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李宣璋    每經編輯 陳旭    

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必須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爲新時代的硬道理，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回顧2023年，在國際形勢複雜嚴峻、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增強、增長動能不足的大背景下，我國經濟取得了同比增長5.2%的成績。邁入2024年，我國經濟增長會面臨什麼樣的趨勢？怎樣挖掘經濟增長潛力？提振消費該如何有針對性地施策……

帶着這些問題，在2024年全國兩會召開前夕，《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對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進行了專訪。

橫向需求空間和縱向產業升級空間打開，經濟增長潛能就會非常可觀

NBD：您認爲今年我國經濟發展趨勢如何？

劉世錦：從大的方面來講，中國經濟處在轉型期，由過去的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近幾年，我國實際上處在一箇中速增長階段。前一段時期由於新冠疫情的衝擊，一定程度上打亂了轉型的進程，但從去年開始，我國基本擺脫了新冠疫情的干擾，逐步迴歸到正常的增長軌道上。

2023年，我國GDP增長了5.2%。但需要注意的是，2022年增速的基數相對比較低。2022到2023年兩年間平均增速實際上是4.1%，這是低於中國現階段潛在增長率水平的。

按照現在的學術研究，經濟界普遍認爲中國目前的潛在增長水平在5%左右。我們期待2024年能從過去幾年受新冠疫情衝擊的軌跡上擺脫出來，迴歸到正常增長路徑上。

所以2024年非常關鍵，希望全年能夠達到並保持潛在的增長水平。經過努力，這是有可能實現的。

NBD：從長期視角看，當下應當如何挖掘我國經濟增長潛力，保障經濟始終運行在合理區間？

劉世錦：當前我國經濟增速是5%左右，那麼增長的潛能主要在什麼地方？

我們現在的人均GDP約爲1.3萬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只有一步之遙。最近一兩年裏，我們能不能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我認爲這個可能性是有的。

國家提出了中長期的發展目標，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GDP水平，大概是3萬到4萬美元。與目前相比，有差不多2萬美元的增長空間，這就是我們的追趕潛能，主要依靠服務業的增長和農業、工業的轉型升級。

另外，最近幾年隨着新的技術革命，依靠數字技術和綠色轉型兩大新技術革命的驅動，也給我們提供了新的增長潛能。追趕潛能和新技術潛能融合在一起，在國際範圍內就會形成我們新的競爭優勢。所以，關鍵是我們怎樣把這些潛力給利用好。具體來說，要特別重視兩個方面的增長空間。

一方面是橫向的，我國現在有9億中低收入羣體，怎麼把這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往上提升，讓其中一部分人能夠進入中等收入羣體。也就是說到2035年的時候，中等收入羣體由目前的4億左右能夠翻一番，達到8億~9億人。這樣的話，需求潛力就可以極大釋放出來。

另一方面是從縱向來看，要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這既要實現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又要發展各種新的增長點，特別是新技術所驅動的增長空間，這方面的機會是很多的，比如人工智能所帶來的未來增長空間，再比如新能源汽車等。

概括來講，一方面是要擴展橫向的需求空間，另一方面是打開縱向的產業升級空間，那麼，中國下一步的增長潛能就會非常可觀。

當前發展型消費面臨阻力 破解之道是提升基本公共服務

NBD：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應如何發掘新質生產力來推動高質量發展？能否結合實例談談諸如新能源、新材料或人工智能領域內，新質生產力是如何帶來產業結構變革和消費升級的？

劉世錦：新質生產力，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利用新技術全方位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高質量發展並非只是口號和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具體內容的，從經濟工作的角度而言，也是有相關指標要求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當然也包括勞動生產率。

那怎麼來提升？數字技術和新的綠色技術，爲我們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開闢了日益增多的新賽道。數字技術，特別是人工智能最新的發展，在很多方面超出想象。在綠色轉型方面，中國提出“雙碳”目標以來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一大批低碳綠色新產業的快速增長。

過去我們講環境保護、綠色轉型的時候，很多人是有顧慮的。他們認爲這和經濟增長會產生矛盾，要搞環保和綠色轉型，經濟增長速度就可能下降。出現這種現象，原因就是在原有技術體系之內做文章，那的確有可能影響經濟增長。

但如果換個思路，立足於創新，用一套新的技術來解決綠色轉型的問題，結果就會不一樣。比如與傳統的發電方式相比，光伏發電的碳排放是大幅下降的，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後，光伏發電的成本已經接近甚至低於傳統的燃煤發電成本，這在經濟上就是具有競爭力的。

所以，利用新技術驅動相關產業，也就體現出新質生產力和經濟增長的關係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支撐的。

NBD：消費是經濟穩定運行的壓艙石，當前我國消費市場恢復向好的基礎仍不牢固，消費潛力有待進一步釋放。要讓居民敢於消費，應如何有針對性地施策？

劉世錦：當前部分居民不敢消費的原因有多方面，還是存在後顧之憂，比如擔心現在把錢花了，今後沒有收入了怎麼辦，爲此會選擇預防性儲蓄。這說明我們的社保體系還沒有完全跟上，但更重要的是居民手頭的收入還不夠多，如果居民收入不能持續增加，他們不會有足夠的底氣來消費。

有一種認知，以爲居民不願意消費是一個主觀認識問題。這是把問題理解錯了。關鍵是要給居民收入增長創造條件，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只要收入能夠不斷增長，消費潛力就會源源不斷釋放出來。

近年來，在居民的消費結構中，尤其是低收入羣體，他們的生存型消費即衣食住行需求基本上滿足了，包括貧困地區居民的喫飯穿衣、居住保障等問題基本上解決了。擴大消費的重點應該放在發展型消費上面。

發展型消費，就是居民在住房、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需求。城市的中等收入羣體，多年來因爲住房、醫療、教育等問題而普遍感到焦慮，這實際上是擴大消費面臨的突出問題。消費升級是通過結構變化來體現的，而並非只靠某種消費的增長。

當生存型消費穩定以後，發展型消費得往上走，但是目前發展型消費面臨阻力。發展型消費和生存型消費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即一般是採用公共服務或者集體消費的方式。

例如，社保就是各級政府要構建一個大的保障網絡，它是一種互助共濟的方式。個人想解決社保問題，如果沒有社保網絡的話，也是解決不了的。

換句話說，對於發展型消費來說，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非常重要。但是目前各類人羣得到的基本公共服務存在比較大的差別，缺口最大的是近3億農民工，這樣就會限制這部分人羣的發展型消費。

所以，當前解決消費的問題重點是發展型消費，而發展型消費重點關注的人羣是進城農民工。

無論生存型消費還是發展型消費，最後都要落在提升收入上，根本的途徑是推動改革開放，進一步提升要素的市場化流動，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質量。讓更多農村人口進入城市、融入城市。中國下一步有可能迎來新一輪城鎮化浪潮，就是在已有核心城市周邊地區拓展都市圈，讓大量中小城鎮發展起來。

概括來講，解決當前的消費問題，我認爲重點是發展型消費；從社會人羣來說，重點是農民工，特別是進城農民工；從方法來說，要推動新一輪的城鎮化浪潮。

房地產固投持續下滑背景下 需強化服務業投資

NBD：當前我們強調要推動有效投資和精準投資，以優化投資結構並提高投資效率。您認爲應該如何引導社會資本更多投向創新驅動和民生領域？

劉世錦：過去我們的投資主要靠三駕馬車——基建、房地產、製造業，但近兩三年來出現了新的趨勢：一方面房地產投資的高峯期已經過去，近兩年下降的幅度比較大，目前依然處在負增長階段；另一方面基建投資也遇到了瓶頸，地方上普遍反映一是缺錢，二是缺少好的項目。

我認爲下一步基建投資仍然會繼續推進，但重點是要和都市圈的建設結合起來，這樣投資效率纔會比較高。而製造業投資要轉向數字技術和綠色轉型相關領域，要帶動生產率提升，比如投向一些未來產業。

除此之外，我想特別強調服務業投資。服務業投資近幾年增長速度很快，這和發展型消費是相配套的。近兩三年，在整個投資比重的排序裏，房地產持續下滑，下一步要重視、強化服務業投資。

NBD：面對國際貿易環境變化和全球產業鏈重構，我國對外貿易應如何實現由量到質的轉變？如何藉助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等多邊機制，推動外貿結構多元化和高端化？

劉世錦：出口一直是中國經濟重要的增長動能，中國的出口不能放鬆，不論是量和質，都要提升。

我們經常講的一句話，要發展實體經濟，以製造業爲本，穩定製造業的比重。不過一定要搞清楚，從全球範圍而言，要讓中國製造業保持競爭力，一定意味着製造業的市場除了國內以外，還要有相當一部分市場是面向海外。所以，我們要保持比較高的製造業比重，就一定要提升製造業的競爭力，尤其是通過數字化或綠色化轉型，提升它在全球範圍內的競爭力。

近兩年來，全球市場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比如去年中國的汽車出口首次位居世界第一。另外，我們的“新三樣”（電動載人汽車、太陽能電池和鋰電池）出口已經達到上萬億元，這都是一些新的出口品類。所以，中國在出口方面有新東西，有新的競爭力比較強的品類。

從更大的範圍而言，下一步要實現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要利用高標準的區域市場協定，通過對外開放來推動國內的改革。現在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的力量比較強，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一定要有戰略定力，要實現更高標準和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我們還可以採取一些更加主動的措施。比如開放通常講究對等，而在有些情況下，看準了我們可以單邊率先開放，先走一步帶動對方，發揮引領作用。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說，目前我們很多產品和服務在國際上具有相當強的競爭力，推動競爭、推動開放，對國家發展是有好處的，對全球化的進程以及全球經濟的繁榮和社會進步也是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