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倫復出，中英關係有望迴歸“黃金時代”？

英國首相蘇納克於11月13日宣佈改組內閣，隨後人們看到前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的身影重新出現在唐寧街10號，而這次，其將接棒外交大臣一職。

蘇納克的這一任命，讓外界輿論大感震驚。卡梅倫重返政壇，也讓不少人好奇此前已被蘇納克宣佈終結了的中英關係“黃金時代”是否有望跟着迴歸。圍繞相關話題，觀察者網採訪了上海外國語大學英國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國際安全與戰略研究中心（CISS）中國論壇特邀專家高健教授。

[採訪/觀察者網李泠]

觀察者網：蘇納克爲何這時要把卡梅倫拉回內閣？

高健：就目前的狀況來看，蘇納克政府正處於一個比較危險的時期。最新民調顯示，英國工黨的支持率已大幅領先保守黨。甚至可以說，保守黨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持續執政至今已有15年，如今蘇納克內閣的執政地位的的確確遭遇了史無前例的危機。

在這麼一個關鍵時期，蘇納克出人意料地請卡梅倫重回唐寧街擔任外交大臣，這行爲有點孤注一擲的味道。這說明，蘇納克政府已經充分意識到危機，並試圖通過採取一些務實的外交和內政舉措以幫助保守黨擺脫眼下的政治困局。這是最根本的原因。

其次，卡梅倫在2016年下臺前，其本人在保守黨內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是比較強大的，很大程度上比蘇納克本人的影響力要大得多。所以，卡梅倫作爲保守黨一個元老級的政治存在，此時入閣，對於蘇納克平衡黨內各方勢力、儘可能地團結黨內的政治力量來實現其政治目標，具有相當重要的支撐作用。

再次，客觀而言，卡梅倫在自己執政時期面對的是複雜的國際局勢，而其在處理中英關係方面所具有的人脈影響力及在涉華方面的政治形象，都有助於未來蘇納克在改善中英關係時採取實質性的舉措。

觀察者網：就最近的民調結果來看，保守黨已落後工黨約20 個點。一般來講，在選舉政治中，相比內政，外交問題對選票難起主導作用。在英國民衆心中，卡梅倫是一個飽受爭議的人物，甚至有的英國人會把英國近些年遭遇的混亂部分歸因於他執政時做出的脫歐公投決定。從這角度來看，卡梅倫重返政府，對保守黨黨內來講，如您所說，能起到重新凝聚的作用；但對於蘇納克政府的民意支持率，能起到多大的提升作用，這是不是要打個問號？

高健：不要把外交和內政割裂開來。英國是一個商業立國的國家，發展正常的互利的中英關係，特別是加強中英經濟貿易領域的合作，對於解決英國當前的社會經濟困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義。其實即便近幾年中英關係不斷下滑，英國政府對於發展中英經貿關係始終是抱有很強的期許。所以，改善中英雙邊關係，對於英國政府而言，不僅僅是一個外交問題，同樣關乎英國國內經濟和社會民生，這些因素是相互關聯的。

談到卡梅倫本人，我多說兩句。卡梅倫是含着金鑰匙出生的英國貴族政客，是英國典型的盎格魯-撒克遜精英階層，入讀伊頓公學、牛津大學畢業。其上臺時，英國正飽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打擊。因此他那時執政，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受命於危難之時”。而卡梅倫和他任內的財相喬治·奧斯本在收拾“爛攤子”，即解決英國國內社會經濟危機方面，確實有着大膽的舉措和強大的魄力。如果歷史能夠給他們足夠多的時間，我相信他們可以做得更好。

英國脫歐，對於卡梅倫政府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意外，它從基本建制上打亂了英國國內的政治局勢，打亂了當時卡梅倫政府試圖施行一系列經濟舉措以重振英國經濟的目標。也就是說，英國脫歐這一結果，不是卡梅倫所期許的，他和他內閣中的大多數成員都是堅定的“留歐派”，而他本人事先是相信英國肯定不會脫歐的。因此，我們不能就此把脫歐的責任以及後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都完全歸咎於卡梅倫一人，這是有失公允的。

2020年1月31日晚，在英國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支持“脫歐”的人們參加慶祝集會。（圖/新華社）

觀察者網：您剛剛談到自他下臺後，中英關係一路下滑；他本人也被不少西方媒體打上“親華”的標籤。那在您看來，他出任英國外相，可能爲未來中英關係帶來什麼變化？中英加強合作的話，具體的發力方向可能有哪些？

高健：2016年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英國政界的絕大多數時間和精力都消耗在怎麼脫歐這個問題上。當時英國國內政治自顧不暇，政局極其混亂，因此根本無力去構建一系列正常的持恆的對外政策，其中自然也包括對華政策。

而在對華關係方面，從特蕾莎·梅到鮑里斯·約翰遜，到後來執政短命的特拉斯，再到今天的蘇納克，經過了4任首相，總體來講，雖然我們必須承認中英雙邊關係在過去幾年的確是在不斷下滑，但其中有衆多因素，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來自於美國的外部壓力。

特朗普在2016年上臺之後，推行了一系列要與中國“脫鉤斷鏈”的極端舉措，嚴重破壞了中美雙邊關係；與此同時，美國要求其盟友選邊站隊。受制於當時的國內政治環境和國家的基本外交格局，英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太多可轉換騰挪的外交空間。也因此，在中美之間，英國在過去幾年確實一定程度上出現一邊倒向美國的情況。

但在涉及根本經濟利益的問題上，尤其是涉及中英雙邊經貿合作方面，我們也要看到，英國並沒有採取過激的對中英雙邊關係具有實質破壞力的行爲。因爲這樣的政策不符合英國的根本利益——畢竟英國商業立國，自由貿易有利於其利益最大化，相應地，違背自由貿易基本原則，就是從根本上傷害英國國內經濟，所以卡梅倫反覆強調“英國的特性不僅在於它的獨立，而更在於它的開放。我們永遠是一個對外開放的國家，面向世界的國家”。

具體來講，我們可以看到，雖然近些年中英雙邊經貿往來沒有大幅度增長，但也沒有出現嚴重衰退。並且，英國對華投資的熱情其實是在不斷高漲的，有數據顯示，本年度前8個月英國實際對華投資同比增長132.6%；在教育、文化、醫療、新能源等領域都投入頗豐。

觀察者網：您剛提到，英國過去幾年的對華政策缺乏一致性——您兩年前做客《這就是中國》時也曾明確指出過這一問題。考慮到離英國下一次大選的時間只剩一年多點，您認爲這一缺陷會持續存在，還是會因卡梅倫的新上任而出現一定的改觀？

高健：首先我們要看到最近習近平主席出席了APEC會議並順道訪問美國，中美關係出現轉圜的可能性在逐步增強。中美關係轉圜回暖，也爲受美國綁架的英國對外政策出現變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契機。至於未來中英關係會不會繼續出現紊亂的情況，我們需先了解爲什麼過去幾年會有這一現象。

事實上，在對華問題上，英國的心態極爲矛盾。一方面，如前所述，它受到來自於美國的強大壓力，英國國內一些有着強烈冷戰意識形態的政客始終視“跨大西洋英美特殊雙邊關係”爲英國外交的根本，認爲在對華關係方面必須緊跟美國，充當美國最堅定的西方盟友；另一方面，發展互利、穩定的中英雙邊關係，符合其國家根本利益。因此，英國的外交心態非常矛盾也很無奈。

我們可以看到，英國最近這幾屆政府（特拉斯政府可以忽略不計）都有這個特點，約翰遜政府時期表現得尤爲明顯，那就是朝令夕改，缺乏可以預見的一致性。對於一個有志於成爲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家而言，這種外交風格是極爲不利的，因爲這一行事風格會極大消耗國家政策的可信度，更會損害自身的外交形象。

舉個例子，就是華爲5G業務在英國的發展問題。如果我們回到2019年初去梳理英國政府關於這一事件的具體態度，你會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現象。華爲公司一直以來都非常配合英國政府對其技術的調查工作，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華爲產品對英國國家安全會造成威脅。約翰遜政府也深知此事的商業本質，但是，英國政府在是否接受華爲5G技術問題上朝令夕改的行事風格，實在令人大跌眼鏡。

據我瞭解，直到今天，英國仍未完全清除其國內的華爲5G設施。英國商界很多企業受益於中國華爲公司在英國的業務，英國政府恐怕骨子裏也知道，將商業行爲意識形態化，從根子上說，對英國未來發展是極爲不利的。

2020年1月，在英國倫敦華爲5G創新體驗中心，一人持手機測試5G速度。（資料圖/新華網）

我們看到，英國國內的金融界、商界幾乎都不贊同對華“脫鉤斷鏈”，對發展正常的對華經貿關係有着強烈的呼聲和急迫的期許。客觀地說，中英雙邊關係有其獨特性，一邊是代表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另一邊是一個代表着發達國家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雖然今年年初蘇納克曾說過，中英關係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還把中國描述爲一個對西方民主機制劃時代的挑戰，但是我們用冷靜客觀的視角來考察中英關係，就可以看到，共同建設和發展互惠共贏的中英關係的理由，遠遠多於破壞中英關係的理由。

中國和英國之間沒有地緣政治衝突的可能性。中英關係的矛盾不可能從根本上影響中英關係的正常發展。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憑藉如今的經濟體量、經濟輻射力，也已成爲英國絕對不能失去的一個經濟合作伙伴。英國需要中國，中國也對發展良性互動的中英雙邊關係持一貫的、開放的、建設性的態度。

我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英國政界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會越來越深刻，越來越具體，相信英國的政治文化傳統和它的現實理性訴求，會爲英國構建一個符合其本國利益的、面向未來的對華政策提供有效的、智慧的支撐。

觀察者網：在處理中美關係之餘，自脫歐之後，英國在不少國際事件上的作用和影響力似乎也沒以前那麼顯眼了。比如俄烏戰爭和現在新一輪的巴以衝突，英國的存在感相對不高。不知道這一觀察是否準確？現在卡梅倫擔任外相，您認爲他能否幫助英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高健：毫無疑問，隨着英國國內經濟民生問題日益嚴峻，過去幾年對英國而言，的的確確是“失去的幾年”，它也需要從根本上思考怎樣面向21世紀未來的國際格局和國內民衆的呼聲與訴求，重新調整、規劃其國內外政策。

我個人覺得，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相較於它曾擁有過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今天英國的現實作用和意義的確在降低，但是另一方面，作爲一個具有豐富的國際經驗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作爲一個在國際標準制定、在衆多國際組織當中都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歐洲國家，作爲一個在國際上依然擁有基於語言文化的文化軟實力的國家，英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都是仍值得關注和重視的。對此，我們要有一個比較客觀清醒的認識。

在俄烏問題上，英國其實一直扮演着一種反向推動的作用，某些時候甚至表現得比美國還積極。英國作爲一個島國，其外交政治傳統就是通過製造歐洲大陸內部的政治分歧和衝突來獲得外交利益，這是它從古至今的慣用手法。換言之，一個相對削弱了的歐盟，對於英國在歐洲地區拓展它的現實外交和政治利益是有利的。因此，英國在俄烏促和一事上，缺乏現實的大國影響力，恐怕還會樂此不疲地產生反向作用力。

觀察者網：您剛提到“一個削弱了的歐盟”，前段時間我看還有聲音在探討英國重新入歐的可能性。您認爲有可能嗎？

高健：這是不可能的。英國脫歐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社會綜合問題，這裏面有歷史文化情節的差異性因素，也有現實社會民生的需要的原因，等等。同時也不要忘記，英國脫歐和歐盟自身的一些運作機制也有關聯——歐盟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爲德法所主導的歐洲政治存在，而英國想要擁有完整的獨立的國家主權，這一訴求不會改變或消失。

同時很重要的一點，從俄烏戰爭到中東衝突再到其他問題，可以說今天的歐盟在地緣政治中喫盡了苦頭，歐盟自身的影響力和吸引力也受到了很大影響，而歐洲的總體政治格局及其經濟發展趨勢也令人堪憂。

就這些角度來看，英國選擇再次回到歐盟，恐怕只是一些人茶餘飯後的玩笑話，而不可能成爲一個真正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