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繼續保持相當力度對藏轉移支付的基礎上，從中央到西藏地方各級有關部門，都需要把更多精力投入改善西藏營商環境，招徠內地投資者和勞動者，固本培元增強西藏經濟產業內生髮展動力。

1959年3月28日，周恩來總理簽署國務院令，責成中國人民解放軍平定西藏叛亂，解散政教合一舊西藏地方政府，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在整個西藏全面開展民主改革，廢除奴隸制，佔舊西藏人口95%以上的廣大農奴翻身解放，3月28日由此被定爲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時值百萬農奴解放65週年，回顧西藏經濟社會65年飛躍，展望其可持續發展關鍵，正當其時。

改革這些年

回顧65年來西藏經濟社會天翻地覆的鉅變，稱之爲“發展跨越千年”，實不爲過，而這一鉅變又是整個國家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地位產生根本性鉅變的結果。

1951年和平解放之時，進藏解放軍和幹部們面對的是一個工商、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現代事業全部一片空白的落後社會，沒有一條現代意義上的公路，沒有一所近代意義上的學校，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工業……能夠沾上現代文明邊緣的事業僅有一座斷斷續續發電的125千瓦小水電站，產出的電力也僅供少數上層統治者享受。

西藏現代化建設從和平解放開始醞釀，從民主改革開始全面啓動，65年發展結果，西藏經濟社會跨越千年，從經濟規模到產業結構全方位飛躍，公共服務體系完備，基礎設施“秒殺”周邊所有國家甚至在不少方面超越西方國家，在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基礎設施、社會治理等各個方面，西藏從全方位落後於鄰國飛躍至全面“碾壓”鄰國，已經隨國家主流建成一個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現代社會。

舊西藏經濟結構以農牧業爲絕對主體，1951年GDP構成中第一產業佔比高達 97.67%，但其生產方式生產條件總體而言恐怕還不如內地唐宋時期。和平解放與民主改革後，水利、農機、化肥等現代農業生產技術引進西藏。上世紀70年代初，旱災席捲幾乎整個亞洲，主要國家糧食產量都出現了較大幅度減產，阿富汗從這場旱災起逐步滑入數十年動亂戰亂深淵，中國則通過強有力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度過了這場衝擊。在國家統計局《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彙編》中，西藏在1972年第一次出現了8.413萬公頃有效灌溉面積，到2022年，西藏耕地灌溉面積已達30.46萬公頃。

伴隨着農業生產技術進步，西藏農牧林業產品日益豐富。1972年，西藏糧食產量統計數據中第一次出現了稻穀和小麥兩個項目，當年產量分別爲1462噸和48572噸；2022年分別達到5000噸和18.8萬噸。在墨脫等地，甚至湧現了西藏前所未有的茶產業。

西藏1956年第一次出現了發電量統計，當年發電量3萬千瓦時， 2022年已達128.23億千瓦時，其中水電105.57億千瓦時。

1954年青藏、康藏公路通車，統計中第一次出現了西藏公路里程數據，爲1988公里，當年民用汽車擁有量71輛。民主改革前夕的1958年，公路里程達到5648公里，民用汽車擁有量爲1330輛。到2022年，西藏公路里程已達120852公里，鐵路里程1188公里，民用汽車擁有量達到71.52萬輛，其中私人汽車擁有量61.52萬輛，當年註冊民用汽車數量44816輛。

1959年民主改革當年，統計中第一次出現了在校學生數，小學、普通中等學校在校學生數分別爲16300人和1732人。1965年，統計中第一次出現了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據。2022年，西藏小學、普通中等學校、普通高等學生在校學生數分別爲375623人、229822人、42518人。

民主改革前夕的1958年，西藏統計中第一次出現了衛生機構、衛生機構牀位、衛生機構技術人員數據，分別爲43個衛生機構，174張衛生機構牀位和502名衛生機構技術人員，每千人口衛生機構牀位數爲0.14張。到2022年，上述指標分別達到了6906個衛生機構，19992張衛生機構牀位和26420名衛生機構技術人員，每千人口衛生機構牀位數達到了5.49張。

所有這些方面開天闢地般的變革，讓西藏經濟規模實現了史無前例的擴張，經濟結構從“前現代”狀態進入現代。從和平解放的1951年至2022年，西藏GDP從1.29億元上升至2132.6億元，增長1652倍，2023年進一步上升至2392.67億元；人均GDP從114元上升至58438元，增長512倍，按當年人民幣平均匯價折算合8688美元，逼近1萬美元大關；西藏經濟結構從第一產業佔比97.67%，轉變爲第一、二、三產業佔比分別爲8.4%、37.8%、53.8%，基本具備現代產業結構形態。

西藏經濟水平已經“碾壓”鄰國

與在舊西藏享有特權的印度、尼泊爾兩國相比，更加凸顯65年來西藏經濟社會發展進步成就之大。因爲這兩個國家地理條件均大大優於西藏，特別是印度“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青之草”，而且在獨立之初繼承了英國殖民政府在西藏攫取的衆多特權。

晚清和民國時期，英屬印度殖民地經濟發展水平明顯高於中國。在《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一書中，我詳細整理計算，當時印度主要工業品產量、產業結構、人均GDP等指標普遍高於中國50%以上，甚至接近10倍。而且，印度盧比從晚清時起成爲包括整個西藏在內的西南廣大地區事實上的本位貨幣，內地商人赴藏經商要先把自己攜帶的袁大頭、法幣等兌換爲印度盧比。

直至1954年，中國收回了當初英國攫取的在藏全方位政治、經濟、軍事特權。1957年，新中國在藏區推行人民幣，印度盧比徹底退出中國內地市場，中國方纔從印度手裏收復了西南金融主權。

即使尼泊爾，舊西藏噶廈政府每年也要向它進貢五萬盧比，尼泊爾在西藏各地派遣常駐代表，享受外交待遇且經常干涉藏內事務，尼泊爾在藏僑民享有治外法權和多種經濟特權。

隨着國家騰飛，西藏人均收入和居民生活水平已經大幅度反超所有鄰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西藏“碾壓”鄰國的優勢顯而易見；在人均收入方面，2022年，西藏人均GDP爲58438元，按當年人民幣平均匯價折算合8688美元，相當於同年印度人均GDP的3.63倍、尼泊爾人均GDP的6.42倍。

甚至西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費支出也都大大超過了印度和尼泊爾兩國的人均GDP：2022年，西藏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674.8元，摺合3966美元，比同年印度人均GDP高66%，比尼泊爾人均GDP高193%；人均消費支出15885.6元，摺合2362美元，與同年印度人均GDP相當，比尼泊爾人均GDP高74%。

全面徹底融入全國統一市場

西藏發展建立在持續的超強力度轉移支付之上，在完成經濟社會跨越千年的發展之後，西藏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需要日益強調增強經濟內在自我滾動發展的“造血”機能。就總體而言，西藏等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享受的財政經濟轉移支付可劃分爲4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中央財政對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財政的直接轉移支付，大致可以體現爲民族區域自治地方本級財政支出大於收入的差額；

第二個層次是東部、中部省市對地級及以下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對口援助；

第三個層次是央企以大大低於內地市場，甚至成本的價格向民族區域自治地方提供貨物和服務，特別是能源、電信等基礎物資和服務。

第四個層次是內地地方政府爲從民族區域自治地方遷往內地集中聚居的少數民族羣衆而額外支付的財政成本。

就第一個層次而言，自1951年和平解放至今所有年份，西藏本級財政收支均爲赤字，依靠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彌補缺口，其支出收入比（本級財政支出/本級財政收入×100%）指標在1989~1991年內達到頂峯，最高達到8514%（1989年），亦即這一年裏西藏本級財政支出爲收入的85.14倍。2017年起下降至1000%以下，新冠疫情後有所提高，2022年爲1443%。

就第二個層次而言，根據國務院新聞辦2021年發佈的《西藏和平解放與繁榮發展》白皮書，1994~2020年，對口援藏省市、中央國家機關及中央企業分9批共支援西藏經濟社會建設項目6330個，總投資527億元；按第七次人口普查西藏人口364.81萬計算，平均每576名西藏居民一個對口援助項目，平均每個西藏居民享受對口援藏項目投資1.44萬元。

自然環境決定了在可預見未來不宜指望西藏本級財政收支自給，但長期超強力度轉移支付勢必造成一系列副作用，甚至消除受援地經濟產業自我發展內在動力。通貨膨脹本質是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長期超強力度無償援助必然人爲抬高受援地要素成本，從而損害當地產業競爭力。有鑑於此，在繼續保持相當力度對藏轉移支付的基礎上，從中央到西藏地方各級有關部門，都需要把更多精力投入改善西藏營商環境，招徠內地投資者和勞動者，固本培元增強西藏經濟產業內生髮展動力。

在發展戰略上，與其他邊疆省份一樣，西藏固然要充分發掘與毗鄰國家經貿的潛力，但首要任務應是全面徹底融入全國統一市場，在開拓省外經貿時堅持內貿爲主、內外貿統籌的發展方針，這是所有邊疆省份經濟立足之基。

之所以如此，最根本原因是周邊國家經濟體量、宏觀經濟穩定性與中國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再加上基礎設施、社會治理的斷層式落差，沿邊省份倘若忽視內地市場而在劣質外部市場上投入過多資源，實屬捨本逐末。即使是印度這樣經濟規模較大、發展較快併爲人看好的鄰國，即使不考慮中印關係的磕磕絆絆，鑑於中印邊境交通不便且遠離我國經濟中心，除少數邊境地區之外，其絕大部分地區開展對華貿易時取道海路也遠比取道西藏便利。

從更長曆史背景上考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大幅度領先於周邊國家的斷層式落差格局是千百年來的歷史常態，近代以來一度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常態，現在大部分已經迴歸歷史常態，完全迴歸並持續鞏固歷史常態只是時間問題。正因爲如此，從邊疆省份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看，更需要強調首先全面徹底融入全國統一市場和內貿爲主、內外貿統籌。

因地制宜發展西藏特色對外貿易

對外貿易對西藏不僅有經濟利益，也有政治利益。在對外貿易中，我國經濟相對於鄰國的優勢能夠得到充分展示，西藏居民一方面可以從中獲得經濟機會；另一方面會因切身體會到國家的富強而潛移默化地感到榮耀，增強國家認同。而西藏對外經貿發展需順應本地客觀條件，因地制宜，開拓特色發展道路。

根據貿易伙伴差別，可將西藏對外貿易劃分爲邊境貿易和遠洋貿易兩部分，前者指對鄰國貿易，後者指對非鄰國貿易，兩類貿易商品結構不同。西藏本地產品中佔優勢的首先是有西藏特色的初級產品，其次是價值較高的綠色食品、藥材等。總體而言，初級產品市場需求較爲有限，不可能與製成品相比；價值較高的綠色食品、藥材更符合發達地區或新興工業化地區居民的需求，貧困落後地區居民不會消費這類商品。有鑑於此，西藏邊境貿易出口商品應以轉口內地製成品爲主，因爲西藏邊境貿易潛力較大的貿易伙伴經濟不發達，居民生活水平較低，在各類進口商品中對廉價低檔製成品的需求量最大，而這並非西藏優勢所在。相反，西藏遠洋貿易出口商品只能以本地產品爲主，這一方面是因爲遠洋貿易伙伴對華貿易無須通過西藏中轉，另一方面也是因爲西藏出產的綠色食品、藥材和特色手工品能夠在相對發達的遠洋貿易伙伴國找到需求。

由於邊境貿易佔西藏出口較大份額，西藏出口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轉口貿易的特徵。多年來，西藏外貿企業組織的出口多數來自區外（或者說是組織內地貨物出口），進口多數流向區外。有鑑於此，青藏鐵路及配套交通體系不斷完善，以及未來川藏鐵路建成運營，將進一步便利內地貨物通過西藏對南亞鄰國出口，便利內地企業將西藏作爲開展對喜馬拉雅鄰國經貿的支撐基地。

（作者系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