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著名的共產黨人趙世炎提議，建立工人祕密武裝“紅隊”，以對付叛徒特務，他犧牲不久後，這一組織由周恩來建立起來，被老百姓稱作““紅隊””或“打狗隊”，其宗旨是懲奸除惡，保衛上海黨中央。

“紅隊”隸屬於中央特科，是四個科裏面的第三科，成員主要來自參加過上海第三次起義的工人糾察隊骨幹，還有些來自北伐軍，他們都有過戰鬥的經歷，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槍手或爆破的能手。

除了懲治叛徒，“紅隊”還與特一科配合，祕密警戒黨中央在上海召開重要會議的場所。

1929年下半年，“紅隊”的力量發展到頂點，擁有的40多名行動隊員，每人都是神槍手，都會駕駛汽車，他們的裝備除了各種型號的手槍，還有化學手榴彈。

這種手榴彈可以使人流淚睜不開眼，使用時帶一種特製的眼鏡，則不受影響，每次行動之後，如遇追擊，扔出這種手榴彈，可以阻滯敵人。

當時，對共產黨組織威脅最大的莫過於黨內的叛徒。

面臨大革命失敗後，嚴酷的白色恐怖，黨內不少的意志不堅定者和投機分子紛紛退黨，這類人，如果只是脫黨，對黨組織並無多大危害，反而，會使黨組織更加純粹。

但嚴重的是，其中一些人進而叛變投敵，出賣組織，不惜用昔日同志的頭顱，作爲自己在國民黨那裏的進身之階，而中統特工總部徐恩曾順勢而爲，利用叛徒，培養特務的耳目，稱之爲“細胞”。

徐恩曾還利用“細胞”培養“細胞”，就是讓這些“細胞”利用謊言、利誘、威脅等手段在共產黨內部繼續發展“內奸”，許多意志薄弱的黨員經不起誘惑，成爲敵人的“細胞”。

因此，中共領導的“紅隊”的主要鬥爭矛頭也指向了特工總部,雙方在上海灘上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

最早，特工總部上海行動區是根據顧順章的建議成立的。

1932年5月,顧順章在南京舉辦的特務訓練第一期學員史濟美，被派往上海負責籌備建立上海行動區。

上海區是一個絕對祕密的特務機構,對外沒有任公開的名義。

在籌建上海行動區工作之初,原有的中央特派員黃凱職務停止,而新的中央特派員又未確立，所以，史濟美初到上海時,只能在上海市警察局中以呂克勤的化名，獲得督察員的職務。

這樣一來，他只能在華界地區活動,同上海市警察局所轄各分局打交道，而如果同租界當局、法院等機關打交道,史濟美只能以上海市警察局或上海市黨部“肅反專員”名義與其聯繫，這對中統上海區的行動來說,頗爲不利。

1932年11月,史濟美以馬紹武爲化名,取得中央特派員職務,有了這個公開的名義,上海區的局面一下子就打開了。

中統上海區的最終目的是破壞中共中央機關,逮捕共產黨員和其他革命羣衆，工作分爲偵察和破壞兩部分。

偵察是將瞭解到的線索提供給行動組，主要方法是盯梢，當時，共產黨在白區祕密工作,黨內只有縱的領導關係,沒有橫的關係,所以，被盯梢者家中來的人，就是直接領導者，如此便可收順藤摸瓜之效，上海區這一時期，對中共地下組織的破壞，大都採用這種方法。

偵查之後,就是行動捕人，中統捕人的方式大致有兩類，一種是明捕，即通過法院、警察局或者租界的特區法院、捕房，按正式的法律程序進行，中統上海區和這些公開機關的關係比較密切。

另一種是密捕。主要手法是綁架和誘捕，1933年4月至5月對中共江蘇省委成員採用就是綁架，後來，逮捕田漢則用的是誘捕。

當然也有密捕不成而變成明捕的，陳賡在上海治傷時,被叛徒陳連生認出,中統上海區本想對陳賡進行綁架,無奈陳賡身手了得,祕密綁架未成,最後只好公開逮捕。

對已被捕的共產黨員，中統上海區執行所謂的“自首政策”，對被捕人員恩威並施,既威脅又利誘,結果確實勸降一些意志薄弱者。

這些人都成爲中統的“細胞”，成爲特務的耳目，因爲熟悉共產黨的情況，他們對黨在白區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破壞。

史濟美到上海不到半年，便掌握了中共滬西區整個基層組織活動的情況，以後又進一步掌握了整個滬東區的情況。

從1932年下半年起,在短短一年多時間裏,中共在上海的被中統上海區破壞得十分嚴重,許多重要幹部也先後被捕:

1932年7月，逮捕中共軍委書記李必剛;

1932年9月，破壞中共滬西區委;

1932年11 月，破壞共青團中央;

1933年4-5月間,先後兩次破壞中共江蘇省委;

1933年4月，逮捕來滬醫治腿傷的陳賡;

1934年春夏,破壞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機關,先後逮捕中共上海局書記李竹聲、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盛忠亮、中共上海祕密電臺臺長武子明及整個祕密電臺。

中統上海區頻頻得手,使得徐恩曾在老蔣眼裏身價日增，大小特務頭子一時彈冠相慶,得意忘形至極。

爲了打擊敵人的氣焰,“紅隊”同中統上海行動區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1929年11月11 日，制裁了叛徒白鑫，隨後，還有幾名叛徒，一時震懾敵膽，同時，對罪大惡極的特務頭子也採取了行動。

1930年10月，周恩來任命鄺惠安爲上海“紅隊”隊長。

中統上海區區長史濟美爲人心狠手辣,是鎮壓革命的老手,他的活動對中共上海的地下活動，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因此，成爲紅隊首先要對付的對象。

史濟美生性狡猾,行蹤詭祕,“紅隊”好幾次策劃對他動手,都被他逃了過去。

史濟美舊照 圖片來自網絡

但是,史濟美有個致命弱點,他爲人好色,去妓院如家常便飯,他這個好色的弱點,終於送了自己的命。

1933年6月，史濟美返回南京特工總部彙報工作，事畢,顧建中想留他多住一日，再談點兒事。

但是，史濟美卻急着趕回去，原來這傢伙自己嫖妓不算,爲拉攏租界捕房的翻譯、探長,請他們去妓院尋歡作樂。

此次來南京前，他在上海那邊，已約定了幾個人6月24 日晚去一家叫“甜心”的妓院。

顧建中知道此事後,批評他:“妓院是什麼地方?爲了工作,偶而走走,逢場作戲可以,豈可真的下水?”

史濟美搪塞道:“請的客人都是些捕房翻譯、探長、探目,事先已約定,不去會得罪人,對以後的工作不利。”

顧建中無奈,只好同意史濟美連夜趕回上海。

6月24日下午5點多鐘,史濟美到上海區總部裏晃了一下,假模假式地向副區長陳蔚如交待了幾句工作,然後，便心急如焚地趕往“甜心”酒樓。

當天夜裏9時多,陳蔚如在尚文路中統上海區總部，突然接到劉槐的電話,被告知:“馬紹武(史濟美的化名)被暴徒打死在小花園弄口。”

一時間，上海區上下爲之震驚。

原來,史濟美要在“甜心”妓院請客的事,事先已由我黨的地下人員通知了“紅隊”，在得到這一消息後,“紅隊”決定利用這個機會，除去這個危險的敵人。

上海弄堂舊照 圖片來自網絡

當晚8時,史濟美的車駛進妓院前的小花園弄堂口，因弄堂過窄,車子無法入內,史濟美只好棄車徒步進弄。

而“紅隊”隊員早已在此佈下天羅地網,當史濟美剛走進弄堂沒幾步時,紅隊隊員抓住時機，向史濟美連開數槍，史當場摔倒在地。

但這幾槍並未擊中史濟美的要害，這傢伙倒地以後，還想負隅頑抗,拔出手槍準備還擊,結果又中數槍,當場斃命。

史濟美之死，對中統上海區震動很大,因爲他的行動一向詭祕連自己人都摸不清,因此，上海區的特務始終無法弄清“紅隊”是怎樣得知史濟美在妓院請客的消息的，這就更增加了大小特務對紅隊心理上的畏懼。

接下來，讓特務們恐慌的事，接踵而至：

中共叛徒、中統上海區的副區長陳蔚如被紅隊擊傷;

曾經逮捕過陳獨秀的中統南京調查科駐滬“肅反專員”黃永華命喪“紅隊”槍下;

接替史濟美出任中統上海區區長的潘哲,上任不久,便遭“紅隊”刺殺,雖未被刺中,但卻嚇的不敢再幹下去。

紅隊的行動,給特工總部造成了嚴重的心理恐慌,爲了對付紅隊，徐恩曾改派手下大將徐兆麟任上海區區長。

徐兆麟上任後,一面按徐恩曾的命令，將一些重要的中共叛徒撤離上海,一面命令手下人員，限期對“紅隊”加以破壞。

可是,紅隊的行動神出鬼沒,上海區儘管破壞了許多中共黨組織，但有關“紅隊”的線索卻一點都沒有。

正在徐兆麟苦無良策之際，突然又得到報告，說新近“自首”的翕國華在仁濟醫院被“紅隊”除掉。

翕國華是中共中央保衛部門的報警員，根據規定,報警員的任務是與打入敵人內部的地下工作人員接頭，及時地將重要情報上報中央領導機關和領導同志，以便他們採取緊急應變措施，應該說,這是一項關係重大的工作。

可是,翕國華素來貪杯,周圍同志多次提醒,他就是聽不進去，不想,他果然因酒誤事,給黨組織帶來極大的損失。

1934年10月,中統上海區在法租界連續破壞了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蘇省委機關,逮捕了李竹聲、秦曼英、劉振英等人。

在中統特務破壞上述機關的前6個小時,因爲系明捕,特工總部駐滬“肅反專員”季源溥把逮捕名單，交到租界特區法院簽署逮捕令,一位潛伏在法院的我黨地下工作人員，冒着生命危險把逮捕名單弄到了手,心急火燎地趕往翕國華家報警。

恰巧翕不在家,他便把名單塞進翕家寫字檯右邊，一個有暗鎖的抽屜內。

因爲，按照保衛部門與翕國華的約定,通知他報警時,如是他不在家,就把報警信息放在寫字檯那個規定的抽屜內。

翕國華每次回家,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打開抽屜看一看。

誰料,翕國華那天回家後,酒癮大作,沒有按規定先打開抽屜檢查是否有重要情況,而是，拎着酒瓶上街打酒買肉去了。

回到家中,他自斟自飲,直喝得酩酊大醉,人事不醒，等到第二天早上翕國華起來,打開抽屜,才發現了報警名單。

可這時候,中統上海區的逮捕行動已告結束，上述人員均已被捕。

翕國華知道自己這下闖了大禍,無法向組織上交待,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向中統上海區“自首”,叛變革命。

爲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悄悄地搬進上海二馬路畫綿裏寶隆旅館,在三樓開了一個房間。

翕國華作爲報警員,時常要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直接聯繫,他的叛變,使黨在上海的組織和重要幹部再度面臨險境,形勢之嚴峻，不亞於當年顧順章的叛變。

因此,出於安全考慮,必須得搶在翕國華反咬以前，把他除掉，偵查人員很快就查出翕國華匿居之地。於是,“紅隊”的負責人鄺惠安親自帶隊,在一個寒風凜洌的深夜,潛入寶隆旅社,對翕實施了制裁。

可惜的是,翕國華當時雖身中四槍,但並未喪命，法租界捕房事後把他送進了仁濟醫院,並在醫院裏佈置了量警衛和包探，打算待翕國華傷愈後查明槍擊真相，同時，也防有人繼續暗殺翕。

中統上海區對翕國華這條線非常重視。

徐兆麟認爲，從他身上能夠挖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重要領導，還有那個打入特區法院報警的共產黨員。

於是,他立刻派行動股股長陳中柱領着幾名特務也趕去仁濟醫院,保護翕國華，特務們以爲，“紅隊”只要敢來,必將是自投羅網。

這一天，翕國華正躺在病牀上休息,在他的病房裏,一名看護巡捕正在打盹。

突然,門開了,進來了一名醫生,一幅方方大大的口罩遮住了他大半個面孔，在他身後,還帶了一名護士小姐和兩位探病者模樣的人。

翕國華和巡捕同時睜開眼睛，巡捕以爲真的是洋醫生來了，點頭哈腰地便把醫生讓到了病牀邊。

說時遲,那時快,醫生突然從身上掏出了手槍,對準了翕國華的腦門。

從醫生炯炯的眼神中,翕國華認出了來人是誰,面對黑洞洞的槍口,只聽他用顫抖的聲音哀求道:“鄺哥子(鄺惠安),你饒了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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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音未落,鄺惠安的槍口裏已“乒乒”噴出兩道火舌,翕國華兩腿一伸便當場暴斃，巡捕見狀不妙,正待奪路而逃,也被同來的護士一槍打翻在地。

幾個人完成任務後,疾如風火般衝出了醫院,在醫院內外埋伏的特務們剛剛醒過神來,撒腿便追,怎奈街上行人衆多,一片混亂,鄺惠安等人扎進人羣之中，很快無影無蹤。

特務們忙了半天,還是兩手空空，中統上海區被“紅隊”打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一向以溫文爾雅自居的徐恩曾暴跳如雷，把上海區的大小特務罵了個狗血噴頭，命令他們,哪怕是掘地三尺,也要把紅隊找出來。

但是,無論中統特務用什麼辦法,仍然抓不住紅隊半點消息，可就在這時,線索突然有了。

在中共滬西區，原來有個中統的內線“細胞”,名叫張阿四,他由中統上海區滬西分區主任蘇成德(化名吳德)直接掌握。

張阿四祕密叛變後，沒有多久便突然失蹤,由於他在共產黨組織中原本沒什麼地位,充當“細胞”後，又毫無作爲,因而，他的失蹤並未引起上海區的重視。

1934年10 月的一個傍晚,距張阿四失蹤已有兩個多月，蘇成德因事路經西藏路北泥城橋附近,突然與張阿四不期而遇。

蘇成德一把攔住張阿四的去路,問道:“好小子,這段時間你跑到哪兒去了?”

張阿四見是蘇成德,便四周看了看,然後努努嘴,示意他不聲張。接着，用手指了一下前面不遠處的一家小酒館，於是，倆人一前一後進了那家酒館,找了個僻靜一些的位子坐下，點了幾個菜,邊飲邊談。

從張阿四口中,蘇成德行知:

原來,張阿四在兩個月前被中類滬西區委選拔到保衛部門的射擊訓練班學習射擊,因爲是說走就走，當時無法脫身通知上海區。

經過一個多月的學習後,張阿四目前已被編入“紅隊”，他受命在北泥橋的一個竈披間裏隱蔽,規定不準離開四處走動,只可以在附近散散步。

簡單交待之後,張阿四向蘇成德提出建議,他說:只要區上能多派些人手來,我保證能網到大魚!”

得到這個線索,中統上海區喜出望外，根據張阿四提供的情況,他們先派特務盯上了張阿四的直接領導趙軒。

趙軒同張阿四見面的時間沒有規律,埋伏在張阿四竈披間附近的特務，一連等了幾天,才終於等到趙軒。

誰知，特務們剛剛盯上他,便被他機警地甩掉了，趙軒沒有想到張阿四已經叛變，所以，兩天後,他又來了。

這一次，他是騎車來了,特務們事先沒有準備，結果再一次被趙軒甩掉。

後來,特務們乾脆準備了兩輛自行車,結果在趙軒第三次來的時候學盯上他,並發現了他在西藏路的住所。

爲了放長線釣大魚,特務們又在趙軒家的前後左右,佈置了大量的暗哨，結果沒過幾天,就發現了一個名叫孟華庭的人經常到趙家來。

於是，特務們又跟蹤孟華庭到了孟家,在那裏盯了幾天梢後,果然讓他們發現了鄺惠安的行蹤。

1934年12月初的一天,細雨濛濛。

這天清晨,接替徐兆麟任中統上海區區長的韓達,指示行動人員傾巢出動,捉拿紅隊。

行動前，大小特務頭子聚在一起討論了行動方式。

衆人一致認爲，不能明捕,因爲自史濟美死後，中統上海區同捕房關係日漸冷淡,明捕可能會受到巡捕的干擾。

另外,明捕需經租界法院簽署逮捕證,而現在確知,法院裏有中共地下人員,如此恐走漏風聲。

最後，他們決定採取綁架和硬捕結合的方式,儘量地採取綁架的方式，綁架不成,則可相應地採取硬捕的方式,並向租界當局說明，行動對象是仁濟醫院謀殺案的“主兇”，以此求得捕房的從旁協助。

行動開始後,韓達和陳蔚如坐守在區總部指揮整個行動，特務們兵分幾路,分別在法租界巨賴達路的鳳祥銀樓、新閘路鴻祥旅館、西藏路大世界附近等處埋伏。

上午9時許,細雨稍停。

鄺惠安夾着雨傘從家裏走了出來,守候在附近的陳中柱見目標出現,立刻領着姜志豪、楊阿纔等特務，緊緊跟上,企圖進行劫持。

鄺惠安在前面正走,忽聽後面有風聲,出其不意地向旁一閃,陳中柱用力過猛,一下子摔倒在地。

另一名特務正待上前,鄺惠安手中雨傘一晃,那特務嚇得愣了一下,鄺惠安乘機脫身向霞飛路方向跑去。

姜志豪、楊阿纔等窮追不捨，當鄺惠安跑至霞飛路時,適逢電影散場,人羣擁擠。

鄺惠安受阻,姜志豪等特務趕了上來,雙方扭打在一起，特務們雖然人多,怎奈鄺惠安身手了得,根本無法近他的身,姜志豪臉上都被打開了花。

離此不遠的戈登路巡捕趕來詢問情況,特務們一邊廝打,一邊大叫“重要犯人”，巡捕於是吹響警笛,大批巡捕紛紛而來,把鄺惠安抓進了捕房。

與此同時,其他各點也分別開始行動，孟華庭、趙軒等人均遭逮捕,與鄺惠安關押在一起。

中統上海區對紅隊隊員的綁架,結果都變成了硬捕,使得巡捕介入了他們的行動,這樣一來,對鄺惠安等人的處理，只能按租界法律行,中統方面要想引渡,必須提供充分的證據。

史濟美在的時候，與捕房交情好,這方面工作一般只是走走形式，但現在不同，中統上海區如拿不出證據,捕房堅決不同意引渡。

對鄺惠安等人的審訊是在法租界巡捕房裏進行的,鄺惠安等人被認定爲仁濟醫院謀殺的主犯。

鄺惠安知道對方並無真憑實據,便一口咬定:“我從不認識什麼姓翕的。如果是他說我向他開槍的,那麼,請把他叫出來,我們當堂對質。”

由於租界法院拿不出強有力的證據,一時無法定鄺惠安等人的罪，而中統上海區爲了儘快引渡,便積極地幫助他們蒐集所謂“罪證”，於是,幾名中統特務同巡捕，分頭押着被捕者去他們各自家中搜查。

在趙軒家,趙妻和趙假裝不認識,連聲嚷嚷:“出門遇見囚犯,晦氣，晦氣。”特務們在屋裏搜了一通,發現了一張同仁濟醫院 42號翕國華病房進出路線圖。

趙妻眼疾手快,伸手將圖奪去，扔進了爐膛裏,並生氣地說:“哎呀!儂幾個連我們婦女的事體都不曉得，拿這髒兮兮的東西晃什麼?”

特務們氣得一拳把趙妻打倒在地,但也只能眼睜睜地看着“罪證”化爲灰燼。

在孟華庭的家裏,孟妻同孟華庭也是互不相認。孟華庭說:

“我老婆不住在西藏路,她住在西概,家在拉薩。”特務和巡捕們在孟家翻箱倒櫃地搜了一通,什麼也沒有搜着。

在法租界巨賴達路鳳祥銀樓二樓,巡捕問鄺惠安:“你的家在哪裏?”鄺惠安答道:“我是個老光棍,沒有家。”

特務在一旁插嘴道:“胡說,他家住在頭一間。”巡捕們於是便上前拍門,沒人答應,幾個人便破門而人。

門被衝開後,只見一名女子手提雙槍站在牀前,巡捕見狀縱身一跳,將她壓倒在地，鄺妻於是被捕。

特務和巡捕們從鄺家搜出了大小手槍 32 支,子彈 2000 多發,手榴彈一枚,刺刀一把,鐵馬甲一件，法院據此要定鄺惠安的罪。

但在審訊中,鄺妻始終不承認與鄺惠安的夫妻關係。當法官問她爲什麼在家中藏那麼多武器時,她說是自己幫蘇北的一位財主親戚,因當地鬧土匪採辦這些來保家的。

法官在鄺妻面前向不出名堂,丁是又去審鄺惠安,讓他說說自己老婆的情況。鄺惠安說:“我老婆可厲害！那婆娘闖過江湖,三五個壯漢近不了身。”

法官問:“她是共產黨?”

鄺惠安答道:“她是想入,可就是不知怎麼入。”

法官接着又問:“那爲什麼你不認你老婆?”

鄺惠安說:“我老婆三年前就死了。哪能瞎認別的女子呢?”

就這樣,一連 10多天的審訊,捕房和特區法院什麼有價值的口供都沒得到,無法定案。

中統上海區一直在關注捕房審案的具體中,得悉無法定案,非常着急。最後,由特派員遊定一前往捕房打點遊說,終於使捕房同意，將鄺惠安等人暫“借”華界一個星期。

徐恩曾在南京特工總部緊急派遣他的手下“大將”,訓練科科長王傑夫赴上海進行“勸降”審訊。

王傑夫在中統裏,素有“審訊”“說服”專家之譽,他趕到上海後,對鄺惠安等人進行了三天三夜的疲勞審訊。最後,鄺惠安等人終於公開表明,殺翁國華確係他們幾個動的手。

但除此以外,沒吐露出任何其他實質性的線索。特務們藉此徹底破壞紅隊的願望落空了。

英勇就義的紅隊隊員

王傑夫還不死心,他說:“只要你們把中共組織及紅隊其他隊員說出來,我們保證給你們光明的前途,榮華富貴一輩子。”

鄺惠安義正辭嚴地反駁:“你們自己前途都不光明,還能給別人什麼?”

特務們無奈,只好在一星期後將他們送回捕房，捕房根據特務們編制的口供,加上張阿四等叛徒的證詞,確定鄺惠安、孟華庭,趙軒爲仁濟醫院案主犯,判處死刑。

他們三位妻子也分別被判有期徒刑，判決結束後,按照有關條例,又將他們引渡到華界併案處理。

鄺惠安等人被引渡後,不久又被解到南京憲兵司令部。徐恩曾賊心不死,企圖對他們繼續進行“勸陣”審訊,遭到鄺惠安等人痛斥，最後,只好死了這條心。

1935 年春節前夕,鄺惠安等幾位勇士,登上了絞架,英勇地就義，但“紅隊”的活動並沒有就此停止。

1935年8月中央決定撤銷特科，屢立奇功的“紅隊”，在完成它的使命後，消失在歷史的洪流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