的日子，並不會一直持續下去。進入新千年之後，蓋茨依舊是世界首富，但壟斷指控，卻成爲罩在微軟頭頂的陰霾。

2000年初，在反壟斷訴訟和分拆微軟的壓力下，年僅44歲的蓋茨被迫辭去了微軟CEO職位，退出了微軟的日常運營和管理工作，將CEO的職位交給好友鮑爾默。隨後，正當壯年的蓋茨和妻子在同年創建了蓋茨夫婦基金會，開始將自己的精力和資源逐漸轉移到教育、健康、貧困等全球慈善公益事業上。

而在中國，微軟的光環也正在隨着民族熱情的高漲而褪去。

2001年12月28日，北京市政府幹了一件大事：在辦公系統採購中，採購國產軟件紅旗Linux，把微軟踢出了局。而後微軟高管與中國科學家發生的爭辯，更是惡化了國人對於這家公司的感受。

這種感受，甚至在幾年後仍在發揮影響。

2007年，蓋茨在北大演講，有人衝進會場，高舉標語，喊着“反對暴利，反對壟斷，要求微軟開放源代碼”。在美國，情況相似，他曾經在某次會議入場時被抗議者的蛋糕擊中，只好以蛋糕不太好喫的幽默說辭化解尷尬。

壟斷指控並不是蓋茨在當時遭遇的最大挑戰。那一年，蘋果推出了第一代iPhone，喬布斯從牛仔褲兜裏拿出的手機，拉開傳統互聯網向移動互聯網遷徙的序幕。

iPhone的每一次迭代，都會帶來供應鏈企業、開發者團隊、和用戶的一輪騷動，蘋果自此開始走出昂揚向上的成長曲線。而昔日IT霸主微軟，卻在移動互聯網門前徘徊不前。

曾寄希望以超70億美元收購的諾基亞，幫助微軟實現與iOS和Android三足鼎立願望，得到了結果確實諾基亞成爲手機銷量中的“others”。

這也成爲了蓋茨逐漸淡出微軟的開始，從2008年起，蓋茨在微軟又退一步，他辭去首席軟件架構師的職位，退出了管理層，不再全職爲微軟工作。6年之後，納德拉成爲新任微軟CEO，蓋茨再退一步，辭去微軟董事長職位，只保留一個顧問的頭銜，徹底把微軟大權交給了納德拉。

他甚至推出減持計劃，按照減持節奏，到2018年，蓋茨將不再持股微軟。不過，這件事情最終沒有發生，他依舊持股微軟，以不足2%的持股比例，維繫着他與微軟之間的關係。

對於錯失移動互聯時代，蓋茨曾經做出過自我總結：個人經歷當中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沒能讓 Android 誕生在微軟手中。

在講究贏家通喫的軟件行業裏，市場空間只允許存在一種非iOS操作系統，無論是塞班系統，還是繼續開發Windows Mobile，在市場趨勢面前都顯得多餘。

而在微軟彷徨之際，中國手機品牌卻在移動時代崛起，華爲、小米、OPPO、vivo等品牌，都成爲了爭奪全球市場份額的重量級選手。

更重要的是，中國科技企業的朝聖對象，也從微軟身上移開，FAAMG（Facebook、蘋果Apple、亞馬遜Amazon、微軟Microsoft、谷歌Google）纔是更讓人悸動的楷模。

科技產業的競爭永遠停不下來，但比爾·蓋茨卻換了賽道，身份換成了慈善家，並且用另一種方式，繼續着自己的頂級影響力。

作爲企業家，比爾·蓋茨有一個深刻的公益信念——“如果社會問題可以用市場化方式解決，那就一定要用市場化的方案來解決它們。”

在蓋茨基金會旗下的戰略投資基金，以及獨立的清潔科技投資和孵化平臺“能源突破”（Breakthrough Energy，BE）和全球醫療投資基金（Global Health Investment Fund，GHIF）等其他主體進行影響力投資。

而成立基金，就是市場化的運作手段之一。與蓋茨基金會相關的清潔科技投資和孵化平臺“能源突破”，主要資金來源爲蓋茨的30餘位全球知名富翁朋友們，包括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雲、潘石屹夫婦等。而全球醫療投資基金，則有摩根、葛蘭素史克等公司在內，共同探索疫苗開發。

能形成如此號召力，背後最大的支撐，就是蓋茨在政商兩屆的巨大影響力。

而走在慈善之路上的蓋茨，也開始用新的方式，吸引公衆關注，甚至有些“重口味”。

他曾對着鏡頭，喝下一杯由人類的糞便淨化而來的水。鏡頭顯示，蓋茨一開始顯得有些猶豫，但喝了一口後便露出笑容，說水的味道和瓶裝水的味道一樣好。

他曾經很興奮地來到中國北京參加“新世代廁所博覽會”，觀看展出的高科技廁所。在他看來，重新發明廁所，用技術解決衛生問題，可以解決落後地區的瘧疾問題。

有科學家告訴蓋茨，爲了避免氣候持續變暖而導致地球環境惡化，全球必須在 2050 年之前將溫室氣體的排放削減百分之八十，這需要人們研發出新的低成本的清潔能源。

蓋茨記住了這個時間節點，在他出版的新書《如何避免一場氣候災難》希望向各國政府和民衆證明：世界可以通過技術創新，來實現零碳目標，阻止人類滑向災難。

蓋茨基金會的投資風格自成一派，並不太在意硅谷的投資熱點，而是偏向押注能解決減碳問題，按照碳排放的重點行業的排序，逐個行業尋找可以減少碳排放的生產方式。

對於建築、鋼鐵、塑料這些碳排放大戶行業。蓋茨基金會熱衷尋找新的生產工藝。比如他們投資的一家公司採用了一種新技術：對二氧化碳進行回收，把這些二氧化碳重新注入尚未使用的水泥。

旗下的BE Ventures曾出資 1200 萬美元，投給一家名爲 Rumin8 的初創公司。因爲這家公司宣稱將研發一種新型牲畜飼料添加劑，可以減少牛放屁和打嗝氣體中的甲烷——這是五大溫室氣體之一。

他的團隊甚至不放棄一些聽起來很奇葩的可能性。一次會議上，一位員工當着蓋茨的面建議——爲每頭牛的屁股上裝個點火裝置，每次放屁時就自動把它燒掉，減少甲烷氣體的排放。

幾年前，蓋茨曾提出過75歲的人生目標：到2030年，全球可以消除極端貧困，戰勝個人健康層面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遏制氣候的變化。

這些目標中的任何一個，都是巨大的挑戰。蓋茨曾批評大部分創新是資本主義創新。產品和服務被開發出來是因爲市場有需求，但幫助全球貧困人口這件事並沒有市場。

這也意味着，他要需要尋找、藉助那些在意市場回報之外的合作力量。

此輪訪問中國，蓋茨唯一的公開日程是在GHDDI發表演講，那是蓋茨基金會在2016年與北京市政府、清華大學共同設立的全球健康藥物研發中心。

在演講中，蓋茨描述了一個現狀：中低收入國家承擔了全球90%的傳染病，但全球藥物研發支出中只有10%針對嚴重影響這些國家的主要疾病。這是全球健康不平等狀況的體現之一。

這其中的關鍵在於，傳染病影響的是世界上最貧困的人羣，人數雖多，卻算不上一個利潤豐厚的市場，因此缺少資本願意爲它投入。

公開活動中，蓋茨基金會宣佈向GHDDI捐款5000萬美金，用於治療結核病、瘧疾等嚴重影響世界上最貧困人口的傳染性疾病。

在中國，有一句俗話叫作：“能用錢解決的事情都是小事情”。

對於比爾·蓋茨而言，資金的確不是問題，但相比世界首富、創業偶像、科技鉅子、壟斷巨頭這些頂流標籤，無論是他自己，還是熟悉他的中國人，恐怕都更喜歡他的新身份，新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