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和中美關係逆轉將決定未來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並可能引發全球市場和產業鏈的巨大波動。

從經濟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總結出未來大變局的兩個重大轉折。這兩個轉折將對全球地緣政治大變局的走向產生深遠影響。

第一個轉折，是全球化向逆全球化轉變。全球化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它有自己的週期性，不同於經濟週期的短期波動。從二戰結束到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是一輪全球化的高潮期，持續了近60年。但是，2008年以來，全球化勢頭逐漸減弱，逆全球化現象日益突出。

逆全球化現象並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在過去10多年裏，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力量不斷積累，形成了一個強大趨勢，已經超出了一般的週期性波動。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這種趨勢不會輕易改變，因爲它已經深刻影響了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

更重要的是，過去3年，逆全球化、去全球化趨勢還出現了明顯的加速，主要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新冠疫情。爲了防控疫情，各國採取了各種限制措施，這無疑對全球化的流動性和互聯性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二是地區衝突的升級，如俄烏衝突和哈以衝突，這些衝突不僅威脅到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也加劇了全球的分裂和對立。

過去3年，無論是對貿易和投資的限制措施，還是企業年報對近岸化、友岸化的關注度，都出現了大幅度的提高，足以證明過去3年這種發展在加速。有了10年的積累再加上兩大加速器，我認爲，逆全球化未來只能愈演愈烈。

另外一個轉折是中美關係逆轉。改革開放以來中美關係基本上是以合作爲主，但是從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開始到今天，中美關係迅速出現了逆轉。

這種逆轉是多種因素導致的，至少有一個可以從經濟角度解釋，那就是中美兩國似乎不知不覺地陷入了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指的是，在過去500年的歷史中，出現過15次一個崛起的新興經濟大國對現有經濟大國形成威脅，守成大國爲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對新興大國實施打壓和遏制，導致兩國關係惡化。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在他的書中統計了從15世紀以來到現在的15輪現有霸主國家和新興大國之間關係緊張的結果，發現有11輪最終導致了熱戰。但是這位院長不僅是學者，也是外交官，他在書的結尾轉變了語氣，他說他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要預言中美必然發生戰爭，而是恰恰相反，他相信兩國領導人都有足夠的智慧，如果他們能夠借鑑歷史教訓，採取合適的政策，就可以避免兩國之間的衝突升級爲戰爭。

美國技術科學委員會關於各國在全球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市場份額數據顯示，中國在2008~2010年已經超過美國，成爲全球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領導者，並且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長。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爲他們發現，中國不僅在中低端領域有優勢，也在中高端領域取得了突破，對美國的產業和技術形成了一些競爭。

我的觀點是，雖然一些學者一直不願意承認中美已經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從經濟的底層邏輯來看競爭關係是顯而易見的。

中美關係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上世紀80年代初到2008年，中美關係主要是基於合作，美國人將中國視爲商業機會而非威脅。但現在，中美關係已被定義爲競爭關係。這一點從美國兩黨官方共識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們認爲中國是唯一有意願並且越來越有能力重塑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競爭對手。

這意味着中美關係發生了根本性逆轉。逆全球化和中美關係逆轉將決定未來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並可能引發全球市場和產業鏈的巨大波動。

全球產業鏈從供給方面的重構，對中國有着特殊的意義。經過40年的努力，中國已從一個農業大國變成了一個世界工廠。但現在，全球產業鏈要調整，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要求企業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一些跨國和內資企業開始採取“中國+1”的新戰略。

除了產業鏈重構，這兩大扭轉必然會帶來全球市場的分割。這個方向最後的結局是什麼？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分析，無非就三個情形： 最不壞、最壞和不那麼壞的情形。

第一種情形，也是我們未來政策應該努力爭取的，是美國和中國分別領導兩大陣營，形成兩極格局。美國利用其外交優勢，聯合一些與其親密的市場和經濟體，中國則贏得更多的朋友，特別是鞏固亞洲市場，和周邊國家保持良好的關係。這樣的結果是全球經濟分化爲兩個集團，中國和美國各佔一半，我認爲這個相對於目前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是一個較差的情形，但是對於中國來說，在全球化重構的過程中，這是一個最不錯的情形。

第二種情形，對中國來說也可以接受，就是三分法。不僅有中美兩大極，歐洲也要發展自己的產業鏈和保護自己的市場，對中國產品進行限制，比如最近對中國新能源汽車的限制。這樣的結果是德國主導歐洲和周邊國家的市場，美國擁有自己和盟友的市場，中國和周邊亞洲國家形成經濟聯盟。這個情形比第一種情形要差一些，但是對中國來說還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種情形，是對我們最不利的情形，也是我們必須避免的情形。美國成功地拉攏了很多原本和中國有着密切貿易往來的國家，包括日本、韓國，甚至東南亞的一些經濟體，形成一個把中國排除在外的龐大產業鏈和市場。中國的市場空間壓縮到只剩下中國自己、俄羅斯和少數幾個欠發展的經濟體。這樣的話，我們的外需就極其有限，中國只能依靠內需，那麼我們的持續發展就可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我們要千方百計地避免最壞的情形，爭取最不壞的局面。好在我們仍然有堅實的產業鏈基礎，加上人力資本紅利，這都對我們應對地緣政治挑戰創造了有利條件。地緣政治的兩大逆轉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顯而易見，我們過去30年享受的全球化紅利，也就是高速增長、低水平通脹、相對穩定的商業環境已經不復存在，我們將面臨一個低速增長、高水平通脹、高風險的全球環境。

（作者系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微信公衆號“首席經濟學家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