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和5月，中國駐緬甸大使陳海曾兩次在內比都會見緬甸副總理兼內政部長梭突中將，雙方就加大力度打擊緬北地區電信詐騙、賭博等非法跨境犯罪活動進行協商。陳海指出，針對緬北電信詐騙，“必須加大力度協同行動，重拳出擊，治標治本。”梭突中將也表示，“將對緬北勢力和相關人員進一步形成震懾，維護兩國人民安全和利益。”

對於緬北電信詐騙，中國和緬甸政府都釋放出出重拳進行打擊的信號，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就現實情況而言，想要徹底解決這一頑疾，可能還有一段較長的路要走。

　圖/視覺中國

緬北的特殊“政治經濟學”

在中文社交媒體中，“緬北”已經成爲一個熱詞。原本它是指緬甸北部地區，但在電信詐騙的語境下，則變成了特指代表果敢、佤邦、小勐拉等與中國相鄰且相對脫離緬甸中央政府管控的特定區域。這個區域就像一片夾在中緬兩國之間的飛地，更多的地是受到民族地方武裝的管轄。

緬甸中央政府對緬北的控制乏力還要從英殖民時期的歷史中才能找到根源。美國學者詹姆斯·斯科特將這些地方統稱爲“無政府主義高地”，國家權力的缺失以及多元族羣文化的共存，使外界對這片區域充滿了神祕而浪漫的想象。而緬北成爲“賭博天堂”“詐騙樂土”則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可能只有不到十年的歷史。

電信詐騙最早是從中國臺灣地區傳播到內地，並且呈蔓延之勢。在受到中國政府的強力打擊後，電信詐騙開始向東南亞地區特別是瀾湄次區域遷移，而緬北就是其中的核心區域所在。據悉，現在聚集在緬甸地區從事電信詐騙的人數已多達數十萬。我國相關部門每年破獲的電信詐騙案中，其中有超過60%發生在緬北地區。

中緬兩國共享2000多公里的邊境線。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中緬兩國之間的邊境線上存在着數量龐大的通道和便道，這對於前往緬北從事電信詐騙的人員而言無疑是一種便利。對於諸多跨越邊境千里奔赴的年輕人而言，緬北是一片一夜暴富神話能夠成爲現實的熱土。他們在網絡上看到“日薪三千”“月薪五萬”“年入七位數”的信息後鋌而走險，殊不知等待他們的卻是一場場噩夢。

那些試圖撈金的人到達緬北後，一般身份證件、手機、現金等都將被沒收，並進入一種被圈禁和嚴格控制的生活狀態，成爲所謂的“話務員”，而詐騙的對象基本是針對中國內地的民衆。他們詐騙的方式不僅五花八門，而且越來越呈現出專業化的特點。最常見的騙術包括假扮親友借款、假扮公務人員套取存款、戀愛殺豬盤、金融殺豬盤、博彩殺豬盤等等。每一種騙術都有相對應的劇本，呈流水線作業，由不同的人員掌控詐騙過程中的不同階段，還有專門的詐騙軟件在其中提供技術支持。話務員一旦沒有完成指定的任務，或者試圖逃離詐騙集團的控制，輕則一頓毒打，重則傷殘，甚至喪命。由於經受不住摧殘，跳樓自殺者也並不鮮見。個話務員在不同的賭場和電信詐騙公司進行買賣流轉，也是常有的事，他們被完全地物化和商品化。一般情況下，只有交納高額的保釋金，他們才能獲得逃離詐騙集團控制的一線生機。

電信詐騙在緬北的聚集與存續，與當地地方勢力的默許與支持不無關係。博彩和電信詐騙等非法產業，在緬北諸多地方都取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地方勢力樂見其成，並且與之形成了合謀的關係，這是緬北成爲“詐騙天堂”最關鍵的原因之一。一方面，緬北地方勢力憑藉自身的影響力和武力爲電信詐騙集團提供保護和庇佑；另一方面，電信詐騙集團向地方勢力交納各種稅費，雙方形成“利益共同體”。

緬甸獨立以來，緬北地區一直與緬甸中央政府保持着若即若離的關係，民族和解未能獲得實質性的進展，政府軍與緬北地方民族武裝衝突不斷。緬北地方勢力爲了供養自己的武裝力量，並且爲實現某種程度上的自治，需要在經濟上實現自給自足。長期以來，緬北地方勢力將毒品種植、礦產開採、森林採伐等相關產業作爲經濟自足的支柱。但隨着替代種植計劃的開展，以及自然資源的日漸匱乏，緬北各地方武裝力量出現經濟收入上的下滑。電信詐騙的興起，則恰好彌補了緬北地方勢力在經濟上出現的缺失，爲他們供養武裝力量並與中央政府保持對峙提供了經濟基礎。據悉，某入駐佤邦的電信詐騙集團每天向當地上繳的稅費就達上百萬美元，這對於佤邦當地勢力而言，是一筆非常鉅額的“財政收入”。

2021年2月以來，緬甸國內政治的動盪局勢加劇。一個具體的表現就是民間反軍政府組織的紛紛成立，以及反軍政府行動的持續發生。在此背景下，緬甸當局疲於應對民間反抗行動，對緬北地區的管控進一步弱化，這也爲電信詐騙集團紛紛入駐緬北，並與緬北的地方勢力形成“利益共同體”提供了更多的空間。

如今，博彩業和電信詐騙等非法產業已經成爲果敢、佤邦、小勐拉等地的核心經濟產業，它們交納的各種稅費成爲了地方勢力供養武裝力量以及確保民生運轉的關鍵。這也是緬北地方勢力樂於向電信詐騙集團提供基建設施、經營許可以及安全保障的核心原因。概而言之，博彩業和電信詐騙業已經深度嵌入到緬甸中央與地方的政治和經濟關係之中，在當地更是成爲一種特殊的“政治經濟學”。

如何推動有效治理？

博彩業與電信詐騙業在緬北的聚集和興起，既對中國民衆的人身和財產安全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也關係到中國邊疆地區的繁榮、發展與穩定，並對中緬關係形成了衝擊。如何對電信詐騙進行有效治理，已經成爲非常嚴峻的現實問題。

深化與緬甸當局的合作，加大對緬北電信詐騙的打擊力度是解決該問題的關鍵所在。只有如此，中國相關部門無法跨境執法的難題纔有望解決。此外，中方可以利用信息技術與大數據的優勢，爲精準打擊緬北電信詐騙提供技術支持。而緬甸當局則可以藉助中方的技術與數據，對緬北的電信詐騙集團加大執法力度。

另外，中緬雙方都需要充分認識和把握問題的關鍵，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措施，避免一刀切式的治理方法。在解決該問題的過程中，中國的一些地方政府曾採取過勸誡召回措施、註銷戶籍等懲罰措施，以及凍結銀行卡、微信支付寶賬號等，但是收效並不理想，甚至還給民衆正常的日常生活和經濟交往帶來了不便。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於沒有真正打擊到電信詐騙犯的“痛點”，以及沒有精準鎖定電信詐騙犯的範圍。

緬北電信詐騙集團無論是從大陸招收話務員，還是對大陸民衆進行詐騙，都深度依賴於對新型社交媒體的運用。因此，相關方面可以採取政府與信息技術企業深度合作的模式，在新型社交媒體上精準識別並且攔截試圖進行電信詐騙的相關信息，並進行溯源，鎖定電信詐騙人員的身份，採取更有針對性的懲誡措施。

此外，可以化問題爲機遇，將解決緬北電信詐騙問題視爲重新調整和優化中方對緬北民族地方武裝政策的過程。相關方面應該試圖通過各種方式，使緬北民族地方武裝清晰地認識到中方對於跨境電信詐騙問題的立場和目標，並儘量促成雙方的合作，以打擊緬北電信詐騙問題。對於那些不顧中方立場和利益繼續支持和鼓勵電信詐騙集團發展的地方武裝力量，應該實行相關的政治與經濟制裁措施。與此同時，還應努力協調緬甸當局與緬北民族地方武裝在打擊緬北博彩業和電信詐騙業問題上達到共識，讓這兩方都認識到，這一問題既關乎中國的利益，也關係到緬北地區乃至整個緬甸社會與經濟的持繼性發展，必須做到通力合作，纔有可能“治本”。

（作者系雲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緬甸研究院副研究員鍾小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