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基层官员主要是指府、州和县一级的地方长官，也就是知府、知州和知县等官员。此类官员虽然频繁登台于影视屏幕之上，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普通人对于此类官员的印象似乎只停留于知县重拍惊堂木，衙役高呼“威武”等画面上，除此之外便很难言及其他。但事实上，与清代基层官员有关的历史细节要远比此番刻板印象有趣得多。如披阅书籍乃是清代基层官员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位居官位，所阅读的书籍种类也常常受自身职责的约束，颇有身不由己之感。与此同时，深植于清代基层官员内心的精神青睐不断引领他们阅读其他书籍，其阅读世界也就呈现了色彩斑斓的景象。

一、读实务书籍

清代基层官员虽然位于整个官僚体系的末梢，位卑权轻，但其责任却不容小觑。《清史稿·职官三》对知县的职责有着明确的记载：“知县掌一县管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知府、知州的职责也与之相去不远。因此，清代基层官员若想稳戴头顶的乌纱帽，就不得不如履薄冰般地处理繁芜的公务，但有时也难免会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尤其是对于解褐不久的基层官员而言，他们往往面临着“官之去乡常数千里，簿书钱谷或非所长，风土好尚或未多习”的尴尬局面。故而清代基层官员一般会在任职期间按照相应的职责学习匹配的知识与技能，在这个过程中，清代基层官员大都会求助于书籍。曾担任过清代基层官员的方大湜、刘衡和延昌分别著有《平平言》《蜀僚问答》和《事宜须知》等3部官箴书，在书中方大湜等人就分别记载了为赴任地方官而必备的书籍，体现出了书籍在清代基层官员任职期间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经过比较分析后，我们大致可以将3人所列的书籍分为官箴书、律令著作、法医著作和时事资讯等类别。官箴书是指官员根据自身任职经历对官场知识技能的系统总结，且明清官箴书的书写日益呈现出详细化的趋势，这对于清代基层官员而言裨益不小。正因为如此，此类书籍便构成了清代基层官员阅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方大湜等3人的书单中官箴书十分常见，3人的书单中同时出现了黄六鸿的《福惠全书》，可见该书的影响力颇大。方大湜和刘衡还同时列举了《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实政录（篇）》等3本书。此外，延昌还携带了《居官日省录》，方大湜则还列举了《梦痕录节钞》《庸吏庸言》等书。有趣的是，刘衡所著的《蜀僚问答》居然也在方大湜的书单中，方大湜在开列书籍时很有可能便是借鉴了刘衡的书单，这说明清代基层官员在阅读此类书籍上的共性与延续性。

除却各类官箴书以外，国家所颁布的各类律令著作所占的比例也很大。律令著作一般是由朝廷钦定发布的律令规章，乃是基层官员处理政务的原始依据，因此方大湜等3人的书单中再次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大清律例》和《（六部）处分则例》两书，前者为国家法典，后者则是部门规章。但现实情况错综复杂，基层官员在审判案件时往往无法可依，抑或是遇见了情法两难的案件，此时具体的案例汇编集就派上了极大的用场。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方大湜等3人在国家法典和部门规章外还列举了大量的案例集，同时出现在3人书单中的有《驳案新编》，刘衡与方大湜还同时列举了《鹿州公案》，延昌则独自携带了《秋审实缓比较》。这些案例集都能够在清代基层官员判案陷入困境时提供经验借鉴。

《洗冤录》

若案件是命案，那将更加考验清代基层官员的知识与技能。清代法律规定，如果地方上发生命案，地方官员需亲自到场验尸并不得假手他人，这就要求清代地方官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医知识。《洗冤录》作为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法医学著作，自宋朝诞生以来就备受赞誉，清代官方甚至还亲为校订版本，列为地方官员的必读书目。在方大湜3人的书单中，刘衡列举的书单中不见《洗冤录》，但方大湜和延昌则分别携带了与《洗冤录》相关的书籍。刘衡未列举《洗冤录》原因不详，但清代地方官员阅读《洗冤录》等同类书籍应为常态，诸如曾署理崇义知县的周长森与曾任太原知县的何宗逊都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购买阅读《洗冤录》等书籍的经历，曾任磁州知州的赵烈文也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了大量验尸查案的记录，其中就有将《洗冤录》与现实情况相对照的例证。

清朝官员的合影

清代基层官员虽位于整个官员体系的末梢，但依然是官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身为官员的天然属性促使他们去关注朝廷官场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时事。方大湜在书单中提出地方官员应常读《邸钞》，并提醒说：“朝廷用人行政悉载《邸钞》之内，不阅《邸钞》便不能通晓时务。”时代稍晚一些，各式各样的报纸就加入到了清代基层官员的阅读世界中，例如晚清在瑞安县知县任上的符璋就喜欢阅读《浙江日报》《天铎报》等。而因为清代基层官员的职责要求，在他们的阅读世界中即便不能归为以上几类书籍，也大都和具体职责事务相联系。方大湜开列的书单中还包括《农桑辑要》《农政全书》《授时通考》《康济录》《荒政辑要》《捕蝗要诀》《读史兵略》《金汤借箸》《乡守辑要》《历代河防类要》《治河方略》等实务书，涉及的无外乎都是农桑、救灾、城防、河防等清代基层官员的重要职责。此外，清代基层官员还负责一地之科举事宜，因此延昌还携带了《钦定四书文》《四书体注》《小本十三经》等“府考应用”书。

二、读地方志

地方志所载乃是一地之户口、土地、赋税、疆域、人文与风俗等情况，在地方志众多的阅读群体中，基层官员是始终无法忽视的群体。方志中所记载的知识恰好是基层官员做出政务决策的信息基础，基层官员若是熟阅之则全境之事了然于心，所做出的决策才会合乎人心，顺乎民情。明代知县就已经将阅读志书作为自身的上任准则之一，清代基层官员则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尽管在方大湜等3人的书单中并未列举地方志，但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地方志的出版乃是一种非商业出版，刊刻量小，流通范围有限，清代基层官员往往无法提前准备相应地方志，只能在抵达自己的治域后才能从衙署或是地方乡绅那里得到。清乾隆年间赴任石泉县令的胡具庆，在到任后不久即命人搜寻地方志，在获悉当地的地方志已无雕版可寻的情况下，胡具庆还特意命人抄录副本以惠后人。清末曾任瑞安县知县的符璋亦是在到任后从海关司事那里借来县志一阅。也有比较幸运的基层官员，在赴任前即可从诸多途径获得赴任地的志书。曾任合肥知县的谭献就在赴任前获得了《合肥县志》，在赴任途中尽管舟车劳顿，但谭献依然还是充分把握时间披阅方志，以期能够尽早熟悉合肥县的境况。

在通过各种途径对所在治域的诸多情况有了深入了解后，清代基层官员与志书的关系就很有可能不仅仅只停留在阅读这个层面上。很可能是因为不满于前人所修方志过于粗劣，或出于利益争夺等其他原因，不少的清代基层官员任职期间都会对方志进行重修或者补修。前已提及的崇义县署理知县周长森在披阅《崇义县志》后不甚满意，对方志指责颇多。他认为“新修者手笔太弱，‘列传’全用原稿，不加剪裁；其刻极讹舛，指不屈数”，而更为致命的是，明代著名人物王阳明在崇义所留下的碑文方志竟也不加收录，这是令周长森无法忍受的。故而补修志书这件事几乎贯穿了周长森的整个任期。在离任前不久，周长森还嘱咐县中诸生要继续抄录新志补遗。

无论是官箴文书、律令著作等书籍还是地方志，清代基层官员阅读这些书籍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与自身职责相匹配的知识与技能，故而并不难发现，清代基层官员的这部分阅读世界具有同质化的倾向，即所选择书籍的种类与内容大同小异，这是他们的职责对他们阅读世界的约束。清代基层官员在披阅这些书籍时往往是身不由己，想必在阅读时也并不轻松，但繁芜的公务并非是生活的全部，在闲暇时刻，那些被功利性阅读所压抑的精神青睐便会迸发而出，引导着官员们迈向更加精彩纷呈的阅读世界。

三、读小说诗集等

对于不同书籍的精神青睐引导着官员们探索不同的阅读世界，在方大湜等3人之中只有延昌在赴任知州前除了携带一箩筐的官箴书以外，还携带了《聊斋志异》《红楼梦》《鸿雪因缘》三部小说，有可能是用于在烦闷无聊的途中打发时间的。官员到任之后，面对着诸般繁芜的公务更需生活的调味剂，小说这种书籍便成为了最好的选择。清代基层官员阅读小说多是在闲暇时刻，曾任江西省崇义县知县的周长森首次在日记中记载自己阅读了小说《虞初新志》是在同治九年闰十月初四。前一天他刚刚结束两件讼案，因此当天周长森比较悠闲，一口气即读完了《虞初新志》十卷，但是仍感意犹未尽，因此便接着找来了《虞初续志》十二卷阅读。同月初八和十二日，周长森再次翻阅《虞初续志》，并在十二日说自己“尽日悠闲”。无独有偶的是，道光年间曾于江西泰西县担任过知县的徐迪惠也曾在闲暇时阅读过《今古奇观》《搜神记》《列仙传》《古今说海》等小说，种类十分丰富。清末曾任太原县知县的何宗逊在赴任前夕居于京城，暇时亦以读书为乐，其中《桃花扇传奇》《朝市丛载》《智囊补》等都是何宗逊的案上书。更有甚者，亦有偷偷阅读禁书的，在广东省四会县任上的知县杜凤治就曾偷偷阅读过以男同性恋为主题的《品花宝鉴》，也不知杜大人是出于何种目的。

《聊斋志异》

清代基层官员的文人习性让他们区别于一般的市民，使得他们在享受大众文化带来精神享受的同时，也向传统文人的阅读“食谱”中寻找青睐的对象，诗词文集与史书等书籍无疑是首选。诗词歌赋既是用于把玩唱和的工具，也是清代基层官员排郁纾难的精神慰藉。延昌所携带的书籍中列有《唐宋诗醇》《御选唐诗》等诗集，但延昌所携带的诗集乃是乾隆皇帝选定的，带有浓厚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而且延昌也明说这些书是用于“府考应用”，因此这些诗集可能并非出于延昌本人的精神青睐，但在闲暇时分阅读亦会收到相同的效果。周长森酷爱阅读诗词文集，且文人的敏感性往往又会赋予阅读诗词文集别样的魅力与效果。同治九年十月初九周长森疮痛难忍，只能阅读《春草堂集》以缓解疼痛，可见诗词文集对于周长森的精神所起的抚慰作用。同年腊月二十五日，周长森“阅《乐天诗集》，参以达观格言，以舒积郁”，白居易的诗词明显给了周长森莫大的心理安慰，而早在当年的十月十六日周长森就针对白居易的《香山诗集》发出了“其浔阳谪官以后，胸次恬淡，不屑以官阶难，可为今之做官者唤醒梦梦也”的感慨。在阅读这些受精神青睐所引导而选择的书籍时，清代基层官员自然可以暂时忘却繁芜的公务与俗事，寻得一片“桃花源”，这是披阅官箴文书所不至的境界。

除却诗词文集之外，最受清代基层官员青睐的即是种类繁多的史书。在延昌赴任知州时携带的书籍中，就有《廿一史约编》《廿四史》《满汉名臣传》等史书。古人以史为鉴，史书既可以是闲暇时的消遣物，亦是官员经世致用的经验来源。周长森和徐迪惠二人便再次在阅读史书上达成了共识。周长森阅读史书的数量最多，多达十一种，著名的《三国志》《汉纪》《三国》《通鉴纲目》《史记》等书都在周长森的阅读世界中。很显然，周长森的兴趣并不止于此，一些稗官野史也在周长森的阅读“食谱”上面，但不知为何周长森刻意隐去了书名。而徐迪惠所阅读的史书也多不出二十四史或者其他正统史书行列，但并不排除他故意将阅读野史的记录隐而不记的可能。

四、被隐瞒的阅读世界

清代基层官员故意隐去自己部分的阅读世界并非偶然现象，也颇耐人寻味。官员们之所以会选择隐瞒阅读过的书籍内容，首要的原因便是书籍的内容难登大雅之堂或是因为该书本身就是禁书，因此就算在诸如日记这等私密的记录中也会选择隐而不录；其次，也与清代基层官员所处的文化阶层有紧密联系。不同文化阶层的人拥有着不同的阅读旨趣与阅读能力，某一文化阶层的人可能依然会因为各种原因去阅读某些书籍，但碍于身份与地位，他们并不希望世人得知他们阅读过这些书籍，所以才会选择隐瞒这部分阅读世界。

清代理学家陆陇其被清廷称之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与陆世仪并称为“二陆”，与诸如周长森、徐迪惠这等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相比，陆陇其可谓是彼时的核心文人，他也曾担任过清代基层官员，但他的阅读世界却全然呈现出与周长森等边缘文人完全不同的面貌。首先是在陆陇其任职期间的日记中全然不见有过阅读官箴书、律令著作的记载；其次便是所阅读的书籍几乎都是儒家典籍等学术性著作，很少发现诸如小说此类的娱乐性书籍。

清代另外一位在学术思想上颇具盛名的谭献在担任基层官员时的阅读世界与陆陇其颇为相似，虽然谭献对史书和诗词文集等依然充满热情，但构成其阅读世界主体的依然还是颇为严肃的学术性著作，也无法寻见他阅读官箴文书等书籍的记载。

陆陇其、谭献在担任清代基层官员期间必然阅读过官箴文书等书籍，但他们却选择将官箴书等功利性阅读隐而不录，体现出了身处较高文化阶层的核心文人对这些书籍的态度。他们将阅读这些书籍视为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并将这些书籍摒弃在自己所营建的阅读世界之外，是希冀他们所营建出来的阅读世界更契合于自己的身份地位。与此相反的是，周长森等边缘文人并无此等顾虑，故而就欣然将官箴书等书籍纳入了自己的阅读世界当中。但不可否认的是，陆陇其、谭献等人所营建出的阅读世界，也无疑是在内心精神青睐的引导下做出的选择。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8期）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涌

审核：冯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