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基層官員主要是指府、州和縣一級的地方長官，也就是知府、知州和知縣等官員。此類官員雖然頻繁登臺於影視屏幕之上，早已飛入尋常百姓家，但普通人對於此類官員的印象似乎只停留於知縣重拍驚堂木，衙役高呼“威武”等畫面上，除此之外便很難言及其他。但事實上，與清代基層官員有關的歷史細節要遠比此番刻板印象有趣得多。如披閱書籍乃是清代基層官員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位居官位，所閱讀的書籍種類也常常受自身職責的約束，頗有身不由己之感。與此同時，深植於清代基層官員內心的精神青睞不斷引領他們閱讀其他書籍，其閱讀世界也就呈現了色彩斑斕的景象。

一、讀實務書籍

清代基層官員雖然位於整個官僚體系的末梢，位卑權輕，但其責任卻不容小覷。《清史稿·職官三》對知縣的職責有着明確的記載：“知縣掌一縣管理。決訟斷闢，勸農賑貧，討猾除奸，興養立教。凡貢士、讀法、養老、祀神，靡所不綜。”知府、知州的職責也與之相去不遠。因此，清代基層官員若想穩戴頭頂的烏紗帽，就不得不如履薄冰般地處理繁蕪的公務，但有時也難免會陷入束手無策的困境。尤其是對於解褐不久的基層官員而言，他們往往面臨着“官之去鄉常數千裏，簿書錢穀或非所長，風土好尚或未多習”的尷尬局面。故而清代基層官員一般會在任職期間按照相應的職責學習匹配的知識與技能，在這個過程中，清代基層官員大都會求助於書籍。曾擔任過清代基層官員的方大湜、劉衡和延昌分別著有《平平言》《蜀僚問答》和《事宜須知》等3部官箴書，在書中方大湜等人就分別記載了爲赴任地方官而必備的書籍，體現出了書籍在清代基層官員任職期間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經過比較分析後，我們大致可以將3人所列的書籍分爲官箴書、律令著作、法醫著作和時事資訊等類別。官箴書是指官員根據自身任職經歷對官場知識技能的系統總結，且明清官箴書的書寫日益呈現出詳細化的趨勢，這對於清代基層官員而言裨益不小。正因爲如此，此類書籍便構成了清代基層官員閱讀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方大湜等3人的書單中官箴書十分常見，3人的書單中同時出現了黃六鴻的《福惠全書》，可見該書的影響力頗大。方大湜和劉衡還同時列舉了《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實政錄（篇）》等3本書。此外，延昌還攜帶了《居官日省錄》，方大湜則還列舉了《夢痕錄節鈔》《庸吏庸言》等書。有趣的是，劉衡所著的《蜀僚問答》居然也在方大湜的書單中，方大湜在開列書籍時很有可能便是借鑑了劉衡的書單，這說明清代基層官員在閱讀此類書籍上的共性與延續性。

除卻各類官箴書以外，國家所頒佈的各類律令著作所佔的比例也很大。律令著作一般是由朝廷欽定發佈的律令規章，乃是基層官員處理政務的原始依據，因此方大湜等3人的書單中再次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大清律例》和《（六部）處分則例》兩書，前者爲國家法典，後者則是部門規章。但現實情況錯綜複雜，基層官員在審判案件時往往無法可依，抑或是遇見了情法兩難的案件，此時具體的案例彙編集就派上了極大的用場。正是因爲意識到了這一點，方大湜等3人在國家法典和部門規章外還列舉了大量的案例集，同時出現在3人書單中的有《駁案新編》，劉衡與方大湜還同時列舉了《鹿州公案》，延昌則獨自攜帶了《秋審實緩比較》。這些案例集都能夠在清代基層官員判案陷入困境時提供經驗借鑑。

《洗冤錄》

若案件是命案，那將更加考驗清代基層官員的知識與技能。清代法律規定，如果地方上發生命案，地方官員需親自到場驗屍並不得假手他人，這就要求清代地方官員必須具備一定的法醫知識。《洗冤錄》作爲中國古代最爲著名的法醫學著作，自宋朝誕生以來就備受讚譽，清代官方甚至還親爲校訂版本，列爲地方官員的必讀書目。在方大湜3人的書單中，劉衡列舉的書單中不見《洗冤錄》，但方大湜和延昌則分別攜帶了與《洗冤錄》相關的書籍。劉衡未列舉《洗冤錄》原因不詳，但清代地方官員閱讀《洗冤錄》等同類書籍應爲常態，諸如曾署理崇義知縣的周長森與曾任太原知縣的何宗遜都在日記中記錄了自己購買閱讀《洗冤錄》等書籍的經歷，曾任磁州知州的趙烈文也在自己的日記中記載了大量驗屍查案的記錄，其中就有將《洗冤錄》與現實情況相對照的例證。

清朝官員的合影

清代基層官員雖位於整個官員體系的末梢，但依然是官員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身爲官員的天然屬性促使他們去關注朝廷官場和全國各地發生的時事。方大湜在書單中提出地方官員應常讀《邸鈔》，並提醒說：“朝廷用人行政悉載《邸鈔》之內，不閱《邸鈔》便不能通曉時務。”時代稍晚一些，各式各樣的報紙就加入到了清代基層官員的閱讀世界中，例如晚清在瑞安縣知縣任上的符璋就喜歡閱讀《浙江日報》《天鐸報》等。而因爲清代基層官員的職責要求，在他們的閱讀世界中即便不能歸爲以上幾類書籍，也大都和具體職責事務相聯繫。方大湜開列的書單中還包括《農桑輯要》《農政全書》《授時通考》《康濟錄》《荒政輯要》《捕蝗要訣》《讀史兵略》《金湯借箸》《鄉守輯要》《歷代河防類要》《治河方略》等實務書，涉及的無外乎都是農桑、救災、城防、河防等清代基層官員的重要職責。此外，清代基層官員還負責一地之科舉事宜，因此延昌還攜帶了《欽定四書文》《四書體注》《小本十三經》等“府考應用”書。

二、讀地方誌

地方誌所載乃是一地之戶口、土地、賦稅、疆域、人文與風俗等情況，在地方誌衆多的閱讀羣體中，基層官員是始終無法忽視的羣體。方誌中所記載的知識恰好是基層官員做出政務決策的信息基礎，基層官員若是熟閱之則全境之事瞭然於心，所做出的決策纔會合乎人心，順乎民情。明代知縣就已經將閱讀志書作爲自身的上任準則之一，清代基層官員則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儘管在方大湜等3人的書單中並未列舉地方誌，但這很有可能是因爲地方誌的出版乃是一種非商業出版，刊刻量小，流通範圍有限，清代基層官員往往無法提前準備相應地方誌，只能在抵達自己的治域後才能從衙署或是地方鄉紳那裏得到。清乾隆年間赴任石泉縣令的胡具慶，在到任後不久即命人搜尋地方誌，在獲悉當地的地方誌已無雕版可尋的情況下，胡具慶還特意命人抄錄副本以惠後人。清末曾任瑞安縣知縣的符璋亦是在到任後從海關司事那裏借來縣誌一閱。也有比較幸運的基層官員，在赴任前即可從諸多途徑獲得赴任地的志書。曾任合肥知縣的譚獻就在赴任前獲得了《合肥縣志》，在赴任途中儘管舟車勞頓，但譚獻依然還是充分把握時間披閱方誌，以期能夠儘早熟悉合肥縣的境況。

在通過各種途徑對所在治域的諸多情況有了深入瞭解後，清代基層官員與志書的關係就很有可能不僅僅只停留在閱讀這個層面上。很可能是因爲不滿於前人所修方誌過於粗劣，或出於利益爭奪等其他原因，不少的清代基層官員任職期間都會對方誌進行重修或者補修。前已提及的崇義縣署理知縣周長森在披閱《崇義縣誌》後不甚滿意，對方誌指責頗多。他認爲“新修者手筆太弱，‘列傳’全用原稿，不加剪裁；其刻極訛舛，指不屈數”，而更爲致命的是，明代著名人物王陽明在崇義所留下的碑文方誌竟也不加收錄，這是令周長森無法忍受的。故而補修志書這件事幾乎貫穿了周長森的整個任期。在離任前不久，周長森還囑咐縣中諸生要繼續抄錄新志補遺。

無論是官箴文書、律令著作等書籍還是地方誌，清代基層官員閱讀這些書籍的目的都是爲了獲得與自身職責相匹配的知識與技能，故而並不難發現，清代基層官員的這部分閱讀世界具有同質化的傾向，即所選擇書籍的種類與內容大同小異，這是他們的職責對他們閱讀世界的約束。清代基層官員在披閱這些書籍時往往是身不由己，想必在閱讀時也並不輕鬆，但繁蕪的公務並非是生活的全部，在閒暇時刻，那些被功利性閱讀所壓抑的精神青睞便會迸發而出，引導着官員們邁向更加精彩紛呈的閱讀世界。

三、讀小說詩集等

對於不同書籍的精神青睞引導着官員們探索不同的閱讀世界，在方大湜等3人之中只有延昌在赴任知州前除了攜帶一籮筐的官箴書以外，還攜帶了《聊齋志異》《紅樓夢》《鴻雪因緣》三部小說，有可能是用於在煩悶無聊的途中打發時間的。官員到任之後，面對着諸般繁蕪的公務更需生活的調味劑，小說這種書籍便成爲了最好的選擇。清代基層官員閱讀小說多是在閒暇時刻，曾任江西省崇義縣知縣的周長森首次在日記中記載自己閱讀了小說《虞初新志》是在同治九年閏十月初四。前一天他剛剛結束兩件訟案，因此當天周長森比較悠閒，一口氣即讀完了《虞初新志》十卷，但是仍感意猶未盡，因此便接着找來了《虞初續志》十二卷閱讀。同月初八和十二日，周長森再次翻閱《虞初續志》，並在十二日說自己“盡日悠閒”。無獨有偶的是，道光年間曾於江西泰西縣擔任過知縣的徐迪惠也曾在閒暇時閱讀過《今古奇觀》《搜神記》《列仙傳》《古今說海》等小說，種類十分豐富。清末曾任太原縣知縣的何宗遜在赴任前夕居於京城，暇時亦以讀書爲樂，其中《桃花扇傳奇》《朝市叢載》《智囊補》等都是何宗遜的案上書。更有甚者，亦有偷偷閱讀禁書的，在廣東省四會縣任上的知縣杜鳳治就曾偷偷閱讀過以男同性戀爲主題的《品花寶鑑》，也不知杜大人是出於何種目的。

《聊齋志異》

清代基層官員的文人習性讓他們區別於一般的市民，使得他們在享受大衆文化帶來精神享受的同時，也向傳統文人的閱讀“食譜”中尋找青睞的對象，詩詞文集與史書等書籍無疑是首選。詩詞歌賦既是用於把玩唱和的工具，也是清代基層官員排鬱紓難的精神慰藉。延昌所攜帶的書籍中列有《唐宋詩醇》《御選唐詩》等詩集，但延昌所攜帶的詩集乃是乾隆皇帝選定的，帶有濃厚的官方意識形態色彩，而且延昌也明說這些書是用於“府考應用”，因此這些詩集可能並非出於延昌本人的精神青睞，但在閒暇時分閱讀亦會收到相同的效果。周長森酷愛閱讀詩詞文集，且文人的敏感性往往又會賦予閱讀詩詞文集別樣的魅力與效果。同治九年十月初九周長森瘡痛難忍，只能閱讀《春草堂集》以緩解疼痛，可見詩詞文集對於周長森的精神所起的撫慰作用。同年臘月二十五日，周長森“閱《樂天詩集》，參以達觀格言，以舒積鬱”，白居易的詩詞明顯給了周長森莫大的心理安慰，而早在當年的十月十六日周長森就針對白居易的《香山詩集》發出了“其潯陽謫官以後，胸次恬淡，不屑以官階難，可爲今之做官者喚醒夢夢也”的感慨。在閱讀這些受精神青睞所引導而選擇的書籍時，清代基層官員自然可以暫時忘卻繁蕪的公務與俗事，尋得一片“桃花源”，這是披閱官箴文書所不至的境界。

除卻詩詞文集之外，最受清代基層官員青睞的即是種類繁多的史書。在延昌赴任知州時攜帶的書籍中，就有《廿一史約編》《廿四史》《滿漢名臣傳》等史書。古人以史爲鑑，史書既可以是閒暇時的消遣物，亦是官員經世致用的經驗來源。周長森和徐迪惠二人便再次在閱讀史書上達成了共識。周長森閱讀史書的數量最多，多達十一種，著名的《三國志》《漢紀》《三國》《通鑑綱目》《史記》等書都在周長森的閱讀世界中。很顯然，周長森的興趣並不止於此，一些稗官野史也在周長森的閱讀“食譜”上面，但不知爲何周長森刻意隱去了書名。而徐迪惠所閱讀的史書也多不出二十四史或者其他正統史書行列，但並不排除他故意將閱讀野史的記錄隱而不記的可能。

四、被隱瞞的閱讀世界

清代基層官員故意隱去自己部分的閱讀世界並非偶然現象，也頗耐人尋味。官員們之所以會選擇隱瞞閱讀過的書籍內容，首要的原因便是書籍的內容難登大雅之堂或是因爲該書本身就是禁書，因此就算在諸如日記這等私密的記錄中也會選擇隱而不錄；其次，也與清代基層官員所處的文化階層有緊密聯繫。不同文化階層的人擁有着不同的閱讀旨趣與閱讀能力，某一文化階層的人可能依然會因爲各種原因去閱讀某些書籍，但礙於身份與地位，他們並不希望世人得知他們閱讀過這些書籍，所以纔會選擇隱瞞這部分閱讀世界。

清代理學家陸隴其被清廷稱之爲“本朝理學儒臣第一”，與陸世儀並稱爲“二陸”，與諸如周長森、徐迪惠這等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相比，陸隴其可謂是彼時的核心文人，他也曾擔任過清代基層官員，但他的閱讀世界卻全然呈現出與周長森等邊緣文人完全不同的面貌。首先是在陸隴其任職期間的日記中全然不見有過閱讀官箴書、律令著作的記載；其次便是所閱讀的書籍幾乎都是儒家典籍等學術性著作，很少發現諸如小說此類的娛樂性書籍。

清代另外一位在學術思想上頗具盛名的譚獻在擔任基層官員時的閱讀世界與陸隴其頗爲相似，雖然譚獻對史書和詩詞文集等依然充滿熱情，但構成其閱讀世界主體的依然還是頗爲嚴肅的學術性著作，也無法尋見他閱讀官箴文書等書籍的記載。

陸隴其、譚獻在擔任清代基層官員期間必然閱讀過官箴文書等書籍，但他們卻選擇將官箴書等功利性閱讀隱而不錄，體現出了身處較高文化階層的核心文人對這些書籍的態度。他們將閱讀這些書籍視爲不得已而爲之的行爲，並將這些書籍摒棄在自己所營建的閱讀世界之外，是希冀他們所營建出來的閱讀世界更契合於自己的身份地位。與此相反的是，周長森等邊緣文人並無此等顧慮，故而就欣然將官箴書等書籍納入了自己的閱讀世界當中。但不可否認的是，陸隴其、譚獻等人所營建出的閱讀世界，也無疑是在內心精神青睞的引導下做出的選擇。　　

（本文刊於《文史天地》2023年第8期）

編輯：朱陽夏

責編：陳泰湧

審覈：馮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