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國的教材起源很早，先秦時期的官學便有了教材。

除了官方教材，有些學霸也會自己編撰教材或者教輔。比如，唐朝除了科舉考試，還有專門的制科考試，即爲了選拔專門人才而舉行的不定期非常規考試。由於選拔的是專業性人才，因此，考試內容就跳出了儒家經典的學習範疇。唐朝詩人白居易曾在貞元十七年（802）參加過“書判拔粹”科考試，判詞寫作能力是這門考試的重要知識點。白居易在備考期間，便自己押題，寫了上百道模擬判詞，合編成《百道判》。最終，白居易在考試中脫穎而出，獲得了在祕書省工作的機會。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書影

憲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官滿”卸職。按照唐代規矩，低品級官員任職滿一任後，便要離職下崗，進入“守選”行列，即苦苦等待空缺崗位或者再次參加制科考試，重新找到工作。這次考試的主要內容是“試策”，就是針對皇帝的提問，做出自己的對策。白居易把皇帝可能提的問題全部列出來，準備了七十五篇策目，編成了著名的教材《策林》，最終他在考試中名列第四，成功“上岸”。

二

隨着科舉制的確立和成熟，普通教材已經難以滿足學子的應試需求了，於是，教輔出現了。

南宋大儒朱熹曾經從經傳史籍中採集有關忠君、孝親、治家等內容的格言、訓誡、故事等，編成《小學》一書，作爲當時兒童的道德教育類教材。到了明清兩代，出現了一批由《小學》發展而來的啓蒙輔導書，被稱爲“類《小學》”教材，如陳選的《小學集註》、黃佐的《小學古訓》等。這些衍生出來的教材，便可以被稱作“教輔”。

此外，古時的書院也會編撰教輔資料。比如南宋學者呂祖謙創辦的麗澤書院，爲了提高“升學率”，他還特意編寫了一套教輔資料，名爲《東萊博議》。呂氏家族原是山東東萊的望族世家，所以呂祖謙自號爲“東萊先生”，所謂“博議”是呂祖謙根據當時學生的總體特點、社會實際情況以及科舉考試內容，以《左傳》爲基礎，整理編寫的一本《左氏博議》，因而被人們稱爲《東萊博議》。

教輔編好後，呂祖謙也毫不避諱地說：“《左氏博議》者，爲諸生課試之作也。”這本教材，自誕生之日起，就是爲了幫助學生應試的。所以書中的文章，都可以成爲科舉考試中的範文。據說學生通過學習《東萊博議》，科舉考試水平有了立竿見影的提升。因此，《東萊博議》後來竟成爲了暢銷書，不僅麗澤書院以其爲教輔，當時許多書院也將其當作必備讀本和教輔。當時的大儒朱熹，也將自己的兒子朱塾送到呂祖謙門下學習。

到了明朝，教輔市場逐漸火熱起來。尤其是明代中後期，科舉考試日趨程式化，大部分讀書人考試的目的性更加明確，於是，許多考生不再專注於鑽研經書大義，而是開始揣摩考試答題技巧。加上活字印刷技術日漸成熟與普及，明朝的出版行業非常興盛，教輔也就成爲了一門大生意。一大批以考試爲導向的教輔湧現了出來。

不過在許多教輔當中，賣得最火的，是“時文選本”。明清科舉考試採用八股取士，所謂“時文”，即科舉考場中的應試文章。“時文選本”，類似於現在的“高考優秀作文選集”。早在明朝前期的成化、弘治年間，就出現了大量的時文選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數《京華日抄》。成化年間的杭州通判沈澄，編選了當時部分進士在科舉當年所做的文章，彙集成冊，並印刷出版。

此書一面世，大受士子歡迎，掀起了一股購買熱潮，同類書籍也隨之跟風大量湧現。明代藏書家郎瑛在《七修類稿》中說：“成化以前，世無刻本時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獲重利。後閩省效之，漸至各省刊提學考卷也。”

三

到了明朝中後期，“教輔熱”愈演愈烈。當時的教輔市場稱得上“供銷兩旺”，晚明學者黃宗羲在《明文海》中引用嘉靖年間李濂在《紙說》裏的話：“比歲以來，書坊非舉業不刊，市肆非舉業不售，士子非舉業不覽。”當時的書坊，若非科舉圖書基本上不刊刻，書店基本上也只賣教輔，考生們也只看教輔。

福建建寧府建陽縣（今屬福建省南平市），是明朝時期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有學者研究過明代建陽各姓氏書坊刊刻科考用書的比重，得出結論：明代建陽書坊刊刻的科考用書數量爲757種，佔總刊刻書籍數量的67.11%。這也說明了科考教輔用書是當時刊刻的主流。

明代建陽書坊刊刻的教材之所以受歡迎，除了市場需求量大外，具有創新意識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比如當時的刻書家餘應虯編輯的《四書翼經圖解》，將傳統的《四書》加以釋文和圖解，使其更爲通俗易懂，面世之後頗爲暢銷。此外，教材在版式上也不斷推陳出新。比如在書籍中插刻插圖，使得書籍的可讀性和趣味性都得到了極大提升。當然了，還有一部分奸商，僞託狀元和進士之名編纂圖書，這種做法有悖道德，但藉着狀元和進士的流量，卻吸引了一大批買家。

對於時文選本，出版商也不再滿足於簡單的編選。爲了增強產品競爭力、搶佔更多的市場份額，出版商紛紛邀請一些著名文人和進士參與教輔的編撰，並對編選的文章進行點評分析，幫助購買書籍的學子加深理解，更好地掌握和提升八股文寫作技巧。比如明朝的《閱藝隨錄》《程文選》等都是此類教輔。

而時文選本中，又可以細分爲不同類型。比如“程墨”，是指鄉試、會試考官所寫的範文或中舉考生的文章，這類選本權威性大，最受考生追捧；其次是“房稿”，這類選用的都是新科進士平日所作的八股文，因此也相當暢銷；還有“行卷”，這是鄉試中中舉的舉人作品選，銷量相對來說要差一些。此外，還有“社稿”“硃卷”“窗稿”“名稿”等，但權威性都不如前三種選本。

明代的科舉考試分爲三場：第一場即用八股文作答；第二場主要測試試論一道，判語五條，詔、誥、表內科一道；第三場測試經、史、時、務、策五道。因此，市面上也有不少針對這兩場考試的教輔，比如《新刻註釋二三場合刪》《皇明鄉會試二三場程文選》等等。由於第一場的八股文是佔比量最重的，所以在許多教輔中，賣得最火的還是類似於《京華日抄》之類的八股文選本。

四

由於教輔是市面上最熱門的書籍，連當時的考官們也不想錯過商機。比如明朝的馮夢禎是一名考官，後來，他將自己負責判閱的一房進士的答卷文章進行點評，並彙編成《一房得士錄》，隨後將其出版。考官親自點評的文章，自然大受學子追捧，馮夢禎因此受益不少。清代的唐彪長期從事教學工作，並編撰了大量的教輔，其中的《讀書作文譜》便從文章體裁、構思、立意、佈局、修辭表達等各方面講述了八股文的寫作方法。

明代繪畫中的殿試

除了出版商和名士，在明清時期，還有一種人，專門以編寫應試教輔爲生，這種人被稱爲“選家”。類似於現在“高考滿分作文選”一類的教輔編輯。選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將科舉考場上具有學習和參考價值的八股文編輯成冊，再加以註解、詮釋，最後集成出版，讓當時的讀書人學習、參考。

由於教輔出版商太多，行業也就“卷”了起來。

明末清初人吳偉業在《復社紀事》中記載了一段往事：“嘗燕集弇洲山園，臥子年十九，詩歌、古文傾一世。艾旁睨之，謂此年少，何所知！酒酣論文，仗氣罵坐。臥子不能忍，直前毆之，乃嘿而逃去。”這記載的是一場以打鬥收場的聚會。故事發生在明朝的崇禎元年（1628），地點在江蘇太倉的弇山園。臥子指的是明末著名詞人、復社成員陳子龍，“艾”指的是晚明著名的時文選家、豫章社的代表人物艾南英。

艾南英是晚明有名的時文選家。他在天啓年間中舉人，後來在科舉考試中寫的策文譏諷了當時的權宦魏忠賢，被停考三科。由此，他十分厭惡科舉考場上的那些形式僵化、陳腐劣質的八股文。他主張“以古文爲時文”，並尋求從唐宋古文中尋找改良時文的方法。由於名氣大，他編選的教輔一度在晚明教輔市場佔據着統治地位。

要編選這麼多教輔，艾南英自然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而是有着自己的專業團隊，他所代表的便是當時的豫章社。但教輔市場是一塊大蛋糕，大家都想分一杯羹。後來，江南的周鍾、張溥、張採等人也創建了團隊——應社，並開始編選教輔。應社的教輔和豫章社的不一樣，他們的教輔充分迎合了當時的應試需求，貼近考官評卷標準，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功，很快成爲了艾南英老師的最大競爭對手。應社也由最初僅有十一人的小社團發展成爲一個大型組織。崇禎初年，張溥等人又以應社爲基礎，合併其他文社，成立了復社。

晚明的時文選刊往往與文社利益聯繫在一起，學子們也往往結成文社或者參加文社，並以文社的名義來標榜自己。此外，受晚明政壇激烈黨爭的影響，當時的文社也將選文當作拉攏社員、擴大社團影響力的重要手段。比如復社，便通過掌握八股選文標準，從而控制天下文風，進而影響政壇。很快，復社教輔在市場上的風頭便壓過了艾南英編選的教輔。

在太倉的這場聚會上，艾南英和復社的張溥、張採、陳子龍、周鍾等都在座。兩邊在八股文創作的理念上本來就有很大分歧，加上又是市場競爭對手，所以落座沒多久就爆發了激烈的爭論。作爲教輔界大佬，艾南英對於年少的陳子龍頗爲看輕，於是，年輕氣盛的陳子龍一怒之下動起手來，最終文鬥演變成武鬥，不歡而散。

後來，艾南英還與復社的張自烈發生過交鋒。張自烈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學者，他曾編選過一部《國朝今文辯》，將諸家的時文選本重新進行了刪評。艾南英看見張自烈編選的教輔後，發現其中很大一部分內容與自己編選的《今文定》《今文待》裏的內容高度重合，於是認爲張自烈所出的教輔是翻版、是抄襲盜版，又與之開始了一段近十年的論戰。但由於崇禎年間，復社的影響力非常大，儘管在爭論中未能分出勝負，可復社出版的教輔的確逐漸成爲了教輔市場的主流。

五

其實，清代小說家吳敬梓便在《儒林外史》中爲我們專門刻畫了一幅明清選家們的生活圖景。書中提到的蕭金鉉、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馬純上、蘧駪夫等人，都是書裏有名的時文選家。

比如書中的馬純上，又名馬靜，俗稱“馬二先生”，因屢試不第，最後在嘉興的文海樓書坊以編選八股文選集爲生。他編選的《三科程墨持運》，不僅具有權威性，而且還有詳細的註解和批語，成爲了暢銷大江南北的優秀科考教輔。但樹大招風、人紅是非多，由於《三科程墨持運》銷量火爆，從而引起了同行的嫉妒。比如另外幾位選家便在背後說起了閒話。馬二先生的同行隨岑庵曾別有用心地問另一位同行衛體善：“近來那馬靜選的《三科程墨》可曾看見？”衛體善煞有介事地回答說，馬二先生終日講的是些雜學。而且故意詆譭道：“聽見他雜覽倒是好的，於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亂鬧，好墨卷也被他批壞了！所以我看見他的選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語塗掉了讀。”

書中的匡超人也是個選家，但也是個不學無術的學術混子。他前往京師時遇見一位前往京師參加會試的舉人馮琢庵。作爲選家的匡超人在江湖上頗有些名聲，馮琢庵也曾讀過他的選本。誰知道匡超人竟然自吹自擂起來，甚至吹噓自己一共編選過九十五本教輔，而且每回教輔一出來，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各省的學子們只愁買不到手，有的教輔還一版再版。最後，他更誇張地表示：“這五省的讀書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燭，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馮琢庵的好友牛布衣聽了之後忍俊不禁，笑道：“先生，你此言誤矣！所謂‘先儒’者，乃已經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稱呼？”匡超人紅着臉狡辯道：“不然！所謂‘先儒’者，乃先生之謂也！”牛布衣見他如此說，也不和他辯。馮琢庵聽了之後，又打聽起匡超人的同行馬二先生來，問這位馬先生的選本質量如何。

中國古代的印刷工坊

匡超人聽了，不打草稿地說道：“這也是弟的好友。這馬純兄理法有餘，才氣不足，所以他的選本也不甚行。選本總以行爲主，若是不行，書店就要賠本，惟有小弟的選本，外國都有的！”那馬二先生的選本根本賣不出去，唯有他匡超人的“優秀八股文選集”，不僅國內學子考試需要，外國考生考前也得看。所以，他的教輔已經出口到了海外。讀者讀來哭笑不得，不得不佩服吳敬梓先生的諷刺筆法。

明末清初的學者呂留良也做過科考教材的生意。清人王應奎在《柳南隨筆》中記載：“本朝時文選家，惟天蓋樓本子風行海內，遠而且久。”“天蓋樓”正是呂留良所經營的刻局，他靠着賣應試教材的生意大發其財。然而，當時的黃宗羲和萬斯同卻對呂留良的這種行爲頗爲看輕，甚至調侃這是“紙尾之學”。看來，對不重教材只重應試教輔的行爲和風氣，在古代也是頗有爭議的。　　

（雨林霖，作家，文史學者。本文刊於《文史天地》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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