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鄭青亭 北京報道

“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變局，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經濟、金融、政治、安全等領域的各種風險和挑戰層出不窮，複雜交織。一方面，全球經濟復甦緩慢，通脹水平和債務水平居高不下，發展差距有增無減，供應鏈持續紊亂；另一方面，大國關係日趨複雜，地區衝突頻繁爆發，氣候變化加速和全球性疾病流行帶來深層次衝擊。”

11月22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金立羣在“《財經》年會2024：預測與戰略”上發表演講時做出上述論述，並強調，解決當前多元複合挑戰，需要各方以更大的包容和智慧，在自身利益與全球利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尋找最佳結合點。

對於當前的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國外一些學者甚至將其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情況進行類比，得出悲觀的看法。但金立羣對此並不贊同。他認爲，這不是人類社會第一次面對這樣的挑戰，全世界也曾數次經歷至暗時刻，但最終都走出了危機。

回顧過去百年曆史，金立羣指出，一個重要啓發就是：以鄰爲壑、零和博弈無助於問題解決，還可能導致更大的危機和衝突。只有開放包容、攜手合作，才能共渡難關，化危機爲機遇。

“尤其是在全球化已將各國命運前所未有地緊密聯結在一起的情況下，我們更需要從全球共同利益出發，堅定奉行多邊主義，重樹國際互信，有效應對挑戰和危機，最終讓每一個成員都能受益。”

他表示，要實現這一目標並非易事。從建立共識到集體行動，再到多方共贏，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需要一套平衡、透明和高效的協作機制和規則標準，更需要胸懷全球共同利益的使命感和領導力。

回顧亞投行創建和發展歷程，他表示，亞投行是多邊主義的重要成果，也是推動多邊主義、增進各方互信的重要平臺。“與有近八十年曆史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機構相比，亞投行的發展剛剛步入第八個年頭。得益於我們始終堅持多邊主義，始終遵循機構的初心和使命，始終按照國際性、規範性和高標準運營，這一機構已經展現出21世紀新型多邊開發銀行應有的氣質和特色。”

他表示，亞投行在推動多邊主義、重建國際互信上任重道遠，將努力把亞投行打造爲推動全球共同發展的新型多邊開發銀行、與時俱進的新型發展實踐平臺、高標準的新型國際合作機構以及國際多邊合作新典範，讓多邊主義精神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在這一機構始終屹立不倒。

積極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引領多邊共識

金立羣指出，在當前的背景下，需要積極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引領多邊共識。

2013年底，中方倡議籌建亞投行，旨在推動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深化區域合作，實現共同發展。倡議一經提出即得到了國際社會廣泛積極響應。在金立羣看來，這一倡議代表了各方共同利益，提供兩方面全球公共產品。

“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世界經濟復甦緩慢，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融資和建設上面臨巨大困難。當時測算，2010—2020年期間，亞洲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資總需求高達8萬億美元，年平均投資約需7300億美元。2018年，二十國集團發佈的《全球基礎設施展望》報告也指出，到2040年全球基礎設施投資缺口爲15萬億美元。創建亞投行將爲這種需求多提供一種資金投入選擇。”

“二是70多年前建立的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以及關貿總協定爲核心的佈雷頓森林機構，雖然在推動世界經濟發展、貨幣金融穩定、促進貿易投資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隨着全球化深入發展和國際格局的演變，該體系也暴露出許多缺陷，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代表性不足、開放包容度不夠的問題日益突出，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希望改革現有國際經濟治理體系的呼聲越來越高。許多國家希望亞投行能夠爲改革國際經濟體系起到促進作用。”

創新國際合作範式，推動解決治理赤字

金立羣表示，在新的經濟形勢下，應該創新國際合作範式，推動解決治理赤字。

亞投行自提出之初即定位爲一個開放包容的平臺。在籌建過程中，中國作爲亞投行的倡議方，始終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精神與各方打造這一多邊平臺，一方面在談判中始終堅持民主協商，求同存異，平等待人；另一方面，不搞小圈子、小團體，一直敞開大門，廣邀美日歐西方國家參加。

“得益於充分、專業和高效的磋商，僅用一年半的時間各方就簽署了亞投行協定。這一協定充分、平衡地反映了各成員對全球發展、國際治理等問題上的理念和訴求。”金立羣說道。

目前，亞投行的成員已由初創時57個增加到109個，是成員數量第二大的全球性多邊開發機構，也是一個體現平衡代表性的全球平臺。發展中國家是這一平臺的主體，當中涵蓋了主要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同時也有許多發達國家的參與，G20和G7成員中各有14個和5個也都是亞投行成員。

在投票權分佈上，中國作爲倡議方和第一大股東，份額達到26%。與此同時，發達成員的總股比也超過了25%，在需要75%特別多數的重大事項決策上與中國一樣擁有否決權。“這樣一種平衡的治理模式使亞投行能夠在推動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中發揮橋樑紐帶作用，也爲實踐多邊主義、推動完善國際經濟治理提供了重要探索。”金立羣說道。

聚焦全球重大挑戰，積極動員發展資金

金立羣指出，當前，全球發展面臨巨大資金缺口。G20名人小組最新分析測算表明，發展中國家2030年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的資金需求將比2019年分別增加1.8萬億和1.2萬億美元。爲此，所有多邊開發銀行的年度貸款規模到2030年需要提升至3900億美元。“爲全球發展議程有效動員資金是增強國際社會對多邊主義的信心、重拾互信的重要契機。”

在金立羣看來，亞投行的成立將有效增加亞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多渠道動員各種資源特別是私營部門資金投入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開業近八年來，亞投行通過各項投融資業務，爲促進可持續基礎設施發展、推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深化區域合作積極動員資金，投資規模迅速擴大。

截至目前，亞投行共批准238個項目，金額超過450 億美元，惠及36個域內外成員。這些項目包括交通、能源、城市發展、水資源等領域基礎設施建設，也涉及公共衛生與教育領域的社會基礎設施發展。爲推動全球共同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綠色基礎設施發展方面，亞投行在《中期發展戰略（2021-2030）》中確立了到2025年實現氣候融資佔比50%的目標。截至2022年底，亞投行在氣候變化領域的投資規模超過110億美元，佔亞投行當年總投資額的56%，提前三年實現中期發展戰略確定的目標。今年7月，亞投行實現了所有融資項目與《巴黎協定》相關目標完全保持一致。

針對發展中成員出現的重大危機，亞投行也展現了以客戶爲中心的理念和快速動員資金的能力。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後，亞投行迅速設立“新冠疫情危機恢復基金”，支持發展中國家抗擊疫情和恢復經濟。目前，已向26個發展中成員提供了近147億美元的快速資金支持。與此同時，對於受到內外衝擊的斯里蘭卡和遭受罕見洪災的巴基斯坦，亞投行去年以來分別向其提供了1億美元和15億美元的紓困支持。

積極發展夥伴關係，提升發展協同效應

“單打獨鬥解決不了巨大的發展赤字。”金立羣說，2016年成立以來，亞投行一直致力於拓展夥伴關係，開展廣泛的國際協作，與各方一道協力推動全球發展議程。

據悉，金立羣自亞投行成立之初就受邀參與多邊開發銀行行長定期會晤機制，並在2022年作爲輪值主席主持相關活動，推動多邊開發銀行在協作應對新冠疫情和氣候變化挑戰、促進數字基礎設施發展等方面達成重要共識。前不久，他應馬克龍總統邀請赴巴黎參加了第六屆巴黎和平論壇，代表多邊開發銀行在會上就多邊開發銀行改革與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發展問題發表主張。

與此同時，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傳統多邊開發機構建立了穩固的夥伴關係，與包括中國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在內的32個多雙邊組織和區域金融機構簽署了諒解備忘錄，開展聯合融資、知識共享、能力建設等領域的合作，共同幫助低收入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

亞投行還積極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全球發展倡議開展合作。2017年5月，亞投行與世界銀行等6家多邊開發銀行，與中國共同簽署了《關於加強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相關領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致力於爲“一帶一路”構建穩定、多元、可持續的融資機制。今年7月，亞投行與中國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簽署了合作協議，共同支持低收入國家開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應對氣候變化相關項目，推動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堅持規範化和高標準運作，把好事辦好

金立羣表示，亞投行在內部治理上，設立了完備的理事會、董事會、管理層三層治理架構，並根據透明、公開、獨立、問責的原則建立董事會與行長之間有效合理的分工、監督和問責機制，行長每年接受獨立的年度履職評價，同時也對其他高管人員進行年度評價，確保審慎、高效和負責任的決策。

據悉，亞投行在投資運營、環境和社會保障、招標採購、信息披露等方面制定了比較系統和完備的政策框架與標準體系，並建立了受項目影響人羣協調機制（PPM）、獨立問責機制（IAM）等，在實踐中嚴格予以實施，確保每一個項目符合高標準。

他強調，亞投行對腐敗零容忍，這些高標準要求也適用於與亞投行合作的項目。2022年，亞投行與中國進出口銀行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及2億美元綠色信貸轉貸項目協議，所有投資都採用亞投行的ESG（環境、社會和治理）框架和標準。亞投行還積極與中方開展投資領域的反腐敗經驗交流和能力建設合作，併爲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上發佈的《“一帶一路”廉潔建設成效與展望》和《“一帶一路”廉潔建設高級原則》提供了亞投行的經驗做法。

按照“公開、透明、擇優”的原則，亞投行面向全球不斷吸收優秀人才，打造了一支來自66個國家和地區、以500多名專業人員爲核心骨幹的高素質員工隊伍，並要求所有員工都需遵守員工行爲準則，確保亞投行由具備良好道德水平和專業技能的人來運營管理。

（作者：鄭青亭 編輯：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