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曉蘇：我國低收入的20%居民住房自有率達到90%

摘要：

4月28日，孟曉蘇在香港北部都市區發展論壇上的講話指出，我國住房制度改革已25年多了，現在中國城鎮家庭擁有住房的比例達到了96%，戶均擁有1.5套房，人均建築面積達到了41.76平方米，連低收入的20%居民的住房自有率也達到了90%。

隨後就是20多年房價上漲，造成居民家庭財富增值。現在房屋資產已佔城鎮居民家庭財富的60%，在大城市佔到70-80%。房地產發展還有力拉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使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僅用12年就從世界第七位提升爲世界第二位，平均每兩年超越一個國家，隨後10多年又進一步拉大了和後面國家的距離。這都是房地產業拉動內需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在房改時我們學習香港經驗設計了“住房雙軌制”，就是“市場供應商品房、政府提供保障房”。去年中央提出“要規劃建設保障房”、“增加保障房建設和供給”，國務院發佈14號文件做出具體部署。我相信內地保障房的規模化建設將會進一步提升工薪階層的居住水平，創造讓廣大人民共同富裕的更好條件。

孟曉蘇在香港北部都市區發展論壇上的講話（全文）

2024年4月28日香港

尊敬的主辦方、各位朋友：下午好！

我很高興能再來香港，與大家一起討論香港北部都市區發展的問題。建設香港北部新區是我在2019年11月與陳元副主席來香港參加第三屆一帶一路（香港）高峯論壇時最早提出的建議。特區政府在2021年接受了我的建議，並做出了北部都市區發展規劃，爲香港未來發展鋪開了宏偉藍圖。我作爲最早的建議提出人，感到由衷高興。

香港是塊神奇的土地，一百多年來香港人民在這塊土地上創造了奇蹟，成爲全中國學習的榜樣。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正是香港的建設經驗與示範，讓中國領導人和內地民衆看到希望，堅定了推動改革開放的決心與信心。中國的改革是從最窮困的安徽農村開始的，而中國的對外開放則是從廣東開始的，爲什麼從廣東開始？就是因爲廣東毗鄰香港，並通過香港向發達國家與地區學習發展市場經濟的經驗。

我在2015年講的這段話得到了全國人民的認同，我講的是：“改革從安徽開始，就是從萬里先生開始；開放從廣東開始，就是從習仲勳先生開始”。我80年代在萬里同志身邊長期工作，做他的祕書和辦公室負責人，那時正是安徽農村改革經驗推向全國的時期，我參與了不少工作。那時農民羣衆的民謠“要喫米，找萬里”，就是對中央正確領導的歌頌。在萬里同志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之後，我擔任祕書局局長，那時我的服務對象就是萬里委員長和習仲勳第一副委員長。習仲勳先生在擔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期間率先啓動了面向香港的開放，並帶頭建立了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帶動了全國的對外開放。他們兩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領導人、先鋒和闖將。我有幸在他們身邊工作多年受益匪淺。今天我們喫水不忘掘井人，要永遠銘記老一輩革命家改革家的改革精神和輝煌業績，同時也要感恩香港，是香港經驗讓內地看到了目標，並給了我們走上新路的勇氣。

在1996年到1998年我擔任國家房改課題組組長，參與設計了中國住房制度改革方案。住房制度改革把市場經濟引入到住房建設和住房分配領域，從此中國城鎮居民居住得更加舒適寬敞、生活得更有尊嚴。房改方案的制定正是學習參考了香港、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住房制度改革已25年多了，現在中國城鎮家庭擁有住房的比例達到了96%，戶均擁有1.5套房，人均建築面積達到了41.76平方米，連低收入的20%居民的住房自有率也達到了90%。住房制度改革使得中國人千百年來“居者有其屋”的夢想得以實現。隨後就是20多年房價上漲，造成居民家庭財富增值。現在房屋資產已佔城鎮居民家庭財富的60%，在大城市佔到70-80%。房地產發展還有力拉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使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僅用12年就從世界第七位提升爲世界第二位，平均每兩年超越一個國家，隨後10多年又進一步拉大了和後面國家的距離。這都是房地產業拉動內需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在房改時我們學習香港經驗設計了“住房雙軌制”，就是“市場供應商品房、政府提供保障房”。去年中央提出“要規劃建設保障房”、“增加保障房建設和供給”，國務院發佈14號文件做出具體部署。我相信內地保障房的規模化建設將會進一步提升工薪階層的居住水平，創造讓廣大人民共同富裕的更好條件。

最近面對香港房價十多月持續下滑，香港特區政府又及時做出取消一切房地產政策，全面“撤辣”的決定。香港房價已經穩住並有望回升，這爲內地調整房地產政策又一次做出了榜樣。現在內地房地產市場已經兩年銷售下滑，每年丟掉房地產銷售額5萬億或6.5萬億。最近十個月內地城市房價已普遍下跌。國內外專家關注的是，到底這次中國房價下跌是會持續四年還是會持續六年？四年就是美國房地產週期性下跌的時間，而六年則是香港從1997年到2003年房價下跌的時間。內地面對新形勢，又需要再學習借鑑香港經驗。

我親身參與了香港2003年房價從下跌轉爲回升的過程，是歷史的見證者和參與者。香港房價從1997年出現下跌，總共跌去了70%，每個有房家庭都丟掉了267萬價值，17萬家庭成爲“負資產家庭”，香港經濟進入低迷。低收入羣體是不是在這個時候就買房了呢？他們大量下崗失業，連生活都陷入困難。董建華特首跟我說，我們香港人很不幸，東南亞金融風暴以來香港房價下跌了60%，而SARS以來又下跌了10%。香港居民要求特區政府改變造成房價下跌的政策。董建華特首希望我能幫助香港買走一些“居屋”，正好我也需要在房價低的時候買一些房屋供內地居民旅遊度假用。我跟香港政府主要官員談了半年。

會談期間敏感的香港媒體得到了消息，他們就連篇累牘地報道。說“孟曉蘇要帶着中房的200億資金，來收購香港的2萬套居屋”。儘管我們解釋並沒有談過買這麼多房，也沒談過價格，但是香港媒體那時可不管那麼多，各媒體紛紛發出300多篇報導，篇幅越來越大，都是一片讚揚之聲。他們“說這是很有創意的想法，無論事成與否都是好事”，說“此舉將可穩定樓價”，說“香港樓市供應量驟減、樓室有救”，說“中房爲解決居屋包袱創造契機”。這麼多報道疾風暴雨般地發佈在香港，對於樓市作用非常明顯。從報道出臺的第三天開始，香港樓市出現明顯反彈，首先是“新盤成交猛增三倍”。就從那個星期開始，六年下跌的香港房價開始回升，成爲掉頭向上的拐點。香港市民說這是“中央救市”，其實我們並沒有能實現購買。是誰救了香港樓市呢？是香港居民信心迴歸，他們自己掏錢救了香港的樓市。董建華特首跟我會面說：中房的因素在香港樓市回升上起了重要作用。我們的作爲也受到了中央的表揚，說中房這件事做得好！

但是那一次香港居屋供應過量也給香港管理層心理留下陰影，此後多年沒有足量建設居屋。我在2013年再次考察香港時在香港媒體上講到：“港府治樓市要專注建居屋”。可惜當時的特區政府並沒有聽取我的意見，香港低收入羣體居住條件一直難以改善，租賃公屋平均才15平方米一套。香港有1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750多萬，而城市建成區卻只有265平方公里，只佔香港土地總面積的24%。76%的土地沒有得到充分利用，閒置的可用地足夠再造一個香港。這種城市用地面積狹小的問題，沒想到也被內地城市學去了，現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的土地利用率都在24%以下，這不是學香港模式學出毛病來了嗎？我對香港很有感情，對香港模式的優點我都想方設法學習推廣，而看到香港城市建設出了問題，我也有責任去幫助指出、提出建議。

2019年11月5日，我和全國政協陳元副主席共同來到香港，主持和參加第三屆一帶一路（香港）高峯論壇。那時香港社會正在熱議要填海造地擴大香港土地面積。填海造地不光有礙環保，而且成本巨大。我結合香港實際，在發言中提出了“充分利用土地、建設北部新區”的建議。在粵港澳大灣區地圖上可以看到，只有新界有大量閒置土地。那裏有十幾個郊野公園，據說都是供候鳥們遷徙時用的，人類不能用。我提出：“香港建設用地這麼緊張，能不能拿出一部分北部土地，讓香港居民能與候鳥能分享這塊土地”？我的提議引發到會人員的關注，當晚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宴請我和陳元副主席時，不少人就問到：您的建議很好，但是如果四大家族反對怎麼辦？我說正是因爲香港歷史上的發展纔有了這些家族，今後的發展會造就新的家族。我跟四大家族都不少人都熟悉，他們不會放棄香港新的發展機會。後來果然香港特區政府就採納了這個建議，提出了建設北部都市區的方案，香港各大開發企業也都是擁護的。

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北部都市區要建設“國際創科新城”，這是一個很有遠見的想法。科技創新發展是世界經濟新亮點，內地正在中央要求下致力於發展“新質生產力”，這都是香港的新機遇。香港具有世界一流的大學，不斷培養出一流人才，還可以吸引內地科技創新成果來港，完全有條件發展爲“國際創科新城”。

特區政府的方案中還提出，北部都市區要容納250萬人居住，提供65萬個新增就業機會。250萬人摺合100萬個家庭，要有與人口匹配的居住條件。所以今天我再提出建議，香港要推出“百萬套住房計劃”。其中50萬套是新建、50萬套是改造。因爲有了北部新區建設，很多住在港島和九龍的普通家庭、包括租住公屋和籠屋的居民就可以得到改善，騰出的寶貴土地可以重新開發，充分發揮香港土地價值，建設高檔次的商品房。有人擔心，提供住房多了會不會壓低香港的房價？我認爲完全有辦法來調整好這個問題。新加坡就建立了商品房和組屋的兩個市場，組屋價格大約是商品房的1/3%左右，不妨礙商品房價格穩定上漲。而深圳則提出了保障房10年內不得上市流通，10年後補交到80%的房價水平，才能夠進入商品房市場。這些經驗其實當年都是跟香港學的，現在應能對香港北部都市區建設有一定借鑑意義。

中國內地的企業有着世界一流的規劃、建設和施工能力，包括粵港澳大橋這樣大項目已爲世界矚目，給香港居民往來內地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內地房地產開發與建設企業非常願意參與香港北部都市區建設，隨時聽從香港的召喚。香港可以發揮在融資和資本市場方面的優勢，用金融運作來支持北部都市區建設，並由此讓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進一步得到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