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劇是一場合法化危機

喜劇是一場合法化危機，以突如其來的豐饒結束。
Comedy is a legitimacy crisis followed by the sudden appearance of a cornucopia.

上面這句話，出自一本“竟然能過審”，並“理所應當被下架”好書——來自齊澤克老爺子的名篇《齊澤克的笑話》。2017年國內出版過，能看到算你走運。文末分享了這本書的中英文PDF（英文味道更濃些）。

以下只摘選了十段書中的內容，好笑程度排名不分先後——當然，他們完全都不好笑，充滿了徹底的冒犯，也不配被稱爲民間藝術。我僅代表自己和拉賓諾維奇先生（他沒出現在本文中，因爲他去波蘭了）表示非常憤慨和遺憾。

一個老笑話，來自已消亡的東德。一個德國工人得到一份在西伯利亞的工作，他意識到所有的信件都要被審查，因此告訴他朋友：“我們設個暗號，如果你收到的信是用藍墨水寫的，就是真話；如果是紅墨水寫的，就是假話。”一個月後，朋友收到了第一封信，用藍墨水寫的：“這兒一切都很棒：商品豐富，食品充足，公寓很大，供熱也好，電影院放的都是西方電影，可以搞豔遇的漂亮妞多的是——唯一搞不到的就是紅墨水。”

這難道不是我們迄今爲止的處境嗎？我們有着想要的所有自由——唯一缺的就是“紅墨水”：我們“感到自由”是因爲我們缺乏恰當語言來表達我們的不自由。這個缺失的紅墨水，在現今意味着，那些我們用來指明現狀衝突的主要術語——“反恐戰爭” “民主和自由” “人權”等。——都是錯誤的術語，使我們對局勢的認知變得神祕，而不是讓我們去思考。現今的任務就是把紅墨水交給抗議者。

德里達有個鍾愛的老笑話，關於猶太人的。猶太教堂裏，一羣猶太人在公開供認自己在神眼中的卑微。一個拉比先站起來說：“哦，神啊，我知道我沒用，我什麼都不是！”他結束後，一個富商接着站起來，捶着胸喊：“哦，上帝啊，我也沒用，癡迷於物質。我什麼都不是！”富商結束後，一個窮猶太人站起來宣告：“哦，上帝啊，我什麼都不是！”富商踢了踢拉比，很不高興地哼哼着：“太侮辱了！那傢伙誰啊？也敢說自己什麼都不是！”

我們在這兒提到的上帝，更像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笑話裏的那個。一個能幹的蘇聯共產主義宣傳家死後，發覺身在地獄，迅速說服守衛，離開地獄去了天堂。當撒旦發現他不在時，趕緊去找上帝要人。然而，撒旦剛張嘴跟上帝打了個招呼：“我的主……”上帝就打斷了他：“第一，我不是主，而是一個同志；第二，你腦子有病吧？和一個虛構的生物說話——我根本就不！存！在！第三，儘量簡短，不然趕不上我的黨小組會了。

這就是今日極左所需要的上帝：一個“早就變成了人”的上帝——我們中的一個同志，同時被兩種社會遺棄身份所折磨——不僅“不存在”，還得自己知道這事，接受他被抹去的事實，完全忽略那些維繫聖靈（黨派、解放組織）信徒的愛。

一則關於耶穌的好段子：在辛苦佈道和神蹟表演後，爲了得到放鬆，耶穌決定去加利利海邊來一個短暫休假。和門徒比高爾夫時，出現了一個難打的球。耶穌沒打好，球落到水面上了，然後他就使出慣用的伎倆：跑到水面上去彎腰撿球。當耶穌再次嘗試打這個難球時，那個門徒告訴他——這個球非常難打，只有像老虎伍茲那種人才能做到；耶穌回答說：“去他媽的，我是上帝的兒子，老虎伍茲能做到的我也能！”說完，又擊一球。球再次落水，耶穌再次表演水上行走撿球。正在這時，一隊美國遊客經過，其中一個注意到這個情形，轉頭問門徒：“我的天，那傢伙誰呀？以爲自己是耶穌嗎？”門徒答道：“不是，那混蛋以爲自己是老虎伍茲呢！”

多重身份標籤就是這麼一回事：沒有誰，包括上帝，就直接是他本尊；每個人都得有個外界認可的假身份。

上世紀30年代中期，土耳其共產主義作家帕內特·伊斯特拉蒂訪問蘇聯，正值蘇聯大清洗和公審時期，一個蘇維埃的衛道者試圖說服他針對敵人實行暴力的必要性，引用諺語：“打不破雞蛋就做不成煎蛋餅。”伊斯特拉蒂簡潔地回應：“好吧，碎雞蛋我看到了，但你的煎蛋餅在哪？對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給希臘的節儉舉措，我們也應該這麼說：希臘人完全有權利質疑，“好吧，爲了整個歐洲，我們正在打碎雞蛋，但你們一直說好的，我們的煎蛋餅在哪？”

一個老笑話，蘇聯官僚式社會主義和南斯拉夫自我管理式社會主義的區別：在俄國，代表們自己開豪車，而在南斯拉夫，老百姓通過代表們乘坐自己的豪車。

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一個笑話，很好地詮釋了預設信念的自相矛盾。尤里·加加林，第一位宇航員，在造訪太空之後，受到尼基塔·赫魯曉夫的接見。他堅定地告訴總書記：“同志，你知道，我上天的時候，看到有上帝和天使的天堂——基督是對的！”赫魯曉夫衝他嘀咕：“我知道，我知道，但保持默，別跟任何人講！”第二個星期，加加林造訪梵蒂岡，受到教皇接見，他鄭重地告訴教皇：“神父，你知道，我上天的時候，發現那裏既沒有上帝也沒有天使……” “我知道，我知道，”教皇打斷了他，“但保持沉默，別跟任何人講！”

一幕場景的意義會因爲主觀視角的變化而徹底改變。在一則經典的蘇聯笑話裏，勃列日涅夫死後下了地獄，然而，因爲生前是大牌的領導人他得到轉一圈看看和挑房間的特權。當嚮導打開一扇門時，勃列日涅夫看到沙發上坐着赫魯曉夫，正把瑪麗蓮·夢露放在腿上胡啃亂摸。“就這個房間吧！我也不怎麼挑。”他興奮地喊道。“別太性急，同志！這間地獄房不是給赫魯曉夫的，是給瑪麗蓮·夢露的！” 嚮導駁斥道。

一個拉比很絕望，去找上帝，問應該怎樣對付讓他非常失望的壞兒子；上帝冷靜地回道：“和我一樣：寫本《新約》！”

以這樣一種方式，上帝走下神壇，牽涉人世，步入人羣，顯現在一個東德的經典笑話中。尼克松、勃烈日涅夫和昂納克一起見了上帝，詢問他們國家的未來。對尼克松，上帝說：“到2000年，美國會變成共產主義！”尼克松轉身而泣。對勃烈日涅夫，上帝說：“到2000年，蘇聯會被XX統治！”勃烈日涅夫也轉身而泣；最後，昂納克問“那我深愛的東德會怎樣？”上帝轉身而泣。

這兒還有個終極版：三個俄羅斯人被關在盧比揚卡監獄的同一個牢房裏，都是政治犯。相互認識的時候，第一個說：“我因爲反對波波夫給判了五年。第二個說：“啊，但後來黨的路線變了，我因爲支持波波夫給判了十年。第三個最後說：“我被判終身監禁，我就是波波夫。”

一個蘇聯的老笑話，一個顧客到銀行表示想存100盧布，但擔心存款的安全。銀行職員告訴他，銀行會保證存款安全，但顧客問：“萬一銀行倒了呢？”銀行職員告訴他，中央銀行也會爲所有的地方銀行和它們的存款提供擔保。顧客繼續懷疑：那萬一中央銀行也倒閉了呢？銀行職員回應：“那麼蘇聯政府會擔保所有的存款！”顧客仍然不放心，把風險提到了最高：“那萬一蘇聯自己也倒了呢？”聽到這兒，銀行職員爆發了：“能趕上蘇聯消失這麼精彩的事！你別告訴我你連這破100盧布都捨不得！”

10.

幾年前，在聖克魯斯，政治正確的首都之一，在它的大學裏，我被告知他們正在發明一種笑話，好笑但沒有羞辱和傷害，甚至連對某人的取笑也沒有，如“當一個三角碰到一個圓會發生什麼？”不岀所料，我馬上反擊：我纔不關心一個三角碰到一個圓會發生什麼呢；笑話的樂趣就在於必得有人被傷害、被羞辱……但如果我當時錯了呢？就此錯過了一種讓笑話好笑的純粹形式，一種形式遠勝於其直接內容的笑話？可話說回來，性通常不也是被拿來說事，而非就事論事嗎？當然，問題在於，這個形式可以單獨起作用嗎？還是需要“一點現實的料”，一些從某種意義上說和“髒話題”（性、暴力）有關的，比較實在的內容？

一個始自蘇聯時期的，非常愚蠢的（非政治的！）俄羅斯笑話，兩個陌生人坐在一列火車的同一個車廂裏，經過很長時間的沉默，其中一個突然跟另一個說：“你操過狗嗎？”另一個很喫驚，應道“沒——你有過？”“當然沒有！那太噁心了。我就是找點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