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被列爲2024年政府工作的頭號任務。

如何理解新質生產力的內涵？發展新質生產力應該從哪些方面着手？不同行業企業、地方政府在發展中應該注意什麼？如何避免“一哄而上”？

近日，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與過去所說的生產力相比，新質生產力是表述上的承前啓後，更聚焦到質變、質量的概念上。要從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和思想解放觀念創新等方面的有機結合，來理解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原則，其中，制度創新是“綱”，“中國的經濟社會轉軌還沒有完成，制度創新一定是龍頭，實質性的推進改革是一定要啃的硬骨頭，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解放生產力，獲取最大紅利。”

針對當前美歐對我國一些行業提出的所謂“產能過剩”問題，賈康認爲，要比較全面地分析，產能過剩是個相對概念。有效產能提供的有效產出，只要有去處，是在公平競爭市場上實現交易的，那就不是所謂產能過剩問題。不能簡單地把現在的亮點說成是負面的產能過剩，當然也得注意跟外部世界增進交流，在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方面，更多地把共識落在具體問題的妥善解決上。“我們確實不能簡單接受美國的指責，應爭取在更多交流中向美國朝野人士正面闡述我們有理有據的認識。”

賈康認爲，在發展新產業時，主觀方面要密切跟蹤產能過剩的動態變化過程。要基於市場調查形成有前瞻性的、比較有水平的預測，如果沒有這種預測能力，那更多地就得靠市場自己調節而優勝劣汰。此外，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時，靠少數行政決策者“拍腦袋”式確定的具體項目，很容易出差錯，要儘可能審慎地避免，更多的政府政策還應該是引導性的。

一季度經濟復甦有一定“勁道”，但不能忽視不確定性因素影響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一季度中國經濟表現？從宏觀數據來看，您認爲有哪些值得關注的地方？

賈康：綜合地看，一季度復甦的表現還是比較明顯。我原來的觀察，是已經有跡象表明有可能出現明顯復甦，現在的數據是跟原來的預判對上了。

去年9月份以後，經濟復甦有向好的苗頭時，政策加碼，今年一季度也是進一步在經濟運行過程中撫平三年疫情的疤痕效應，綜合在一起，雖然不排除還有不確定性因素的困擾，市場上還有信心仍然不夠提振的情況，但面上來看，復甦總體而言是可以肯定的。現在的數據指標和不少地方可以做的場景觀察，進一步印證了復甦，而且這種復甦還不是非常溫和的，是有一定的“勁道”的。

當然這裏面也有值得我們注意改進的地方，比如投資方面，如果說房地產仍然還是拖累，那麼應該在房地產方面採取更積極的一些減少代表性一線城市行政管制限制的措施。工業恢復的情況還比較好，總體上符合市場綜合判斷，雖然有些領域、有些賽道還是恢復得不夠好，甚至仍然有人說要“躺平”，但是另外一些領域和賽道上現在復甦的熱度已經明顯上升。

復甦進程值得肯定，但是還需要密切跟蹤，不能忽視不確定性因素影響，比如近一段時間，市場爲什麼在爭搶黃金？還是不確定性影響和投資者避險意識的表現。

發展新質生產力，制度創新是“綱”

澎湃新聞：當前，我們提出“新質生產力”，大概的背景是怎樣的？

賈康：首先談一下對生產力概念的理解：生產力最根本地決定着經濟社會發展中人和自然界關係的處理，同時還必然推進到人和人之間生產關係的優化問題。

生產力的發展是“階躍式上升”，從脫離動物界的原始社會到農業革命時代，到工業革命時代，再到現在的信息革命時代，這種發展不是平滑的演變曲線，而是一個個“上臺階”式發展的階躍曲線，每上一個臺階都可以說是質的演變。

現在提出“新質生產力”，背景顯然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所必須的以創新發展作爲第一動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歷史過程，要積極追求質變式的躍升。

澎湃新聞：如何理解“新質生產力”與過去所講的生產力有什麼不同？發展新質生產力應該從哪些方面着手？

賈康：新質生產力與過去所說的生產力不能說完全不同，是在表述上的承前啓後，更聚焦到質變、質量的概念上。過去中央已經說創新是第一動力，而創新是追求“躍升式上臺階”的發展，現在“新質”表述正好對應上，在創新發展過程中間量變爲質。

我認爲可以從學理和務實兩個視角來理解。從基礎理論視角，一個重要概念是高層已經反覆強調的全要素生產率。我們知道，科技對於生產力發展有乘數效應，公式表現上，生產力三要素要升級爲：（勞動力+勞動對象+勞動工具）×科技成果應用。包括科技在內的更多要素組合在一起，就涉及全要素生產率概念。在中國，排序下來首先就是制度創新、科技創新，在供給側要素中的表現就是怎樣以更好的制度供給、更好的科技成果應用，來帶動整個生產力量變中的質變，與我們前面所說的升級、跨越式、上臺階式的發展，在基本含義上是吻合的。其中，制度創新又是首位，成爲綱舉目張裏的“綱”。

從務實的視角，是一定要緊扣當前的產業升級、數實融合，這是務實創新的前沿。全要素生產率講的是學術性概念，務實的前沿就是在以制度創新、深化改革打開科技創新、管理創新潛力空間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抓住如“人工智能+”這種前沿的創新，帶動數字經濟產業化、產業經濟數字化，這就又對應到躍升式、升級式發展了。各個行業、各個領域，無論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還是傳統的行業和領域，都有數實融合的必要性，以“數實融合”頭部平臺的帶動作用，帶出專精特新集羣和全產業鏈的升級發展，落在改變中國主要產能在全球價值鏈“微笑曲線”上的位置，由中間收益率較低的加工位置，上升到左右的收益率高端，即創意創新成功和品牌營銷、售後服務、市場擴展，把“世界工廠”的中國製造，推升爲中國創造和中國智能製造。

此外，我認爲還應該強調管理創新和思想解放觀念創新，管理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一種務實保障，管理方面一定要精細化合理化；思想解放觀念創新是針對中國改革在深水區的情況，特別強調衝破既得利益阻礙和惰性約束的實事求是、觀念更新，這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先行軍。

澎湃新聞：您剛剛提到制度創新是“綱”，是否意味着從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角度看，需要深層次的改革？

賈康：發展新質生產力本質上還是要進一步解放生產力，我們過去說改革就是通過生產關係的自我革命來解放生產力，現在發展新質生產力其實仍然符合這個邏輯。

中國的經濟社會轉軌還沒有完成，以改革帶來“最大紅利”的制度創新一定是龍頭，這是第一位的。中國現在改革深水區的攻堅克難確實不容易，也可以說步履維艱，但實質性的推進改革是一定要啃的硬骨頭，非啃下來不可，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解放生產力。

中央現在講謀劃新一輪重大改革，這個信號很重要，我們應拭目以待中央怎麼給出全面配套改革的進一步指導，應該會有一定力度的新一輪大動作。

行業、地方發展新質生產力要儘可能形成高水平的定製化解決方案

澎湃新聞：當前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優勢有哪些？

賈康：我們還有一定的所謂技術因素爲主的後發優勢。全世界得承認硅谷引領潮流，但硅谷的一些原創東西到中國市場後與中國的市場潛力對應上，只要有一定的法治化營商環境，就會表現出來巨大的能量和實際效應。

我們要以追趕-趕超戰略和比較優勢戰略的合理組合搭配，來充分發揮科技第一生產力的重要作用。所謂比較優勢戰略，可以理解爲從中高端往下，中國擁抱全球化和其他的經濟體，推進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所能產生的資源配置優化作用，但要意識到比較優勢戰略，往上走一定會碰到天花板，比如現在已經感受到的在高端核心技術方面遇到卡脖子問題。

所以，要超越比較優勢的眼界，以合理的追趕-趕超戰略去解決怎麼樣攻關解決卡脖子難題、取得攻關成功的問題。

澎湃新聞：近來，很多地方、很多企業在佈局發展新質生產力，您認爲應該注意些什麼？

賈康：各個領域、各個地方政府、各個具體的企業，在發展新質生產力時，要在領會中央指導精神實質的前提下，創造性地在自己特定的領域、轄區、行業的各種約束條件之下，儘可能形成高水平的定製化解決方案。形成定製化解決方案不一定非得靠自己，還可以得到外腦的智力支持。千萬不要一哄而起搞“同質化”、簡單套用別處的方案。

產能過剩是相對概念、動態變化的，要全面分析

澎湃新聞：近來，美歐對我國一些行業所謂“產能過剩”等問題表達關切，您如何看待？

賈康：過去我們講生產過剩的危機狀態，較早是在工業革命以後，在資本主義發展概念之下，雖然有世界市場的開拓，但是市場開拓跟不上產能的提高，這種危機因素有重複的表現，稱爲週期現象。生產過剩和產能過剩是一個事情在不同環節上的表述。

但須知，雖然出現過的生產過剩危機是指既成事實，然而產能過剩是一個相對概念，不能看到產能有過剩就認爲一定是不合理的。如果積極開拓市場，更認同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原來看起來的產能過剩，就很有可能變成實際上有用的、造福人類的因素了。

美國現在指責我們產能過剩，是看到我們現在新興的三大領域（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的競爭力體現出來了。要比較全面地去分析，看我們有沒有不合理的傾銷行爲，如果沒有不合理的政府幹預過多的行政因素，而是在全球範圍內市場公平競爭中，有我們競爭力上升的表現，就不能簡單地把現在的亮點說成是負面的產能過剩。

當然我們也得注意跟外部世界增進交流，在大家都能認同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這種共識之下，更好地交流和按照市場規則、合作競爭來化解一些矛盾問題，這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我們確實不能簡單接受美國的指責，應爭取在更多交流中向美國朝野人士正面闡述我們有理有據的認識。

澎湃新聞：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如何警惕“產能過剩”？

賈康：產能過剩還是不過剩，是動態的變化過程，要密切跟蹤。

比如中國的電力行業，歷史上有幾次說電力短缺，要大力發展；然後又說電力產能過剩，要限制發展；我記得很清楚，講限制後往往沒過幾年又說出現了“電荒”，這就是需要總結的經驗教訓了。主觀判斷認爲過剩，從長期來看，從整個發展中間的波動式發展是一個規律性的現象來看，不能太強調“可丁可卯”的正好不過剩。一定要有前瞻性的、比較有水平的預測，如果沒有這種預測水平，那更多就得靠市場自己調節，優勝劣汰，淘汰的就是競爭中要出局的產能。

澎湃新聞：政府應該如何做好新產業的政策引導？

賈康：對市場的認識，確實政府管理環節往往有自己的說法，可能未必企業界會認同，這種矛盾一定會出現。過去有人說“政府要做什麼，你就別做”，因爲大家會一哄而起，一定會出現過剩問題，這些是有一定的經驗可總結分析，但不是很準確、很嚴謹的說法。

不能說政府完全不考慮產業政策，爲什麼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政府都不能簡單地說不考慮產業政策？因爲市場畢竟有失靈的情況，理論上大多數人還是認同這個觀點的。但是政府要特別審慎地考慮產業政策，有沒有能力來比較科學地做出細緻的決定？其實具體做好“有意栽花”式的安排是很難的，大的方向可能行，比如現在說鼓勵“人工智能+”，這個方向不會有錯，但是到底怎麼支持，這個相關機制是最重要的。過去不少真正的具體創新突破，是“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靠少數行政決策者“拍腦袋”式確定具體項目，要儘可能審慎地避免，更多的政府政策指導，應該是引導性的，比如對創新活動必要的一些政策傾斜支持。近年對戰略性新興產業要給出一些優惠政策，這是產業政策，我覺得有必要性，但非說支持某一個或幾個企業但不支持其它企業，這不一定合適，要放手讓企業自己去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