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與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舉行通話。

此次通話，是在落實兩國元首舊金山會晤重要共識。去年11月，兩國元首會晤後，中美兩國商務部部長就在舊金山舉行了會談。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通話的新聞稿中提到這樣一個詞——兩國商務部溝通交流機制。

去年8月，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訪華，中美雙方同意在兩國商務部之間建立多層級溝通渠道。

在這次溝通中，王文濤重點就美國限制第三方對華出口光刻機、成熟製程芯片供應鏈調查、制裁打壓中國企業等表達嚴正關切，雙方還就中美經貿領域國家安全邊界問題進行了討論。

爲何重點談的是這四件事？

通話中先提到的，是美國限制第三方對華出口光刻機的問題。

“第三方”是誰？就在通話當天的商務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束珏婷針對美方直接介入、干擾荷蘭企業對華出口光刻機問題作出回應。

就在這個月初，美媒報道，應美國政府要求，阿斯麥取消部分原本已經定下的、向中國銷售的訂單。

這樣說，是要渲染阿斯麥對美國言聽計從，十分配合美國對中國的限制。

但阿斯麥對中國的實際交付，並非如美媒想要引導的那樣。

阿斯麥去年第三季度財報顯示，中國大陸客戶預付購買光刻機所積壓訂單已基本交付。

事實上，阿斯麥早在出口限制風險來臨之前，就已經開始加速向中國交付。

去年11月，中國從荷蘭進口的光刻機按價值計算同比上升1050%，它們幾乎全部來自阿斯麥。

正是有了這樣的應對措施，在美媒渲染“阿斯麥取消中國訂單”時，阿斯麥在官方通告中，說的是突然撤銷的出口許可證或美國最新的出口管制限制，不會對其2023年的財務前景產生重大影響。

而阿斯麥能夠有所預警，是因爲這場博弈還要再往前，追溯到去年10月。

當時，美國宣佈新的管制規定，根據這一規定，阿斯麥的光刻機產品如果含有任何美國部件，美國就有權限制其出口。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的周密一直在追蹤中美經貿領域的動向，他告訴譚主，一方面，美國資本在參股、股權上對阿斯麥有着直接且顯著的控制，另一方面，美國通過一些半導體的技術聯盟，在技術標準的授權使用上，也約束着荷蘭的光刻機。

這導致，雖然阿斯麥堅定地將中國視爲最重要的市場之一，面對美國的壓力，有時卻也不得不選擇低頭。

美國的根本目的就是打壓、遏制中國，意圖延緩中國在高新技術領域的發展。而美國政府作爲第三方，對中荷企業間的正常貿易橫加干擾，中荷雙方都不會樂見。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商務部少見地直接公開點名美國施壓干擾。

除了光刻機，美國在芯片領域對中國的限制又有擴大的跡象，中方這次提出的第二個關切，美國即將開展的成熟製程芯片供應鏈調查，就是典型。

上個月，美國商務部宣佈，將在今年1月啓動成熟製程芯片的供應鏈調查。

成熟製程芯片主要指的是28nm及以上的芯片，區別於美國以前主要關注的先進製程。

相關研究數據顯示，2023-2027年，全球晶圓代工成熟製程與先進製程的產能比重約爲7：3，也就是說，成熟製程是大頭。

而在成熟製程的產能分佈上，中國大陸的佔比爲29%，中國臺灣佔比爲49%，美國佔比爲6%。預計在未來幾年，中國大陸的佔比將會持續上升。

對於中國這部分的優勢，美國正在提高注意，並且展開了深入的調研。

不久前，美國商務部發布美國微電子產業基礎評估報告。這份報告對194家在美國設計、製造或分銷半導體器件的公司進行了調研，它們覆蓋了美國半導體公司的95%。

通過調研這些企業，美國商務部得出了一個結論是，過去幾年，中國大力投入生產成熟製程芯片，對美國公司形成競爭壓力。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美國最近幾年要發展芯片製造，進行得並不順利。

美國商務部在談這份報告時，關聯的另一份文件，就很能說明問題——2022年8月簽署生效的《2022芯片與科學法案》。

當時，《2022芯片與科學法案》吸引到了英特爾、三星、臺積電和德州儀器等多家公司，它們公佈將在美國建立新的芯片製造廠的計劃，來爭奪法案將分配的巨大金額。

此後一年的時間裏，美國商務部收到了來自42個州的半導體公司的460份意向書。

但真正的撥款，姍姍來遲。

直到2023年12月，美國商務部才宣佈了第一筆撥款。這筆撥款僅僅涉及3500萬美元，並且是分配給了一家軍火商，來製造F-15、F-35戰鬥機等需要的芯片。

這就可以解釋，在過去的一年半中，爲什麼臺積電的亞利桑那廠、英特爾的俄亥俄廠等新制造廠工期一拖再拖。

美國已有30多年沒有新建大型芯片製造廠，在配套、勞動力等方面有很大欠缺。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商務部宣佈了要對成熟製程芯片供應鏈展開調查。

發展自己不行，那就打壓“對手”。所謂調查，無非就是要給限制更多的中國芯片企業製造“依據”。

這種調查的虛僞性，從上面說到的這份美國微電子產業基礎評估報告中，就可見一二。

譚主仔細看了這份100多頁的報告全文，發現了一些美國政府沒有予以重視的細節：

很多企業並不支持對中國施加限制。

有74家企業就表示，因爲美國政府的出口管制措施，使得它們丟失了交易機會。這是因爲，原本這些公司會花時間和金錢來確保交易的合規，但面對美國政府越來越嚴苛、複雜的出口管制措施，這些公司只能選擇直接取消交易。

問題是，從過去5年來看，對於這些總部設在美國的公司來說，中國是其最大的海外市場，中國市場的銷售額在這幾年都超過了美國本土市場。

而對於美國政府過去制裁中國企業的一些理由——中國“脅迫”這些企業分享技術、這些企業在中國“經營受限”等情況，這些公司也都給出了和美國政府相反的結論。

全球產供鏈的形成和發展是市場規律和企業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但美國希望通過這樣的調查，給自己找些藉口，人爲干預產業鏈、供應鏈，將經貿問題工具化、武器化。

成熟製程芯片的供應鏈上下游，涉及電信、汽車等多個體量龐大的關鍵產業，美國的行徑，無疑會給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帶來新的風險。

也正因如此，在遇到這樣的重要問題時，中美商務部長及時溝通，中方表達了嚴正關切。

事實上，按照美國此前一貫的操作，在所謂調查後，美國就會發起新一輪對中國企業的制裁。

這次溝通中，中方也就美方制裁打壓中國企業表達嚴正關切。

不久前，美國商務部更新了“先進計算芯片和半導體制造設備出口管制規則”的三項內容，對2022年10月的版本進行修改，強化對人工智能相關芯片、半導體制造設備的對華出口限制，並將多家中國實體增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

對於這種困難，我們應該怎麼去克服？

中國企業的核心技術自主創新，是一個切入口。

過去幾年間，中國的一些頭部科技企業的研發費用佔比，從2018年的14.1%持續上漲至2022年的25.1%，是世界上研發投入佔比最高的。

這並不是單一現象。

有一項對被美製裁的240家中國企業的調研發現，制裁衝擊反而倒逼中國企業及其合作伙伴形成網絡性的應對措施。

具體來說，對被制裁的企業的社交網絡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平均每個被制裁的企業將關聯1.8個供應鏈關係企業，0.4個研發合作關係企業，0.6個技術合作與技術顧問關係企業以及0.46個投資關係企業。

也就是說，被制裁的企業與其他企業的關聯關係除供應鏈關係外，還有技術合作與技術顧問關係。

稠密的科技合作網絡，可以形成一種“抱團取暖”的社區。社區中的企業，如果可以互相協同解決問題，就有希望分散被美國製裁的風險。

這也是爲什麼我們常說，技術制裁的掣肘，同時也是倒逼中國企業走向自立自強的機遇。

至於美國的歇斯底里，是其對華戰略出了問題。

要從根本上改善這種情況，就需要從美國對華戰略的癥結着手。

這次會談，雙方還就中美經貿領域國家安全邊界問題進行了討論。

最近一個月的中美交流，有一個突出特點是，對安全問題的討論尤其頻密：

1月8日至9日，第17次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舉行，中央軍委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領導與美助理防長幫辦共同主持。

1月10日，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王小洪應約同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馬約卡斯視頻通話。

1月10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在華盛頓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首席副助理芬納。

這些部門，都和美國經貿領域的國家安全邊界有關。

比如上面提到的，美國《2022芯片與科學法案》首先分配給國防領域，至於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更是直接主導了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美國國土安全部，則是主管涉疆法案實體清單。

相關專家告訴譚主，談中美經貿領域國家安全邊界問題，主要側重對中美管控分歧的目標達成一致。對於美國不斷尋找藉口，來實施各種對華限制措施，雙方會探討一些基本的管理模式，明確限制的範圍在哪裏，來減少市場的不確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中美經貿層近期第二次提到，就中美經貿領域國家安全邊界問題進行了討論。

能繼續聊，這本身就是信號。

過去幾年，隨着美國泛化國家安全概念，給中美經貿關係帶來消極因素。隨着中美關係止跌企穩，中美經貿層加強交流，到今天，中美經貿層的交流開始對雙方的核心矛盾展開頻繁探討。

很顯然，未來中美關係還需要雙方繼續努力，相向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