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葉，名相王安石罹患喘咳症，需用紫團山參配藥治療。

紫團山參產自古代壺關地區（在今山西長治），世所少有，當地曾有民諺曰：“千斤參，萬斤參，不如黃松背的一棵五花芯。”名藥難得，王安石的病情卻耽擱不得。

就在相府上下束手無策之際，王安石的好友薛師政剛好回京述職。薛師政此前爲河東路地方官，壺關地區在北宋即屬河東路轄地。聽聞好友病情需要，薛師政遂在離任前高價收購了幾條紫團參以備急用。回京後，他立即前往探望王安石，並取出數兩紫團參相贈。

誰知王安石看到衆人花費大力氣得來的紫團參後，卻說：“我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

最終，王安石還是未服下薛師政贈送的紫團參。

王安石畫像

01

王安石本人雖然謝絕了朋友的贈參，但碰到親人急病生死攸關時，他還是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用紫團參救命。他寫的《贈張康》一詩便是最有力的證明：

昔在歷陽時，得子初江津。

手中紫團參，一飲寬吾親。

讓王安石改變初衷，正是由於人蔘這種草本藥材的獨特功效。

作爲自然界的“百草之王”，中醫認爲，人蔘的主要功效在於補氣，可用於治療一切虛症。宋代蘇頌的《本草圖經》中有這樣的記述：“當使二人同走，一與人蔘含之，一不與，度走三五里許，其不含者必大喘，含者氣息自如，其人蔘乃真也。”

不過，人蔘作爲“補虛神草”，其到底是何時被中國人應用於藥方配伍中已無從可考。在最早出土的一批甲骨文和金文中，人們看到了上古時代統治者們對人蔘的瞭解與認知。無論是在殷商青銅器箙參父乙盉中，還是在西周青銅器毛公鼎中，人蔘都被描繪成一個象形文字：上半部分用三個圈代表人參傘形花序上的三個漿果，下半部分則是雙腿邁開的人形，帶着三條鬚根。這儼然畫的是五加科人蔘的本來面目，可見，早在商周時代，人蔘就已是達官貴人的保命神藥。因此，在現存最早的中藥學著作《神農百草經》中，人蔘被視爲上品，謂其可以“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久服輕身延年。”

與現代人認知不同的是，遼東、高麗人蔘並非自古就是達官貴人的首選。相傳爲范蠡所作的《範子計然》一書中記載道：“人蔘出上黨，狀類人形者善。”而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亦言：“人蓡（即人蔘），藥艸（同草），出上黨。”可知，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上黨人蔘一直都是天下公認的人蔘上品。

古籍中關於上黨人蔘的記載。圖源：《中國人蔘文化》

上黨，即上黨郡。戰國時期由韓、趙各置一郡，以後韓郡併入趙，直至六國統一。秦代，上黨郡治壺關（今山西長治），至漢代再遷到長子（今山西長子）。如此一來，上黨郡所轄區域就囊括了今天山西晉中、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東地區。

由於上黨地區東依太行山與華北平原爲界，西依太嶽山和中條山與晉南（也就是古代的河東）接壤，地勢明顯比周邊地區要來得更爲高險。這對於需要依靠高海拔、無污染的深山老林來汲取養分的人蔘而言，簡直就是難得的天然福地。而對於熱衷統一天下的當權者而言，上黨自古以來爲兵家必爭之地，素有“得上黨可望得中原”之說。

反觀現如今大火的遼參產地——東北地區，在東漢以前雖曾設有遼東、遼西等郡，卻在天下分裂之際，長期被視爲中原政權的“化外之地”。相應的，遼東人蔘的知名度自然不如上黨人蔘深入人心。

02

先秦、兩漢時代，中國人在個人飲食、飲水、環境等衛生保健方面有了不少科學的認識和合理的方法。由此，誕生出了早期預防疾病的思想以及養生之道。在“醫聖”張仲景所著的《傷寒雜病論》《金匱要略》二書中，關於人蔘的功用可歸納爲四個方面：補氣固脫、益氣生津、健脾益胃、扶正固表。

張仲景認爲，以人蔘補氣固脫，可“回陽氣於垂絕”。在中醫裏，陽氣多指六腑之氣。清代醫家陳士鐸也曾有言：“人氣脫於一時，血失於頃刻，精走於須臾，陽絕於旦夕，他藥緩不濟事，必須用人蔘一二兩或三四兩，作一劑煎服以救之，否則陽氣遽散而死矣。”

在應對外感風寒時，張仲景則認爲，人蔘有強身健體的功效。如患者在服下桂枝湯後，發汗期會出現短暫的元氣大旺。這個時候，對於外感風邪的人來說，是最易因抵抗力不足而病情加重的。所以，在配伍桂枝湯時，張仲景通常會用人蔘入表藥中，以使藥得力，一湧而出。

張仲景的用藥思想，爲後人運用人蔘治病提供了經驗規範。而作爲西漢著名的辭賦家，司馬相如則用親身經歷詮釋了人蔘在養生上的奇效。

司馬相如早年懷才不遇，即便作出了《子虛賦》《上林賦》《鳳求凰》這樣的名篇，生活依舊過得一貧如洗。臨邛縣令王吉是他最爲要好的朋友，王吉對好友的才華與處境瞭若指掌，便暗中撮合臨邛“鋼鐵大王”卓王孫之女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結成連理。

《鳳求凰》中的司馬相如

卓文君是蜀中四大才女之一，與多情多才的司馬相如堪稱絕配，於是在司馬相如的琴聲挑逗下捨棄榮華富貴，與其私奔。二人以賣酒爲生，日子過得相當清苦。後來，卓王孫不忍女兒受苦，遂資助女兒、女婿僕從百人，錢百萬，讓他們在蜀地過上豪奢鉅富的生活。但，生活富足卻讓司馬相如罹患了嚴重的“富貴病”。《史記》曰：“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消渴疾，也就是現今人們熟知的糖尿病。

現代醫學認爲，糖尿病的臨牀症狀是三多一少，多飲，多食，多尿，體重減少。爲了治療丈夫的病，富家小姐卓文君找到了人蔘這味良藥。在醫療條件相當有限的西漢，憑藉人蔘的特殊功效，司馬相如還算“長壽”，並在年逾花甲之時創作出令漢武帝驚歎的《封禪書》。

大約一千年後，唐代詩人陸龜蒙在一首詠人蔘的詩中化用了司馬相如的典故：

五葉初成椵樹陰，紫團峯外即雞林。

名參鬼蓋須難見，材似人形不可尋。

品第已聞升碧簡，攜持應合重黃金。

殷勤潤取相如肺，封禪書成動帝心。

03

或許正是由於人蔘在中醫中藥上的顯著奇效，自上古時期便遭頻繁採挖的野山參，自漢代以後就逐漸走向了瀕於滅絕的境地。

爲了減緩上黨人蔘消亡的進度，當地一些農民開始了最早的人工種植。在這批農民中，最出名的莫過於曾淪爲奴隸的後趙皇帝石勒。據《石勒別傳》記載，“初，勒家園中生人蔘，葩茂甚盛”。石勒乃上黨武鄉（今山西武鄉）人，早年曾以販賣人蔘爲業，後來嘗試將參種帶回家，自行栽培，大獲成功。左鄰右舍從此對他刮目相看，“於時父老、相者皆雲此胡體奇貌異，有大志量，其終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

後來的歷史證明，石勒的確非池中之物。在歷經行商、被販賣以及四處征戰的苦難後，終成一世梟雄。

後趙皇帝石勒畫像

人蔘屬於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代人工栽培只能通過“移參”的方式，將所需的參苗移植到種植園中。這期間，鮮人蔘若貯藏不當，最易引起蟲蛀。少數能夠存活的參苗，仍需經過至少五年的栽培方能展現其藥用價值。這對於時不時就發生動盪的王朝邊地而言，實屬困難。

另外，人蔘的栽培條件十分苛刻。唐人陸龜蒙在《奉和襲美題達上人藥圃二首》中總結道，從立春起第90天開始把人蔘幼苗移栽到山谷水澗旁，移栽時要特別注意把人蔘的根鬚用苔蘚包裹好，還要帶點參苗原產地的泥土，保證土壤溼潤，小心翼翼地栽到指定地點，並精心呵護。不出意外，到初秋時纔可以看到茁壯成長的人蔘秋苗。元代王幀所著的《農書》中列有“耕參地”一項，指明耕參地應在農曆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進行。而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則一再強調，“人蔘亦可收籽，於十月下種，如種菜法”。

由於人蔘的人工栽培史發展緩慢，古人多數時間還是依賴野山參入藥，上黨人蔘亦隨之成爲御用之物。

野山參越來越少，朝廷又加以大力管控，民間用藥緊張，喫不起昂貴藥材的普通百姓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一種“秋開花如沙蔘”，“功效與人蔘近似，惟藥力薄弱”的防風黨蔘，就此取代了上黨“真”人蔘，成爲百姓心目中的靈藥。

事實上，這種防風黨蔘就是今天的桔梗科植物黨蔘。在上黨人蔘逐漸消亡的過程中，防風黨蔘快速充斥市場，以至於後來上黨人蔘完全滅絕之際，防風黨蔘遂“李鬼變李逵”，以上黨人蔘之名暢行至今。

04

上黨人蔘的消亡倒是給了遼東人蔘一個展現自我的機會。

就在石勒將上黨山間的人蔘移入自家園子裏種植時，鮮卑貴族慕容皝開啓了上貢遼東人蔘之旅。晉成帝咸和八年（333），尚未稱王的慕容皝爲了討好東晉的尚書令顧和，特地命人挑選十斤上好的遼東人蔘送到東晉，以表尊敬。由此，遼東人蔘正式進入中原人的視野。

不過，即便上黨人蔘多被防風黨蔘所替代，在大部分中原醫家眼中，如陶弘景等人仍覺得上黨人蔘最好。在其流傳的醫學解釋中，陶弘景強調：“上黨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國所獻（人蔘）即是，形長而黃，狀如防風，多潤實而甘。俗用不入服，乃重百濟者，形細而堅白，氣味薄於上黨。次用高麗，高麗即是遼東。形大而虛軟，不及百濟。百濟今臣屬高麗，高麗所獻兼有兩種，止應擇取之爾。實用並不及上黨者，其爲藥切要，亦與甘草同功，而易蛀蚛。惟內器中密封頭，可經年不壞。”

對於人蔘，醫家只認上黨，但歷經多代的行政區劃變遷，至唐代時，秦漢以來流傳的地域沿革已經大不相同。考慮到幷州（今山西）乃唐朝皇帝的龍興之地，顯慶二年（657），藥學家蘇敬上疏朝廷，請求重新編撰新的本草。在唐高宗的大力支持下，蘇敬組織了當時著名的醫官共22人，以朝廷的名義“上稟神規，下詢衆議，普頒天下，營求藥物”，經過兩年的不懈努力，終於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藥學鉅著《唐本草》。

在書中，蘇敬對混亂的人蔘產區做了統一劃分。根據唐朝的州府區劃，蘇敬等人指出，人蔘在“今潞州、平州、澤州、易州、檀州、箕州、幽州、嬀州並出，蓋以其山連亙相接，故皆有之也。”潞、澤二州，基本就是過去的上黨郡，今天山西長治、榆社一帶，這裏盛產人蔘毋庸置疑。至於平、易、檀、幽、嬀等州，其地理範圍大致位於今天的北京周圍、長城以南地域。按照蘇敬等人的考究，這些地方能夠出產人蔘，得益於太行山、太嶽山、五臺山、燕山等山脈蔓延。所以，唐朝的人蔘產區並不止於上黨，還包括了今天山西中部、南部以及河北西部、長城內外之地。

可正如唐代茶學家陸羽所言，人蔘“上者生上黨，中者生百濟、新羅，下者生高麗，有生澤州、易州、幽州、檀州者，爲藥無效，況非此者”。唐朝人蔘產區雖多，但到了救命的緊急關頭，人們才發現非上黨人蔘或遼東的新羅、百濟人蔘不可。於是，新羅、百濟等東方屬國開始了對盛唐“貢參”的貿易之旅。世代居住於白山黑水間的黑水靺鞨、黃頭室韋、和解室韋、如者室韋、賂丹室韋等原始部落首領也紛紛表示對唐朝的依附。這些部族大多在森林中狩獵、常年以採摘人蔘爲生，他們獻給唐朝的貢品除了金銀、魚牙、牛黃外，遼東野山參是其中的大宗。

在遼東人蔘大量充斥集市之際，一羣文人雅士嘗試將人蔘投入茶中同煮，久而久之，唐朝的人蔘茶開始風靡上流社會。某次，翰林學士皮日休身子不爽，他的友人便用進貢的人蔘給他煮了碗茶，皮日休喝下去之後，頓覺精神爽朗，隨即寫下了一首詠人蔘的詩作爲答謝：

神草延年出道家，是誰披露記三椏。

開時的定涵雲液，劚後還應帶石花。

名士寄來消酒渴，野人煎處撇泉華。

從今湯劑如相續，不用金山焙上茶。

05

唐朝的人蔘貢市，在某種程度上算是爲宋朝開了先河。

由於失去燕雲十六州，加上北國契丹的興起，宋朝實際上已經丟失了燕山山脈、遼東、遼西等歷史上的人蔘主產區。另外，上黨地區也處於遼、宋邊陲，想要大規模採摘人蔘，亦非易事。而到了南宋，隨着北方領土的淪陷，上黨地區也不可避免地成爲其他政權的轄地。在產地缺失的情況下，宋朝人對人蔘的渴求卻有增無減。

爲了解決藥源問題，宋朝官方“三管齊下”：於北方設立榷場，建立邊境互市；設立市舶司，開啓海外貿易；敦促民間形成完整的藥材自給供應鏈條。

《契丹國志》記載，自遼景宗保寧九年（977）雙方開設榷場互市以來，人蔘貿易逐漸成爲遼人換取外域物資及生產資料的重要途徑。榷場貿易中，宋人主要出口遼人“剛需”的茶葉、藥材以及部分的香料、象牙、絲織品等，而遼人則以轄地內的“土特產”人蔘、東珠、動物皮毛以及馬匹做交換。

在北方榷場步入軌道後，宋朝又將經濟重心放到發展海上貿易上。在東南、華南地區，廣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泉州、密州（今山東膠州）等五大港口城市，朝廷派出官員到當地設立市舶司，主管海上貿易。隨後，通過貢舶互市，朝廷源源不斷地從當時的高麗進口大量“新羅、百濟人蔘”以滿足市場需求。

當然，聰明的宋朝人知道，對人蔘的需求並不能僅依靠外界來源。當時，民間首度出現了專門從事藥材採集及種植的特殊人羣——“藥戶”。爲擴大“藥戶”羣體，官方有意鼓勵官僚士大夫、僧侶道士參與其中，利用免稅的條件，僱傭農民進行藥材種植。而對於廣大白丁出身的“藥戶”，朝廷也給予便利。無論是種糧食還是種藥材，官方限定課稅皆是“十稅其一”，這極大地促進了民間“藥戶”的生存發展。

以“天府之國”巴蜀爲例，據宋人楊天惠的《彰明附子記》記載，宋時，綿州（今四川綿陽）彰明縣乃全國著名的附子鄉。其下轄的赤水、廉水、會昌、昌明等地皆是道地藥材“附子”的核心產地，四地共計有田520頃，其中有104頃皆種了附子，佔四地總頃數的20%。每年，“附子”種植季一到，“凡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可見，從宋朝開始，官方已經有意打造若干道地藥材種植中心。

在官方的號召下，還真有官僚士大夫願意投身“藥戶”行列，嘗試打造人蔘種植中心。

此人正是蘇軾。《廣東新語》記載，蘇軾被貶廣東惠州後，就盯上了廣植荔枝的羅浮山。他認爲，山西上黨和遼東地區都是因爲有原始森林和山泉的滋潤，人蔘才得以茁壯成長。兼有飛瀑名泉、植被繁茂的羅浮山亦滿足這樣的環境條件，應該也能種出名貴的人蔘。爲此，他專門做了嘗試，並寫了首詩慶賀移植培育人蔘成功：

上黨天下脊，遼東真井底。

玄泉傾海腴，白露灑天醴。

靈苗此孕毓，肩股或具體。

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

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禰。

青椏綴紫萼，圓實墮紅米。

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啓。

上藥無炮炙，齕齧盡根柢。

開心定魂魄，憂恚何足洗。

糜身輔吾生，既食首重稽。

按照蘇軾的說法，他在嶺南移植的人蔘不僅開花結果良好，而且他還親自煮了服用，其氣味可比擬上黨“真”人蔘。

06

到了明代，文治武功皆在線的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坐擁四海，卻不得不向“人蔘”低頭。

因爲，上黨“真”人蔘徹底滅絕了。

據太行山區的《清涼山志》記載：“自永樂年後，伐木者千百成羣，蔽山羅野，斧斤如雨，喊聲震山。川木既盡，又入谷中，深山之林亦砍伐殆盡，所存百之一耳。”野生的上黨人蔘都是林下廕生植物，過度砍伐破壞了人蔘的生存環境。所以，正如《本草綱目》所言，“今所用者皆是遼參”。至此，遼東人蔘終於成爲達官貴人的唯一選擇。

所幸，與關外的女真人相比，明朝的國力雖一路向下，卻還是比漁獵爲生的遼東原住民要來得更加先進。馬市於是成爲明朝對遼東少數民族實行羈縻統治的重要環節。通過明朝設立的八個馬市，負有貿易任務的女真人逐漸發現，他們當地的“土特產”，如人蔘、貂皮、猞猁猻等，轉手一賣，就成了各方熱捧的寶貝疙瘩。從此，女真馬市上的“參貂之利”，變成關外各部族頭領、勢族、富商追逐的主要利益目標。明中葉以前價格頗低廉的東北人蔘，瞬間也成了明末豪門富戶高攀不起的稀貴藥材。據叢佩遠研究，嘉靖二十九年（1550），人蔘一斤約銀一錢五分，到了萬曆十二年（1584），人蔘價格已漲至一斤銀三兩左右。而到萬曆末，一斤高級人蔘更是漲到了銀十三兩的天價。即便是一般人蔘，市場價也需要七八兩甚至是十兩一斤。

明末，朝廷也經不起這番價格暴漲，於是單方面壓低關外人蔘的價格，以迫使女真人妥協。豈料，此舉不僅沒能扭轉人蔘貿易的局面，還加劇了關外女真人與明朝方面的矛盾。

熊廷弼主政遼東時，乾脆宣佈關停女真互市兩年。熊氏此舉，令關外人蔘一年滯銷超過三十萬斤。不過，熊廷弼的對手、女真首領努爾哈赤更精明，他命族人將鮮人蔘蒸煮曬乾賣到朝鮮，立即獲得極高的利潤收益。

這起突發事件，讓努爾哈赤發現了“新商機”。此後，通過鮮人蔘加工出口，努爾哈赤完成原始資本積累，開始了改朝換代的歷史進程。

07

清軍入關後，雖然從疆域上擺脫了昔日邊境貿易的格局，但由於東北平原尚無支柱型農業，世居在東北的滿人以及明末新遷入東北的漢人還只能通過挖參、打獵來維持生計。

歷史學者蔣竹山在《人蔘帝國》一書中指出，努爾哈赤時代，東北生產的野生人蔘均價約爲每斤25兩白銀。到順治年間，人蔘價格即飆升到每斤30至60兩白銀之間。單是通過官辦人蔘售賣抽稅，清政府每年從參務中就可爲國庫營收白銀250萬兩。在巨大利益的引誘下，無論漢人還是滿人，無休止地挖參勢必成爲東北人發家致富的首選。

這種結果，對視人蔘產地長白山及其支脈爲“龍興之地”的清朝皇帝而言，顯然有侵犯皇家神聖性的嫌疑。故而，從順治年間開始，官方就有意收緊民間開採人蔘的權限。到了康熙年間，清朝開始實行“參票”制度，規定任何人需憑票入長白山採參。每票可讓三四人入山，如膽敢違抗命令私自進山採參的，爲首的領隊最高可被判罰“斬監候”罪名。可見，清朝統治者對採參活動管控的嚴酷。

爲了體現“參票”制度的公平性，清廷規定民間商人可向官府購買“參票”，獲取進山採參的資格。如此一來，一批清初的富商們便可通過大量錢財交易，購買數量驚人的“參票”，再組織規模龐大的刨參隊入山採參。顯然，這對於想完全據人蔘爲己有的清朝統治者而言，又是一個巨大的潛在風險。

康熙五十七年（1718），盛京富商王秀德等“假造私票、多放人數、偷刨人蔘”被人告發，受到朝廷查究。其他中小商人亦因擔心投機取巧而遭受處罰，不願再承領參票，清廷的參票制度由此名存實亡。

等到乾隆皇帝上臺後，在內務府下設立了一個新機構——“官參局”，專門發放參票給官募採參者，讓他們自行組隊完成官方指定的採參任務。可是，採參者任務式勞作，卻忽視了人蔘的自然生長規律。這既導致了乾隆以後官辦貢參質量參差不齊，也讓需要年歲沉澱的野山參走向了瀕臨滅絕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