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經營報

本報記者 吳清 北京報道

今年以來，日本經濟、產業和樓市、股市都在恢復增長。首先是股市上揚，日經22指數刷新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高；其次是樓市恢復，所有用途土地的基準地價連續兩年上漲；再次是資本湧入，以巴菲特爲代表的外國投資者持續進入；另外就是實業流入比如全球最大半導體代工企業臺積電正在日本九州建廠。日本經濟產業的積極表現在全球經濟整體下行的大背景下尤爲顯眼，引發各界的關注和討論。

與當前日本經濟強勁表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經濟過去30年的低速增長以及外界廣泛討論的所謂日本經濟“失去的30年”。現在也有觀點認爲，雖然日本過去30年經濟增長率偏低，但也是其不斷自主改革調整的30年，是其高質量發展的30年，也是創造與經營“海外日本”的30年。

日本經濟在沉寂30年之後真的再次崛起了嗎？背後深層次原因是什麼？日本經濟崛起、失去又重振的過程中，有哪些經驗值得當下的中國借鑑？

同處東亞地區，日本經濟發展和中國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對比研究日本經濟面臨的挑戰及其應對的經驗、教訓，對中國經濟當前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有着諸多的參考意義。

爲挖掘這些參考意義，《中國經營報》記者近日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二級研究員、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常務副會長張季風，欣孚智庫創始人、北京欣孚諮詢服務有限公司CEO宋欣和知名商業戰略專家、北京周掌櫃管理諮詢有限公司CEO、多家知名全球化公司戰略顧問周掌櫃，現將他們的觀點和建議與讀者分享。

日本經濟邁入新週期？

《中國經營報》：今年以來，日本經濟、產業和樓市、股市都有不錯表現，這與外界所謂的日本經濟“失去的30年”大相徑庭，日本經濟是否進入一個新時期？

張季風：如果按我自己的觀點，日本過去30年並沒有失去，而是基本處於正常發展過程中。2023年名義GDP增長5.7%，實際GDP增長1.9%，開始出現比較快的恢復增長，是擺脫過去3年的新冠疫情影響後的一個正常反彈。鑑於2023年核心CPI達到3.2%、諸多大企業承諾漲薪5.2%這類利好數據的出現，3月19日日本央行作出了停止負利率政策和廢止YCC（指日本2016年開始實施的一種貨幣政策工具，旨在控制國債的收益率曲線）政策，儘管還有許多不確定因素，但從目前的情況看，日本經濟已出現邁向自律性復甦新時期的跡象。

宋欣：這算是一個好的開端，可能會引導日本進入一個社會發展的新時期。先建立信心，之後帶動更多的實業迴流，這是有可能的。雖然我們說日本目前還沒有進入新的發展時期，但我們認爲它正在平穩過渡的過程中。

《中國經營報》：在所謂的日本經濟“失去的30年”後，尤其是全球經濟整體下行的背景下，哪些因素促成了當前日本經濟各方面的恢復？

宋欣：首先是因爲很多的國際資本，當它從一些市場流出後，就必須要流向新的地區。放眼全球，既是長期的價值窪地，又具有一定的投資價值和增長潛力，這樣的市場並不多。目前來看，東南亞或者其他新興市場，面臨經濟危機或衰退時，很難經得起考驗，所以說日本這時候就成爲一個比較好的對沖選擇。

另外，雖然過去的30年是日本 “失去的30年”，但是日本還是很好地保留了產業結構和工業水平，因此能很好抓住這次機會恢復發展。

周掌櫃：這一繁榮背後，地緣政治變化起到了關鍵作用。客觀上，從國際戰略競爭加劇到2022年的俄烏戰爭，世界從“平的”逐漸再次變得“褶皺”起來。日本成了受益者之一。

這種國際形勢和地緣政治變化確實提升了日本的吸引力，特別是對於敏感行業的投資，例如芯片、AI和新能源汽車等。此外，區域性產業鏈的再構建也讓日本享受到一定的產業紅利。

從日本內部環境來看，“改革促進增長”的觀念已深入人心，並且開始開花結果。相比小泉與安倍時代，雖然後面的岸田政府上臺後並沒有提出振奮人心的全面綱領，但其對於經濟改革的承諾——“從儲蓄向投資的根本轉變”，依然是非常務實的改革方向。而後面更爲務實的政策，包括利用外資，先激活資本經濟和房地產，再全面激發社會潛能，正是帶來當前經濟繁榮的關鍵。如今，岸田政府仍在不遺餘力地推動各項改革。比如，爲了提高日本證券市場的吸引力，政府着手改善股東投資環境。

張季風：首先是地緣政治的影響，讓日本的戰略地位重新凸顯，獲得了一個更好的國際發展環境，受美西方投資和資金的拉動，推高了股市。不過，關鍵還是內部原因，過去一般認爲股市是經濟發展晴雨表，現在似乎更多的人認爲股市的變化已經與實體產業相背離。但不管怎麼說，股市變化還應該和經濟基本面是一致的，日本股市上揚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當前日本經濟基本面比較好，日本2023年第四季度經濟增長率上修至0.4%。其實，日本目前企業的業績表現也不錯，企業經常性淨利潤增長13%。

《中國經營報》：那日本這輪強勁恢復能否持續？若能持續會有多久？

宋欣：日本經濟目前的這個快速的恢復，不管是樓市、股市，還是企業盈利率的大幅迴轉，和其本身的實業發展狀況已產生了一定的差距，也就是說目前各項數據回暖本身並沒有強大的實業作爲支撐。日本產業在過去10年之內，沒有發生巨大的轉變，就算是近期迴流的產業，也只是一些芯片產業迴流，日本製造業並未恢復到30年前的狀態，所以說它目前的一個狀態其實還是一個人爲再造的牛市。

周掌櫃：本輪日本的經濟恢復能否持續，取決於其能否處理好以下三個當務之急。

首先，工資增長是短期最關鍵的因素。雖然根據日本政府公佈的《2024年度經濟展望報告》，日本未來3年的物價有望實現每年2%以上的增長，但工資上漲和需求疲軟仍然是經濟走出“通縮”的最大障礙。

其次，從短中期來看，日本經濟若想回到正向增長的通道，就必須抓住當下需求反彈的時機，而其中的關鍵就是要有足夠人手，也就是腦力和體力的勞動力。據2023年12月日本經濟產業部發布的短期觀察數據，就業人員判斷指數（DI）不斷下探出現了負值，這意味着日本目前在多個領域，特別是旅遊業相關的餐飲、住宿和交通運輸行業，出現了嚴重的勞動力缺失。背後深層次的原因仍然是日本社會“少子化”和“老齡化”日益加重。日本內閣府的數據顯示，2022年日本新增人口跌破80萬，然而65歲以上的老人卻進一步增加到了4600萬，占人口比例的36.3%。可見，日本經濟想要抓住旅遊業和消費復甦，進一步擴大增長的概率並不高。

最後，中長期來看，日本產業必須有足夠支撐。相比印度、墨西哥這兩年的爆發，日本目前的產業結構已不存在“從無到有”爆發式增長的可能。同時，相比匈牙利，日本產業特別是汽車製造業，很難在短時間內徹底轉向發展電動汽車或者電池產業鏈。那麼日本產業增長點究竟在哪裏？這個問題需要得到回答。

在過去30年中，雖然日本企業在諸多科技競爭中敗給了中國和美國的企業，但在諸多產業方面還是保存了相當的實力。日本的材料行業、電器設備、精密儀器行業和電子零配件行業仍極具潛力。

值得一提的是，隨着國際戰略競爭的加劇，諸多日本企業開始實行“回遷”的策略。回遷雖然可以帶動本地產業的再發展，但由於缺少新投資者，產業再向上發展的動能明顯不足。

因此，眼前的日本確實已經成爲全球投資者資金避險的港灣區域，但由於本身社會問題和產業發展的侷限性，從日本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來看，頗有點“後勁不足”，這一點值得繼續觀察。

“失去”的背後

《中國經營報》：此次日本經濟恢復的背後，不能否認的是，近幾十年日本經濟增長率確實較低，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有哪些？

張季風：日本過去30年GDP增長率偏低是不爭的事實，1991—2001年年均增長率爲0.7%，即使跟美西方發達國家比也偏低。這可以從國際環境變化、技術創新、產業變遷、人口結構等角度進行分析。

首先是國際環境發生了變化，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是日本經濟中速增長期，尤其是90年代初日本GDP接近美國GDP的75%，那是美國和西方國家最害怕和打壓日本的時候，1990年日本股市崩潰，1991年土地房產泡沫破裂，1991年後西方對日本打壓力度明顯下降，甚至轉爲聲援和支持，但相比戰後美國大力扶持已不可同日而語。

從技術創新方面來看，日本GDP1968年超過德國，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完成了對西方質量上的追趕任務，後發優勢喪失，通過引進技術進行改良的拿來主義已經行不通，只能通過自主技術創新，這樣難度大多了，技術創新即全要素生產率對日本經濟發展的貢獻度下降。

產業變遷方面，日本產業結構調整遲緩，喪失很多機遇。例如，20世紀90年代後沒能跟上IT革命的潮流，而且自身包袱太重。90年代初期，日本也曾發力IT產業，不過富士通、NEC等日本企業自己單搞一套計算機和IT標準，並一直堅持，沒有認清美國經濟、政治、軍事、技術的霸權地位以及自身與美國的差距，後來結果就是，微軟、IBM、英特爾等美國企業很快發展起來，全世界跟着美國走，2000年後日本開始轉向跟着美國走，不過已錯失IT革命浪潮的時機。

人口結構方面，早在1995年，日本65歲以上的老人超過14%，進入老齡社會，給日本帶來一系列問題和挑戰，比如社保壓力增加，企業管理方面出現問題等。

所以，當時日本經濟增長率低有很多原因，呈現多因一果、互爲因果的狀態。有經濟達到一定層面的增速遞減規律、需求減少、外部經濟環境有變、大災頻發等客觀原因，也有經濟政策失誤、經濟泡沫被刺破導致經濟硬着陸、過度發行國債導致財政負擔重和槓桿高、“十年九相”政局不穩等主觀原因。就當前來說，最突出的癥結就是收入減少、工資低，使得增長的良性循環斷裂。

宋欣：日本經濟泡沫之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被戳破，背後原因恰恰是戰後迅速崛起的成功要素的負面作用所致。之前的發展思路跟不上外界環境的變化，一切都開始被顛覆。

從宏觀視角來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支持日本發展的國際環境發生逆轉。隨着冷戰逐漸接近尾聲，原本的東西陣營對立邏輯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國家各自的貿易逆差問題。而日本作爲當時全球製造業中心，成爲西方國家貿易逆差的根源所在。這種情況最終促使美、德、法、英與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美元兌日元開始貶值，日本原本的經濟模式開始受到外貿下滑的威脅。

從日本內部環境來看，當時日本政府就已認識到有必要進行結構改革，以實現經濟轉型。1986年發表的《前川報告》強調了結構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日本經濟向更以內需爲導向的模式轉型的必要性。只不過改革太晚、動作太慢，後面發展遠遠超出了當時執政者的預料。

隨着核心矛盾的轉移，曾經在西方世界內部對日本企業發展和管理制度的豔羨與讚美，也逐漸轉化爲對於日本經濟制度的批判。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輿論界湧現出一批對日批評家，認爲日本成功的背後是因爲其對抗性的貿易政策和強大的產業卡特爾，從而造成貿易的不公平現象。

從日本內部來看，20世紀80年代日本房地產與股票市場價格快速上漲導致過度借貸和投資，最終形成了不可持續的泡沫。從人口結構來看，由於日本人口從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出現老齡化，勞動力市場不足以支撐出口產業的發展，導致加工密集型產業紛紛外遷，導致日本資產沒有實體經濟支撐，加劇了後期的經濟下滑。

由此，內外部共振開始打擊日本經濟。觀察日本經濟的歷史軌跡，我們發現，早在《廣場協議》簽署前，日本就顯露出增長乏力的態勢，根本原因在於，新階段的經濟增長需要靠技術進步推動，但日本經濟自主創新能力嚴重不足。儘管日本政府以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投資需求，表面上經濟看似繁榮，實則實體經濟的投資機會逐漸減少，投資回報持續降低。

最終引爆點是加息的副作用。1989年5月，日本央行連續5次加息，隨後在1990年3月對房地產融資實行了總量控制，但股市、樓市仍雙雙崩盤，央行將基準利率從6%下調到0%也無法扭轉股票指數連年下跌的趨勢，直到2023年日本股市才重返1990年的高位。

同時，日本確實在過去數十年的技術改革浪潮中，逐漸失去了原先的領先優勢，特別是錯失了消費互聯網和產業互聯網的浪潮。

這並非日本的那些財團沒有看到機會，其實20世紀80年代前，日本幾個比較大的財團是非常注重技術研發的。不過，當時日本商社財團決定放棄互聯網以及相關的一些機會，因爲日本市場與美國市場之間的差距很大，他們沒辦法在單一封閉的日本市場裏，像中國一樣（有足夠大的市場）可以等待自己的巨頭誕生，所以當時日本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投資。然後通過海外投資增加企業的長期盈利率和利潤積累，同時通過在海外購買大量的土地、基礎性行業如港口，可以保持日本經濟長期來看具備一定的韌性。

簡單來說，就是日本及其企業在韌性和活力之間，選擇了韌性，因爲當時他們也不適合選擇活力，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必須要把眼光放得更長遠一些。否則，非要跟人家拼技術研發，或是拼某一個賽道，那可能就直接被拍死了，也就沒有後面再崛起的機會。

應該說，日本經濟泡沫的破裂，是那個時代轉折下的必然，多少有點“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味道，日本快速發展的成功因素在新時代成了沉重包袱。背後原因內外部均有，不能用“陰謀論”簡單歸因，這一點值得中國決策者借鑑和思考。

《中國經營報》：人口老齡化給日本經濟發展帶來了不少挑戰，此前網上有種聲音流傳甚廣，就是日本資本負債表導致蕭條，而這些問題中國可能也需要面對。

張季風：誠然，人口老齡化給日本帶來了一定經濟負擔，但現在許多人將日本經濟增速放緩歸結於人口老齡化，我不敢苟同。

第一，人口老齡化是世界的共同現象也是無法改變的必然趨勢。壽命提升也是人類歷史進步的一個標誌，畢竟經濟發展只是手段，最終目的還是人的生活質量和壽命提升。

第二，沒有數據支撐日本經濟低速增長是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從日本的財政支出來看，真正用於老齡化的並不太多。財政預算中包括老齡化對策在內的社會保障支出從1990年的11.6萬億日元增至2022年的36.3萬億日元，淨增24.7萬億日元，增幅並不算太大。我粗略計算了一下，31年來日本針對老齡化（社會保險）的累計財政支出爲250多萬億日元，相比1300多萬億日元的長期國債，實際上佔比並不高。現在社會保障費用高達GDP的23%，但政府資金所佔比例並不高。因此，老齡化雖然也是日本經濟發展變慢的原因之一，但絕非主要原因。

第三，人口減少問題對經濟發展會產生一定負面影響，但不宜過度放大。我十分不解，日本在人口3000多萬的時候，取得了明治維新的成功，在不足1億人口的時候創造了高速增長的奇蹟，而現在1.2億人口之時，卻來擔心人口減少對經濟的影響。據日本權威部門預測，即便到2060年還會有9000多萬人口，屆時日本經濟就一定會出現滅頂之災嗎？這不是杞人憂天嗎？

第四，日本積極應對老齡化社會，實行“照護保險制度”，推動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人生百年計劃”，等等，斬獲“長壽紅利”的經驗值得借鑑。

其實，中國似乎也正在碰到這個問題。西方以人口老齡化、少子化或人口減少等來唱衰中國經濟也毫無道理。中國最大的問題與其說是人口減少問題，倒不如說是如何擴大就業。中國經濟不會出現“日本病”。

還有之前網絡上引發的所謂資本負債表衰退理論值得商榷。因爲僅僅一個資產負債表很難全面解釋日本經濟出現的複雜問題，也涵蓋不了整體經濟各方面。就當時的日本來說，所謂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實際數據也不支撐，比如泡沫經濟崩潰初期的1991—1995年，日本企業負債率基本還是在上升的，從120萬億日元增長到145萬億日元，而1995年後，企業負債率確實在下降，但我個人當時在日本的感受，其主要原因並不一定是企業放棄“利益最大化”轉而追求“債務最小化”，恐怕不是企業不想借錢，而是銀行不願借錢，即銀行的“惜貸”所致。2005年，銀行的不良債權問題得到解決後，企業的負債率仍然較低的原因則是企業效益轉好，自有資金比例上升的緣故。

日本經濟出現的問題十分複雜，供給側、需求側都存在問題，外部環境也不好。當時世界經濟不是太好，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日本海外市場和出口市場沒有快速擴張。同時日本國內市場趨於飽和，人員工資20多年幾乎沒有增長，再加上1995年阪神大地震、2008年雷曼事件衝擊國際市場、疫情等天災人禍，加重了日本的財政負擔，影響了日本經濟的正常發展。

至於說中國經濟將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其一，中國並未出現泡沫經濟，也談不上崩潰，更談不上資產縮水，連所謂“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大前提都不存在；其二，中國具有強大的制度優勢；其三，中國擁有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這些都是日本所不具備的。另外，關於中國是否也患上了所謂“日本病”，我的結論是不可能。中國與日本90年代並非處於同一發展階段，彼時的日本已進入後現代化階段。所以在進行比較時，應當慎重。

日本經濟“失去”增速的同時實現了高質量發展

《中國經營報》：正如前面所說，日本經濟“失去的30年”的說法存在不少爭議，應該怎麼看這種說法？

張季風：日本經濟“失去的30年”是僞命題，因爲過去30年中，日本經濟發展有得有失。而且每個國家發展過程中都有各自的一些問題，可能日本的明顯突出一點兒。

其實，過去30年也是日本不斷自主改革調整的30年，是日本高質量發展的30年，也是創造與經營“海外日本”的30年。

爲何會出現“失去的30年”的說法？除日本經濟增速慢的因素之外，還有媒體炒作、民族情緒，日本自身的低調自虐的民族性，日本人很少唱讚歌，而是習慣挑自己毛病，或許也是“哀兵之策”。

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日本第二大發達經濟體持續43年，第三大經濟體持續13年。雖然去年德國GDP超越了日本，但其實主要原因是日元貶值所致。從大局和主流看，這30年日本做得還可以，只是沒有做得更好。首先日本的老百姓生活沒有下降，發達國家的地位沒有失去，和歐美髮達國家不存在系統性的差距。

《中國經營報》：過去30年是日本不斷自主改革調整的30年，是日本高質量發展的30年，也是創造與經營“海外日本”的30年。有沒有更詳細的解讀？

張季風：至少20世紀90年代前，比如戰後改革日本憲法、日本經濟三大改革，以及後來擴大內需結構改革等都是在美國主導或“外壓”下進行的。但1990年以後的改革則是日本自主改革。近30年來，日本經濟經歷了橋本六大改革、公司治理改革、小泉結構改革、安倍經濟學、岸田的新資本主義改革等，實際上改革基本沒有中斷過，獲得了“改革紅利”，而且改革自主性更強了。

橋本六大改革涉及經濟結構、金融、行政、教育、財政、社會保障等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爲日本後來經濟改革奠定了基礎，後來的改革基本沿着橋本改革的思路進行。如企業治理方面，把美國的經驗引進來，學習了美國的財會和股東董事制度，使企業經營與國際接軌。小泉結構改革則主要解決了不良債權和郵政民營化的問題，改革了之前只適應高經濟增長時期的一些做法和問題。小泉改革使日本經濟實現了長達73個月的長期景氣，年均增長率2%。安倍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在其任內按日元計日本經濟總量還是上升的，7年增長11%；近期的岸田新資本主義改革，也有一些合理性內核，比如對過去自由主義的撥亂反正，就是不能太靠市場，也不能都集中在經濟發展上，還要注意分配問題，促進分配與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發展。

說是高質量發展的30年，可以從結果上看，日本經濟、社會、生態是否實現了高質量發展，是否處於國際一流的位置。我採用了目前學界普遍認可的高質量發展的經濟指標、社會指標和生態指標來比較分析，共有48項指標。

其中，經濟指標有23項，這方面日本除了財政槓桿高、經濟增長率低外，GDP規模、人均GDP、國民人均收入、產業結構、海外淨資產、貿易收支、FTA/EPA覆蓋率、外匯儲備、研發強度、核心技術掌握、專利取得、名牌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核心消費者物價等指標，都處於世界一流水平，好幾項是世界第一。社會指標15項，包括人均壽命、就業水平、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個人金融資產、二次分配後基尼係數、相對貧困率、城鄉人均收入比、社會治安、教育投入佔GDP之比、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日本都在全球處於高水平或者一流水平，比如人均壽命世界第一，養老醫療保險全球最高，個人金融資產也是全球最高，基尼係數0.32依然是全球最公平的國家之一。生態指標有10項，包括環境總體狀況、生態總體狀況、資源利用效率、單位GDP能耗、溫室氣體排放、污水處理率、生活垃圾焚燒處理率、建成區綠色覆蓋率等，也都是世界一流水平。另外，在構成CPTPP、RCEP、IPEF的經濟體中，日本都居重要地位。縱向來看，這些年，以上絕大多數指標都實現了正增長。

說是創造與經營海外日本的30年，一是日本製造業海外生產比重佔25%，若以海外投資企業爲基數則高達38%，實現貿易與投資相互促進。二是FTA/EPA 覆蓋率近80%，美國、歐洲、中國都有大量投資，可謂全天候無死角，國內並沒有出現明顯的產業空心化。三是擁有429萬億日元的海外純資產，這個數額接近歐美髮達國家海外純資產的總和，相當於日本GDP的75%—80%，所以有“海外再造一個日本”的說法，而在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的海外純資產只有30萬億日元規模，相當於30年間漲了10多倍。四是“海外日本”的資產基本上屬於優良資產，全球平均收益率8%，在中國的收益率高達15%。五是每年從海外寄回日本國內的資金大約是20萬億日元，相當於GDP的4%。六是日本貿易多年處於逆差，但投資所得一直順差，投資順差覆蓋了貿易逆差，使得經常賬戶一直處於順差狀態，可以說實現了國際金融平衡。此外，幾十年的經營“海外日本”，使得日本繞開了貿易壁壘，擴大了市場佔有率，實現了海外借地、借人、借技術、借設備，擴展了發展空間，維持着可持續發展。

日本作爲一無資源、二無能源的國家，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並不多，所以日本通過貿易立國、進而海外投資，走向國際化、全球化，同時構築起良好的產業鏈供應鏈，FTA/EPA覆蓋全球主要經濟體，一直在努力追求着國際國內市場的雙循環。

周掌櫃：縱觀日本二戰後的國內政壇，有一個很直觀的感受，那就是日本的首相常在未足以留下深刻印象前就辭職了。因此，20世紀90年代後爲世人熟知的日本首相寥寥無幾，其中小泉純一郎（1980天）以及安倍晉三（3188天）相對突出，而安倍更是日本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首相。在這樣的背景下，客觀上只有安倍和小泉有機會改變日本經濟現狀，事實也確實是兩位首相逆轉了日本經濟困境。

2001年出任首相後，小泉展開改革，核心有三句話：“沒有改革就沒有增長”“讓私營部門做其所能做的事情”以及“讓地方政府處理它們能處理好的事務”。進一步解讀就是，小泉政府認爲日本經濟衰退的本質原因在於結構性調節失效，所以需要通過改革機制和組織結構來提高資源分配效率。也就是我們經常說通過供給側改革，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其次，當時的內閣認爲應該通過“小政府，大市場”“小中央，大地方”的方式縮小政府規模，降低干預程度與公共開支，從而更多地交給市場進行效率優化。通俗地說，就是在改革中要發展，給企業和地方政府放權。

與此類似，萬衆期待中，安倍的“三支箭”改革橫空出世：這第一支箭射向貨幣體系，通過日元貶值、設定負利率，實現貨幣擴張和2%的通脹目標；第二支箭射的是財政體系，通過靈活的刺激政策，加大對於公共工程、中小企業援助和投資激勵，以實現預算盈餘；第三支箭射向結構改革，支持私營企業、鼓勵科創，以求實現長期增長。通俗地說，就是在貨幣擴張基礎上政府增加主導性作用，並且鼓勵企業創新發展。

同時，安倍政府趁熱打鐵，很快宣佈了10.3萬億日元的刺激法案，並任命黑田東彥爲日本銀行行長，要求其採取量化寬鬆政策，以達到通脹目標。

綜上可見，小泉和安倍都是針對日本核心問題，用“改革促增長”的戰略對症下藥，過程雖然也是跌宕起伏，但看對病和給對藥依然發揮了巨大作用。雖然這兩位都沒有真正達成他們的終極目標，卻也爲日本經濟今天的經濟復甦奠定了重要基礎。日本改革並沒有什麼靈丹妙藥，很多工作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策略比較接近，也在日本弱管控體制上借鑑了中國成功經驗，但兩點依然值得我們思考：一是日本社會的市場經濟、法治和全球化，乃至公司科學管理基礎非常紮實，用穩定政策呵護投資者和企業家積極性；二是日本處理與全球主要市場國家的關係非常具有彈性和建設性。概括起來就兩點經驗：發揮市場經濟作用和構建穩定外部環境。

中國鏡鑑

《中國經營報》：當我們回顧日本經濟“失去的30年”，再看日本此次經濟重振的原因，可以發現：無論如何變化，日本經濟的製造業基礎一直都在。這中間有哪些可以值得借鑑？

張季風：日本和美國產業結構不同之處就在於，日本一直注重製造業，日本造物，美國造錢。2022年日本企業整體營業利潤達18萬億日元，2023年更高。這是當前日本股市爆發的基礎條件。國家不管發展到什麼程度，都要重視和發展製造業，這是日本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經驗。

因此，中國發展新質生產力，最終還是要歸結到發展製造業上來，把第二產業作爲基礎。

宋欣：日本雖然經歷了數十年的低增長，但依然保持着較強大的製造業，但像歐洲的一些國家如英國、法國等，製造業基本上已萎縮爲個位數了，製造業對這些國家的貢獻已很小，主要是以服務業爲主。日本相對來說還是保持着較強勢的工業水平。所以日本就能很好地抓住現在的發展機遇，吸引國際資金的流入，然後讓經濟相關指數和信心得以恢復。

《中國經營報》：日本在20世紀70—80年代曾面臨與中國當前類似的發展境遇，其中速發展期持續了18年之久。在這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日本也從之前的注重數量發展轉爲注重質量發展，這對中國當下的高質量發展有哪些借鑑？

張季風：日本經濟從20世紀70年代進入平穩、中速發展階段，1973年到1991年，也是日本的高質量發展的階段，與中國目前的情況相似，但因爲中國是超大規模的市場，面臨的國內外形勢也更加複雜，中國的復甦的尺度和時間可能會更長。

日本進入中速發展階段後，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包括產業結構大調整，對環境的治理，還有對創新農業、自主技術的投入，最終實現了高質量發展，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從國家到企業，日本當時在發達國家中第一個走出滯脹，實現了一花獨放。

同時，當時日本的國際關係協調做得好，首先是對美關係協調好了，雖然日美矛盾和貿易摩擦多，包括紡織品、鋼鐵、汽車、半導體等的貿易摩擦，但日本跟美國積極談判、打太極，以柔克剛，很好協調了矛盾，最後沒怎麼喫虧。而且，日本通過擴大對外投資，規避關稅貿易壁壘，比如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通過對中國出口高端零部件的形式轉嫁給了中國。而且日本在處理好與美國關係的同時，也注重和中國發展關係，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成爲日本海外投資的重地，對中國出口迅猛增長。

20世紀90年代後，其實也是日本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時期。當時日本有一個很重要轉折，就是企業戰略方面，從原先的注重世界第一走向世界唯一。因爲整機做不過中國、韓國等，那日本就往產業上游拓展，比如半導體上游材料、加工裝備等，發展別人沒有的產業，精加工這塊也努力做成世界唯一，發力附加值更大的產業，更符合日本的發展現實，也只有這樣才能卡人家脖子，而不被別人卡。

宋欣：我談下日本國際環境和出海帶來的一些經驗。日本企業出海對中國是有很多啓發的，因爲我們其實需要保存自己的實力，就像日本企業當年的判斷一樣，因爲地緣週期是在不斷變化的，就比如說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比較緊張的地緣衝突週期，我們可能需要用30年或40年的週期才能到下一個地緣緩和週期。而目前對於日本來說，可以說衝突週期剛剛過去，現在進入緩和週期了。中國的情況也會類似，先衝突再緩和，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應該保存我們的實力，那麼保存實力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能把所有的產能都留在國內。

所以說我們需要去學習日本當年出海的經驗，從結果上看，日本當年出海的企業，其實也有超過一半失敗了，這其實是一個商業規律。目前我們的很多企業，其實在國際化程度上還是不如當年的日本企業，很多企業之前主要就是供應國內市場，現在要出海可能困難很大，因此需要出海企業建立比較立體的對於國際市場還有國際局勢變化的認知，更好地選擇出海目的地、橋頭堡國家，然後再去推行一套落地的方案。

這些背後其實都有一套科學管理的方法論，所以我們一方面需要積極學習日本企業當年的經驗，也要根據中國企業目前的局勢，做出相應的調整，才能更好地去規避風險。因爲我們當下面對的風險相對於當年的日本企業面臨的風險，還是要上升一個水平的。

《中國經營報》：日本的經濟發展與面臨境遇和中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基於對日本的研究，對於中國經濟當前的高質量發展，您的一些思考和建議？

張季風：中國現在更強調新質生產力，強調經濟、社會、生態的全面發展，這是巨大的進步。

不過，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實現高質量發展，這個過程中勞動密集型產業依然需要發展。日本最主要的經驗，就是產業發展過程中，始終考慮就業問題。1997—2005年期間，除了有幾年曾經失業率達到5%左右，1995年以前和2005年以後的時間包括現在，日本的失業率都沒有超過3%。

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重、大、厚、長向輕、薄、短、小轉型的過程中，日本注重發展組裝加工產業，特別注意擴大就業的問題。不能讓機器和AI“喫人”，在高質量發展的同時，能兼顧就業肯定是最好的。

立足於國內經濟的現實，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才能更好地解放生產力和高質量發展。

宋欣：日本進入新時期當然對於中國全球化企業佈局帶來一定影響。

首先，放眼亞洲，同時兼具“強購買力”“較大產業和市場體量”和“良好營商環境”三個條件的國家其實並不多。其次，相比美國和歐洲的消費者，日本消費者普遍具有“去國家化”的理性消費思維。再次，中國和日本的青年消費羣體共性明顯在增多。最後，隨着日元的貶值和未來寬鬆的貨幣政策，企業在日本經營的成本在不斷降低。

因此，日本經濟新時期的變化，對於中國企業恰恰是一個全球化落地的時間窗口。排除地緣政治不確定性等極端條件，日本已然成爲中國企業出海高端市場的重要選項。

而當我們歷史性回顧日本經濟發展，在日本多屆政府的努力下，推動的“改革促增長”政策已逐步揭示了日本經濟的潛力和機會。同時，日本走出衰退的改革舉措和歷史經驗，對中國來說，也具有重要的借鑑和參考意義。鑑於兩個國家經濟崛起邏輯類似，當今面臨的挑戰也呈現共性，日本經濟的成功復甦無疑爲中國提供了一個借鑑樣板，特別是日本走出通縮重回增長的經驗和教訓。當下，過於關注日本“失落的30年”已無助於前行，以開放的心態重新發現日本，務實合作和應對競爭挑戰，纔是理性的態度和姿勢。

唯有以冷靜、客觀的立場，結合謙虛謹慎的精神，深入研究鄰邦的興衰命運，方能超越情緒，獲得更爲深刻的洞察與豐厚的收益。大國戰略，貴在客觀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