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了婚之後，我經常覺得她脾氣一點就着。”

在最新一季的婚戀紀實節目《再見愛人》中，90後夫妻王睡睡與張碩展現了婚後生活可能的危機。兩人相識於校園，在歷經情感的升溫最終走入婚姻後，卻發現對方像是“變了個人”。節目中我們時常能看到一種錯位，追求初期他對她的“死纏爛打”如今成了“她氣就讓她氣”，當一方已經崩潰到哭泣時，另一方卻仍舊茫然不知何故。久而久之，她憤怒於他的“不夠成熟”，而他恐懼她的“一點就着”。

《再見愛人》第三季節目劇照。

當第三方觀衆驚詫於兩人戲劇化的相處模式時，女方密集的語言輸出曾引起不適，但隨着瞭解的深入，觀察團逐漸開始猜測，也許“毒舌”的睡睡並不是嘮叨，她只是受夠了。

這並非婚姻中的個例。在圍繞矛盾核心的婚鬧問題中，兩人始終在“要表態”和“按你的方式表態”上達不成一致，當男方反覆講着“我已經按你的要求做了，還要我怎樣”，屏幕另一邊的我們是否對此似曾相識？這一幕像極了家庭日常中最瑣碎的那些口角，“我已經倒了垃圾，到底還要我怎樣？”是啊，還要怎樣呢……但情緒爆發的臨界點，往往就出現在那個再也找不到情緒源頭的時刻。

改變的第一步，正是要爲這些“無名的時刻”命名。長期以來，女性都缺乏一種話語講述這些難以啓齒的心理體驗。你清楚地知道自己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在做一種看不見的勞動，最終的成果是周遭的一切都看似順其自然地在正常運轉，但周圍人似乎都覺得，這理所當然。2017年，一篇名爲《女人不是嘮叨——我們只是受夠了》的文章在國外社交媒體迅速走紅，短短數日被分享轉發近百萬次。上百萬女性在文末接力留言，分享着各自的共鳴體驗，她們開始意識到，真正消耗她們的根源叫作——情緒勞動。

時隔一年後，當年那篇文章的作者傑瑪·哈特莉（Gemma Hartley）出版了《不被看見的情緒勞動》一書，結合她的親身體驗擴展了情緒勞動的概念邊界。於是我們得以看到，不僅空乘行業的“微笑服務”是一種情緒勞動，家庭中那些崩潰時刻的背後都是不被重視的情緒勞動。女性該如何講述自己的經驗？透過傳統的性別分工，女性真的更擅長情緒勞動嗎？爲什麼作者主張不要請丈夫“幫忙”做家務？以及如果情緒勞動不存在完全的五五平分，那可能的解決路徑又是什麼？今天這篇文章即從這本書出發，結合更多材料，與讀者共同走進這一長期被遮蔽的領域。

這篇文章不僅寫給女性，也寫給那些困惑的男性讀者。理想的未來並不是要放棄情緒勞動，而是去掉情緒勞動的性別標籤。正如中國社科院副研究員孫萍在前不久的分享中所提：情緒勞動不是排斥男性，而是排斥男性氣質。到那時，男性亦能在情感的世界中更充分地投入生活，不再做生活的被動消費者，不再讓自我的價值完全被有償工作所奴役。

“無名的問題”：爲什麼女性的爆炸看上去那麼突然？

“這正是癥結所在。”母親節的那天晚上，傑瑪·哈特莉情緒崩潰到大哭，而一旁的丈夫手足無措，他甚至不知道妻子怎麼突然就爆炸了。

一切還要從母親節的禮物說起。那天，哈特莉提出想要一份全屋清潔作爲母親節禮物，不爲別的，她只想讓自己從繁瑣的家務中抽身一日，不必打電話多方對比價格，也不必操心檢查保潔的質量。可丈夫在打電話預約時發現，這個禮物價格太高且“並不划算”。於是他提出要給妻子選購一條項鍊，然後自己動手打掃衛浴。

那天一大早，路過浴室門口的妻子看到丈夫正在方寸大的地方忙活，地上散落着未收好的鞋襪。她意識到顯然丈夫想給自己一個乾淨的浴室作爲“驚喜”，她需要積極鼓勵以免這份心血來潮的勤奮因氣餒成了曇花一現；但環顧方寸之地外的其他角落，一片混亂。

她先是拾起地上的衣物歸置回原處，轉身來到廚房發現水槽裏的碗碟還在靜靜躺着，昨天丈夫提出換他洗碗，碗是洗了，但也僅僅只是洗了。她把碗碟收好，打開冰箱發現家裏的牛奶沒了，於是打開手機記在備忘錄裏，即使最後一口是丈夫喝光的。直到她轉身回臥室，被橫在過道的儲物箱擋住，哈特莉的情緒“一下”就崩潰了。聞聲而來的丈夫拎着工具站在門口，“這有什麼好生氣的，你叫我把它放回去就好了。”

“我不希望這種事還要我開口要求！”連續兩天，箱子橫在那裏，丈夫本可以順手放回原位，但他都繞過去了。是啊，這不是什麼大事，但從早上起牀開始，哈特莉接連做了很多類似的事，但細說起來好像又沒做什麼。哈特莉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從何時起成了家裏那個“知道該做什麼的人”，而對方只是她“知會的對象”。多數時候，這些掙扎都發生在內心，消耗着她的心力，直到爆發的那一刻，才顯得格外突然。

對於女性而言，她們崩潰的原因在於無法描述這種情緒上的疲憊。而這種失語也讓大多數男性無法理解，這種“安排”有那麼累嗎？2017年起，哈特莉採訪了上百位女性，她將這種疲憊定義爲，我們爲了讓周遭人感到舒適和快樂所做的沒有酬勞的隱形勞動，並試圖弄清楚爲什麼情緒勞動會令人如此疲憊。

其中的悖論之一在於，掌控“選擇大權”並不意味着自由，尤其是當她們不只爲自己選擇，也爲周圍人選擇時。這種接踵而至的“安排”並沒有看起來那麼容易，它們瑣碎且需要分配大量注意力資源，因爲這些任務背後始終要考慮“該怎麼做，才能讓這一羣人都滿意”。生孩子之後的哈特莉坦言，很長一段時間裏她再也寫不出小說，她的生活被各式各樣瑣碎的選擇填充，小到家裏的衛生紙用完了需要買，大到爲家庭的各種節日做準備，“這種勞動費心勞神，我再也沒有精力和情緒去關注我的內心、我的創作和生活的意義。”

正因爲這些“安排”近乎繁瑣，這就意味着這項勞動是持續性的，以至於作爲統籌者的女性幾乎無法切換到完全的工作模式或休假模式。這些女性通常在非家庭場合也習慣性刷手機，隨時準備回覆類似“家裏的米放在哪裏”“孩子幾點喝奶”這樣的問題。最終那些分派出去的任務，都以另一種方式又回到了她們手中，因爲那些認領任務的人只是在機械地“執行”。換言之，情緒勞動不會在轉移任務時結束，而是持續到任務完成爲止。

造成疲憊的另一個根源還在於，這些勞動中的大部分都不被看見。在近期熱映的電影《奧本海默》中有個一閃而過的鏡頭，某天晚上，奧本海默結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推門迎上的是沒開燈的房間，屋子裏孩子的哭聲不斷。他來到桌邊看向妻子，講述今天發生的種種，妻子一一回應，與往日沒什麼不同。直到奧本海默輕聲詢問：“孩子在哭，親愛的，你不打算去哄哄嗎？”凱瑟琳突然情緒爆發：“我已經哄他一整天了。”甚至這種情緒勞動還具有代際上的遺傳性，一名女性受訪者還提到，當兒子情緒波動尋求幫助時，如果她沒有時間，兒子就會去找外婆處理，而不會去找父親或祖父。

《奧本海默》劇照，圖爲凱瑟琳。

對此，女性並非沒有嘗試過溝通。受訪者中，多數女性稱都曾在感情或婚姻關係的某個節點與另一半談過情緒勞動，但聊到最後總是變成爭執。母親節那天的後續是，丈夫辯解稱：“爲什麼你看不到乾淨的浴室？我做了那麼多還不夠嗎？”妻子反問說：“爲什麼我指出這個問題，就好像否定了你做的其他事情？這其中有什麼聯繫嗎？”在偷換概念的邏輯背後，我們的文化腳本默認男性付出情緒勞動是有時效的，是局部的，而女性自然而然就能做到兼顧，因爲她們更善解人意，更熟悉家中的事務，情緒勞動是她們的“本能”。

哈特莉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當她的文章將家庭中的情緒勞動推到臺前時，曾有男性讀者直接寫信詢問：“爲什麼你們女權主義者總是要把正常的事情，變成值得爭論的問題？”

但女性真的就天生擅長情緒勞動嗎？

生而爲“女”？被性別化的情緒勞動

日常生活中，不少女性都曾在不知不覺中陷入思維閉環，覺得相比於成長過程中遇到的男性而言，自己確實更加條理，更容易覺察到周遭的情緒氛圍，因而理所當然承擔更多。但至今爲止，沒有明確的研究表明女性生來就擁有這些能力。一旦情緒勞動被性別化，當它成爲一位女性的標籤時，就會連帶成爲所有女性的特質，反過來成了女性自我束縛的牢籠。

實際上，男性也有相同的能力，只是表現方式不同，而女性更容易將其帶入生活。以同理心爲例，斯坦福大學同理心與理他主義研究中心處長艾瑪·賽普拉提出，經過文化演變，女性的同理心通過養育和緊密聯結的行爲來表達；而男性的同理心則以保護和攻擊外圍敵意來表達。因而家庭或職場中女性所承擔的維護周遭人感受的情緒勞動幾乎完全是後天規訓的。這種規訓在家庭空間中代代相傳，成長期的孩子會隨時隨地接收到外圍環境的性別訊息，而母親往往承擔着家中瑣事，即便父親偶爾分擔家務，但母親纔是那個掌控全局的人。

這種文化腳本的影響相當深遠。它並非天然如此，我們只需將目光稍微轉移至不同腳本下的家庭運轉模式，便能窺見一二。人類學家巴里·休利特發現，來自非洲中部熱帶森林的阿卡俾格米部落有着現代意義上“最平等的家庭”。該部落約有兩萬人，他們以採集狩獵爲生，但沒有明顯的性別分工。母親在外出狩獵時與男性相差無幾，而父親在孩子身邊的陪伴時間約佔47%。當母親不在時，男性會自動承擔起照料孩子的職責，即便在男性的聚會中，他們也經常一邊將嬰兒抱在胸前，一邊喝酒交談。沒有人告訴他們要做什麼以及該怎麼做。

情緒勞動的性別化同樣是生物學話語對生活世界的一次殖民。過度敏感的男性經常在社交中被貼上“不夠男人”的標籤。在《生而爲男？》中，人類學家顧德民指出這種所謂的男兒本色首先是文化上的縱容，而非生理上的安排。從源頭上看，科學性別主義的興起與20世紀70年代對女權主義的反擊相伴而生，這些生物學歸因並沒有改變當時爭論的焦點，只是爲了增加其合理性。因此，當我們判斷一個觀念是否該被接受時，至少需要優先考慮下這個觀點迎合誰的需要，又符合誰的利益。

正如家務勞動被轉化爲一種“愛的行爲”，女性所從事的情緒勞動也被定義爲“內心需求”的自然屬性。因爲這類勞動的無償性決定了，除非她們被說服這是一種自然行爲，否則就無法毫無怨言地被安置在後方。於是我們再度面臨了當初討論家務勞動時，所遭遇的相似問題——資本創造了家庭主婦，在身體、性以及情感上爲男性工人服務。在《以工資反對家務勞動》宣言中，意大利女性學者西爾維婭·費代裏奇曾調侃稱，大多數男性在得到第一份工作後都會考慮結婚，不僅因爲經濟上能夠負擔，還因爲在流水線或辦公桌前度過一天後，“回到家有人照顧是讓他們不發瘋的唯一條件”。

這並非情緒勞動第一次引發討論。在哈特莉等人關注家庭中的情緒勞動之前，學者們其實首先將其視爲正式的工作場所問題。距離1983年美國社會學家霍克希爾德提出空乘人員中女性所承擔的情緒勞動已過去40年，這些年間人們逐漸意識到，不只有空姐在做情緒勞動，任何進入職場的女性都默認承接這份工作。她們不僅需要調節自己的情緒以給客戶積極體驗，還需要積極促進辦公室內部和諧。

《讓娜·迪爾曼》劇照

因此我們最終會發現，如果不首先讓家庭中的情緒勞動被看見，被解決，那麼女性所從事的工作都不過是家庭主婦工作的延伸。情緒勞動的性別化就會成爲女性職場晉升中面臨的兩難處境：太接近男性標準，同事覺得你“難相處”；太在意周圍人感受，上級又覺得你“不夠有領導力”。而女性若想在職場與社會中取得突破，也將面臨與家庭中相似的困境，即被孤立。

改變的瓶頸：當溝通走向爭執

無論如何，明確女性從事情緒勞動是社會馴化的結果都稱得上是一個好消息，這至少意味着存在改變的空間。這自然需要夫妻間的長期溝通，最終讓雙方都意識到如何才能讓一切順利運轉。但實際生活中，這種溝通往往讓家庭關係陷入僵局。雙方雞同鴨講，討論的完全不是一個問題。其中至少需要釐清兩個錯位，一是丈夫普遍覺得自己已經做很多了，爲什麼妻子不能降低標準以避免衝突？二是丈夫常常聲稱，如果妻子真的需要幫忙，爲什麼不能直接要求？

據英國一項調查顯示，女性平均每週要花整整三個小時重做交給伴侶的任務。丈夫常常因此抱怨妻子是“控制狂”或者“完美主義者”。對此哈特莉指出，這樣的說法的確十分棘手，因爲社會層面對“稱職太太”的約束會內化成一種性格，以至於女性也開始陷入自責。但實際上，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女性的要求過高，而是她們從事的勞動是否有價值。換言之，妻子情緒崩潰的誘因不是丈夫拖地太少，而是他根本看不到需要拖地。“女性應降低標準”的說法掩蓋了一個基本事實，即女性從事相關勞動並非爲了追求掌控，而是爲避免造成全家人的不便。

同時，這種說法也是一種逃避。因爲情緒勞動本質上是一種對關係的投入，提出讓關係中每個人都滿意的標準是進入關係雙方的義務。哈特莉在書中指出：“即便一個人覺得浴室發黴也無所謂，那並不表示他就沒有打掃浴室的責任。”

《讓娜·迪爾曼》劇照

至於直接向丈夫提出要求，哈特莉則主張家庭中的女性應停止開口“求助”。在她看來，“幫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術語，它就像是在骨折處綁繃帶，因爲這個詞具有積極的內涵。當你要求伴侶“幫助你”時，這實際上意味着這是你的責任，而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額外的功勞。女性需要的不是“幫忙”，而是從根源上重置情緒勞動的分配，雙方都能以平等的方式承擔起維繫家庭氛圍和諧的責任。

除此之外，談論情緒勞動本身也是一種情緒勞動。爲了讓對方認真對待，女性時常需要證明自己夠冷靜。這本身也是情緒勞動的要求之一，但閉環在於這個要求本身就抑制了改變，因爲判斷這些互動中哪些做法“合理”的人，正是那些情緒勞動的受益人，女性的發怒與直白都可能影響關係中其他人的舒適。所謂的“用對方能夠接受的方式給出建議”，本質上是權力上位者壟斷解釋權後的話語滲透。而真正的改變在初期必然是無法接受的，否則“改變”就自然發生而無需推動了。

長遠來看，重新定義家中角色仍然任重道遠。但當我們意識到問題所在時，改變也會開始發生。哈特莉在參與錄製一檔播客節目時，另一位女性主播談起，有天她回到家中看到兒子在拿着玩具掃帚掃地，稚拙地模仿着大人間的互動。

當她詢問兒子在做什麼時，兒子回答說：

“我假裝我是一個爸爸。”

撰文/申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