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留下了大量的具有較高可信度的資料和學術著作，培養了民族學、民族史研究人才，而民族文獻的整理研究則爲民族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史料基礎。其中，有關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與文獻的整理、研究，爲20世紀中國少數民族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摘要：民國時期所進行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遍及西南、西北、中南、東北、臺灣等地，而以西南地區爲主，涉及赫哲、瑤、彝、苗、高山、黎、納西、藏、蒙古、回、傣、羌、畲等衆多少數民族，分別由政府組織的或受政府、學術機構委託、派遣的調查組和學者個人所進行。這一時期所從事的少數民族文獻的蒐集整理和研究，主要包括對傳世少數民族歷史文獻的輯佚、彙編、校勘、考釋，對民族調查所得少數民族文獻的整理研究，以及對少數民族碑銘的譯釋和域外有關中國少數民族史料和研究成果的編譯。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留下了大量的具有較高可信度的資料和學術著作，培養了民族學、民族史研究人才，而民族文獻的整理研究則爲民族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史料基礎。

關鍵詞：民國時期；少數民族；民族調查；文獻整理研究

近代以來，中國邊疆危機日益深重，國人對邊疆少數民族的認識隨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傳統的內中華而外夷狄轉變爲將邊疆民族視爲抵禦外侮、捍衛邊疆的重要力量。民國時期在“新史學”思潮和“五族共和”觀念影響下，人們認爲中國歷史是漢族與各少數民族相互競爭、相互融合而形成中華民族的歷史，所謂“中國史者，即漢族與諸族相競爭而融合爲一箇中華民族之歷史也”。[1]因此，“民族爲歷史之主腦，勢不可以其難於分析而置之不論”。[2]“敘述數千年來各種族盛衰興亡之跡者，是歷史之性質也；敘述數千年來各種族所以盛衰興亡之故者，是歷史之精神也。”[3]故而有關中國少數民族歷史及當代少數民族現狀成爲學者關注的重要內容，促使少數民族史學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少數民族史學家羣體的形成、有關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的調查和文獻的整理研究、多種新型中國民族史的撰述等，標誌着少數民族史學實現了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其中，有關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與文獻的整理、研究，爲20世紀中國少數民族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有關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

1. 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之旨趣

民國時期所進行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留下了豐富的調查資料和學術著作。從當時的社會情況看，有關機構和學者從事這項工作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民族觀念的變化，二是出於學術研究方面需要的考慮，三是對社會現實的關注。20世紀初以來，中國的民族觀念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內中國而外夷狄”“尊夏攘夷”等觀念已被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發展所取代。人們將少數民族視爲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並認爲應該幫助、扶植他們。而要發展、扶植少數民族，則首先要了解他們。楊成志在《雲南民族調查報告》中指出：“我們既看他們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就應該扶植他們，施以各種開化的善良辦法，使他們一天一天地長進起來，將如漢族一般。這纔不揹着現在潮流的趨向。”[4]“着手的第一步驟，必先明瞭其語言、心理、習俗和文化，然後才能漸漸做到親善、扶植的工作。”[5]這是許多從事民族調查者的初衷，他們希望自己的調查工作能爲促進邊疆民族的發展作出貢獻。王興瑞指出：“我們民族學工作者，不僅要把我們的工作成果貢獻給學術，更要貢獻給我們的民族國家。換句話說，我們希望在解決邊疆問題上盡點貢獻。”[6]其所著《海南島的苗人》最後一章《漢、黎、苗諸族間的相互關係》，分析了海南島苗、黎、漢民族間所存在的問題，呼籲“要調整民族間的關係，最基本的前提，是必先徹底改變對待黎、苗的錯誤態度，即變蔑視爲同情，變差異爲一體”。[7]

從學術研究方面來看，各地少數民族與漢族處於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爲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文字學、語言學、歷史學、考古學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上述諸科“都可以從這塊廣大的學田去開掘，而做成我們研究上的新資料”。[8]同時，外國人在中國進行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也刺激着當時中國的學者。楊成志指出：“這種考察‘西南民族’的工作，與其讓外國人代庖，不如讓我們自己來幹一幹。爲什麼？因爲歷史的背景，社會的習慣和語言的關係，中國人在本國當然比外國人在中國減少許多隔膜。那麼，我們以後還是要振刷精神，實行到民間去！在那裏有許多奇葩異果，待我們去摘取的。”[9]

從社會現實來看，帝國主義對中國邊疆地區的覬覦，使當時中國的學者們充分認識到了解、研究邊疆民族的重要，期待邊疆民族成爲抵抗外侮的力量。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往西南地區，爲了穩定局勢，需要了解當地各民族的情況，因此注重對西南民族的調查。而在西北地區，日本侵略者挑撥漢回蒙藏之間的關係，引起當時社會各界的警覺，不少的學者試圖通過實地調查，團結各民族，粉碎日本人的陰謀。因此，這時期的民族調查，旨在激發各民族的抗日熱情、共赴國難。正如陳國鈞在《貴州苗夷社會概況》中指出：“在今日敵騎踏遍半個中國……熱望政府和社會人士注意苗夷族，團結苗夷族，促進苗夷族社會文化，改善苗夷族生活狀況，圖謀苗夷一切利益，解除苗夷種種的苦痛。”“尤望我苗夷同胞，此時應知吾全民族共同利益與共同之大敵，惟有起來抗敵禦侮，纔有真正自由的一天到來。”[10]

2. 有關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的調查

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遍及西南、西北、中南、東北、臺灣等地，而以西南地區爲主，涉及到赫哲、瑤、彝、苗、高山、納西、藏、蒙古、回、傣、羌、畲等衆多民族。從事少數民族調查者，既有政府組織的以及受政府或學術機構委託的學者，也有學者個人自發進行的。

政府機構組織的民族調查。國民政府內政部與其下屬蒙藏委員會、外交部、雲南省政府與民政廳，以及各少數民族地區設立的邊疆研究機構等都曾組織或委派學者從事少數民族調查，其調查的內容主要是有關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司情況、地理、人口、民風民俗、社會生活等狀況。如1929年國民政府內政部制定《現有土司調查表》《現有盟旗及其他特殊組織調查表》發放到廣西、雲南、貴州、湖南、四川、西康、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地，責成各地民政廳詳加調查。1940年民國政府下令對川、康、滇、黔四省所存土司進行調查。1934年蒙藏委員會制定《西南苗夷民族調查表》，要求西南各省凡住有苗夷民族之各縣政府都要認真調查、填寫，爲施政之參考，調查的內容包括民族種類、戶籍、人口、語言、教育情況、生活習尚等。

抗戰時期爲安定西南地區、瞭解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情況，國民政府內政部下發了《西南邊民調查表》，要求西南各省調查填報，調查的內容包括民族種類、居住區域、人口數目、壯丁數目、生活習慣、過去開化工作情形等。1940年因泰國誘使雲南傣族外附，外交部組織對傣族進行調查，發放《雲南省傣族人民調查表》，調查的內容有民族種類、人口數目、散佈區域、與漢人及其他民族人口的百分比、有無特殊活動情形等。20世紀30-40年代，蒙藏委員會調查室對西北、西南民族地區進行調查研究，出版了《馬鬃山調查報告》《伊盟右翼四旗調查報告》《伊盟左旗三旗調查報告》《青海玉樹囊謙稱多三縣調查報告》《祁連山調查報告》《昌都調查報告》等。[11]

大學與學術機構的民族調查。這類研究調查在民國時期的民族調查中占主導地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大夏大學、金陵大學、燕京大學、雲南大學等都曾派出研究人員進行民族調查。其中，楊成志、江應樑、徐益棠、凌純聲、吳澤霖、陳國鈞、林耀華等先生主持的調查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如楊成志1928年受中山大學委派深入川滇交界的大小涼山彝族（羅羅）地區，克服重重困難，行程約一千里，經過村落約二百餘，獲得了豐富的民族學資料和民俗品，撰寫了《雲南民族調查報告》《羅羅族巫師及其經典》和《從西南民族說到獨立羅羅》等著作。1936年他率領研究生王興瑞、江應樑，本科生羅比寧、李秋雲、劉偉民、宋兆聯等組成廣東北江瑤山考察團，到廣東北部介於曲江、樂昌、乳源三縣的瑤山進行深入調查，成果發表在中山大學的《民俗》專號上。1941年楊成志又率中山大學師生到乳源一帶瑤山考察，在《民俗》上發表調查報告《粵北乳源瑤人調查報告》，並撰有論文6篇。1937年中山大學與嶺南大學組成海南島黎苗考察團，楊成志任團長，參加調查的王瑞興撰寫了調查報告《海南島之苗人》《海南島黎人調查報告》。1937年中山大學派研究生江應樑到雲南西部考察少數民族。江應樑進入龍騰沿邊的擺夷地區進行調查，並以調查所得撰寫出畢業論文《雲南西部擺夷研究》。1938年中央賑濟委員會與雲南省政府組織的滇西考察團中，江應樑以中山大學暨雲南大學特派調查員的身份參加調查。他以這兩次調查爲基礎，在《滇西擺夷研究》基礎上完成《滇西擺夷之現實生活》一書稿。1940年中央政治學校又派遣江應樑到巴布涼山調查彝族，據此完成了《涼山彝族的奴隸制度》一書。

中央研究院也多次派遣學者進行少數民族調查。如1930年凌純聲與商承祚到松花江下游進行少數民族歷史調查，凌純聲據此撰寫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書。1933年凌純聲帶領芮逸夫、勇士衡到湘西進行苗族調查，將調查成果撰寫成《湘西苗族調查報告》。1934年凌純聲與芮逸夫、勇士衡到浙江麗水等地調查畲族社會生活，寫成了《畲民圖騰文化的研究》一書。1934年凌純聲與陶雲逵、趙至誠、勇士衡等又到雲南進行民族調查，調查涉及到擺夷、麼些、倮倮、倮黑、傈僳、卡多、撲拉、茶山、崩龍、阿佤等衆多少數民族。

抗戰時期隨着大批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遷往雲南、四川、貴州，研究力量的充實使有關西南民族的調查出現高潮。如大夏大學遷往貴陽後，在吳澤霖、陳國鈞的主持下，於1939年至1942年間調查研究人員深入到貴州安順、定番、爐山、黔東八寨、都江、下江、黎平、北盤江流域各縣、威寧，以及廣西三江、融縣、羅城等地，對苗夷少數民族的歷史、社會生活、經濟、宗教文化、民風民俗、語言等進行調查研究，撰寫了《安順縣苗夷調查報告書》《貴州各縣少數民族社會狀況調查報告》《貴州省東南邊陲縣黑苗、生苗、侗家、水家生活調查資料》等20餘種調查報告，發表了《貴州苗夷社會概況》《貴州短裙黑苗概況》《貴州苗夷婚姻概述》等論文數十篇，出版了《貴州苗夷社會研究》一書。同時，還徵集了衆多的少數民族珍貴文物二千餘件、拍攝了照片數百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山大學、雲南大學、燕京大學、西南聯大、金陵大學等內遷研究機構和大學也紛紛從事西南民族的調查研究。1942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聯合組成川康民族調查團，由凌純聲任團長，對四川西北和西康東北地區的羌族、彝族、藏族的社會經濟生活、婚姻制度、生活習慣、宗教文化等進行調查研究，蒐集了許多文物標本與用物。參加調查的馬長壽因此撰寫了《鉢教源流》《嘉戎民族社會史》等論文。此外，任職於西南聯大的陶雲逵、雲南大學的田汝康、李有義、費孝通、金陵大學的柯象峯、燕京大學的林耀華等也組織人員進行民族調查，撰寫了不少有關少數民族的調查報告和論文。如林耀華先後率考察隊到大小涼山彝族聚居區、西康北部、川康北部交界地區對分佈在這裏的彝族、康北藏族、嘉戎藏族進行調查，撰寫了調查報告《涼山彝家》《康北藏民的社會狀況》《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川康嘉戎的家族與婚姻》等論文。雲南大學的田汝康撰有《芒市邊民的擺》，李有義通過對路南縣撒尼族地區的民族調查，撰寫了《漢夷雜區經濟》一書。

學者個人的民族調查。民國時期還有不少的學者獨自從事民族調查。1911年至1914年間，丁文江在西南地區進行地質調查的同時，對雲南、貴州和四川涼山地區的少數民族進行調查，發表了《貴州的土著民族》《雲南的土著人種》《四川會理的土著人種》等論文。1929年、1935年林惠祥曾兩次到臺灣調查，撰有《臺灣番族之原始文化》一書。1935年費孝通夫婦在金秀瑤山進行50餘日的民族調查，完成了《花籃瑤的社會組織》一書。1938年李安宅、於式玉夫婦到甘肅拉卜愣寺調查藏區，直到1941年才離開。李安宅據此次調查撰有《拉卜愣寺的僧官暨各級職員的類別》《黃河南親王與拉卜愣（附表)》《拉卜愣寺保護神——佛教象徵主義舉例》《薩迦派喇嘛教》《拉卜愣寺概況》《拉卜愣寺公開大會》《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西藏系佛教僧教育制度》和《喇嘛教育制度》等多種論著，對藏傳佛教重要寺廟拉卜愣寺的僧官制度、名稱、等級及其職能、一年之中各種宗教禮儀與活動所舉辦的僧衆大會進行剖析，分析了佛教僧侶教育的結構系統、學位等級和運行機制。俞湘文參加國民政府教育部組織的拉卜愣巡迴施教工作時，深入到甘南藏區藏族家庭進行調查，結合文獻資料撰寫了《西北遊牧藏區之社會調查》一書，對遊牧藏族聚居區的歷史沿革、地理概況、政治、家庭組織、人口、經濟、教育、衛生、宗教信仰及生活習慣等進行了全面的敘述分析。

二、有關少數民族歷史文獻的整理與初步研究

民國時期學者有關少數民族文獻的蒐集與初步整理研究，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有關傳世的少數民族歷史文獻的輯佚、彙編、校勘、考釋，二是對調查所得的少數民族文獻進行系統整理研究，三是對有關少數民族碑銘的譯釋，四是對域外有關中國少數民族史料進行編譯。

1.有關傳世少數民族歷史文獻的整理研究

民國時期，王國維、金毓黻、馮家昇、傅樂煥、王仁俊、黃任恆、羅福頤、張元濟、陳漢章、吳豐培、金梁等諸位都對有關少數民族歷史的傳世文獻進行過整理研究。關於蒙古文獻的整理，王國維著有《蒙古史料校注四種》（《蒙韃備錄箋證》《黑韃事略箋證》《聖武親征錄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是整理研究蒙古史料的代表性作品。他不僅對這四種書籍進行文字校勘，而且對其中所涉及的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制度、風俗還進行了深入的考證，糾正了前人認識上的錯誤。如關於《蒙韃備錄》的作者，他通過考證認爲是趙珙而非原題的孟珙。學者們普遍認爲《蒙古史料校注四種》是蒙古史研究的力作。此外，沈曾植、張爾田註釋整理了文津閣漢譯本《蒙古源流》，後以《蒙古源流箋證》之名刊行。

在遼金文獻的蒐集整理方面，金毓黻做出了艱辛的努力。他於20世紀30年代主編的《遼海叢書》，分專著、雜誌、文徵三類彙集東北先賢著作、地方誌、歷代記述東北史地的文獻，以及當代學者研究東北史地的著作，共出版10集83種，內容洋洋大觀。其中有不少關於東北少數民族歷史的文獻，如《遼小史》《金小史》《渤海國記》《松漠紀聞》等，保存了東北地區珍貴的民族文獻。他還撰有《遼東文獻徵略》。馮家昇、傅樂煥、王仁俊、黃任恆、羅福頤等主要對《遼史》進行校勘、補遺、研究，並對遼代文獻進行蒐集。馮家昇撰有《遼史初校》《〈遼史）〈金史〉〈新舊五代史〉互證舉例》，羅繼祖撰有《遼史校勘記》，張元濟撰有《遼史校勘記》（稿本），傅樂煥撰有《遼史覆文舉例》《宋遼聘使表稿》，王仁俊撰有《遼史藝文志補證》，陳漢章編有《遼史索引》，羅福頤撰有《遼文續拾》《遼文續拾補遺》《滿洲金石志》，黃任恆著有《遼痕五種》，包括《遼代紀年表》《遼代文學考》《遼文補錄》《遼代金石錄》《補遼史藝文志》。

在西夏文獻的整理方面，目前所見有羅福成撰《西夏國書類編》《(北平圖書館）館藏西夏文經典目錄考略》，羅福襲撰《西夏國書略說》，羅福襲、羅福頤撰《宋史夏國傳集註》，羅振玉刊印《番漢合時掌中珠》《音同》等著作。

關於滿族文獻，20世紀初期金梁曾組織人員翻譯瀋陽故宮崇謨閣所藏的《滿文老檔》，後以《滿洲老檔祕錄》爲題刊出部分譯稿，後改稱《滿洲祕錄》。繼金梁之後，鮑奉寬、齊增桂、張玉全和李德啓等對康熙至宣統年間的《滿文起居注》《滿文黃冊》以及軍機處檔簿、內務府檔案、內閣大庫發現的《滿文老檔》及《滿文木牌》等文獻進行整理研究。李德啓編輯了《滿文書籍聯合目錄》。

關於藏族文獻的整理，吳豐培在《禹貢》半月刊上發表了《西藏圖笈錄》，先後出版了《清代西藏史料》第一輯、《清季籌藏奏牘》等。

2.有關調查所得少數民族文獻的整理

民國時期的學者除對傳世少數民族歷史文獻進行系統的整理外，在進行民族調查的同時，也注意整理調查所得的少數民族文獻。在彝族文獻的整理方面，丁文江在彝族經師羅文筆的幫助下翻譯、整理出《爨文叢刊》，彙集了《千歲衙碑紀》《說文（宇宙源湔》《帝王世紀（人類歷史)》《獻酒經》《解冤經上卷》《解冤經下卷》《天路指明》《權神經》《夷人做道場用經》《玄通大書》《武定羅婺夷佔吉凶書》等十一種彝文經典，約十餘萬字，包含了川黔滇彝族的重要文獻。20世紀80年代，嶺光電、張興、唐承宗等與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彝族歷史文獻編譯組協作，對這套叢書進行了增訂工作，出版了《增訂爨文叢刊》。[12]

楊仲鴻、方國瑜、李霖燦對調查所得納西族東巴經進行了整理。楊仲鴻在東巴族經師和華亭的幫助下撰寫了《麼些文多巴字及哥巴漢字譯字典》（稿本）。方國瑜在東巴經師幫助下編成《麼些文字彙》，用國際音標爲東巴文標音，以漢文解釋東巴文的文義，並分析其結構。他還對東巴經進行分類編目，對納西族的摩崖、喇嘛文墓碑、滇西北第一大碑“石鼓碣”進行考證研究，寫有“奇文摩崖”“石鼓碑記”等雜記。李霖燦從1939年在麗江從事四年的民族調查，學習東巴文、東巴經，蒐集、翻譯整理東巴經典，1944年編成了《麼些象形文字字典》，1946年完成了《麼些標音文字字典》。他還收集了納西象形文字經典一千二百三十餘冊，標音文字經典三冊，譯註了二十餘部納西象形文字及標音文字經典。後將譯註的部分東巴經輯爲《麼些經典譯註六種》（1957年出版)、《麼些經典譯註九種》（1978年出版）。這些調查和整理研究對保存、研究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有突出的貢獻。

民國時期的學者還蒐集整理了一批土司的家族譜，如方壯猷著有《雷波屏山沭川等縣土司家譜》《蠻夷司文等九土司家譜》，無畏撰有《德格土司世傳譯記》、陳秉淵著有《青海土司世系考》等。

3.有關少數民族碑刻資料的整理研究

有關少數民族石刻碑銘的考證、釋讀主要集中在古代突厥文碑銘與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碑銘等方面。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陸續發現了《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翁金碑》《塔拉斯碑〉《暾欲谷碑》《闕利啜碑》《磨延啜碑》《九姓回鶻可汗碑》《蘇吉碑》等突厥汗國與漠北迴紇汗國時期的突厥碑銘。其中《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一面爲突厥文、一面爲漢文，但兩種文字的內容無關，《九姓回鶻可汗碑》用突厥文、粟特文、漢文寫成。清末，中國學者沈曾植、李文田、三多、盛伯熙等，或爲《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九姓回鶻可汗碑》的漢文部分作跋，或進行著錄和解讀。民國時期，有學者開始對突厥碑銘突厥文部分進行整理研究。1935年韓儒林將德國人施德爾、英國人羅斯所譯突厥文《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轉譯成漢文，這三通碑銘的突厥文內容始爲國人所知。他所著《突厥文闕特勤碑譯註》包括三部分：闕特勤碑之發現及其研究之經過、突厥文闕特勤碑譯文、突厥文闕特勤碑註釋。其註釋部分廣泛地徵引史料和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對譯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職官、史實進行解釋，有助於讀者理解突厥碑銘和突厥歷史。他還撰有《讀闕特勤碑札記》一文，並翻譯了湯木森著《蒙古之突厥碑文導言》，爲學者們進一步瞭解突厥碑銘提供了便利。岑仲勉在韓儒林的基礎上對突厥文碑銘進行進一步的整理研究，1937年發表的《跋突厥文闕特勤碑》旨在補韓儒林譯註之不足。他對韓儒林譯註中未確定的有關人名、官名、地名、部族名進行考釋，並對有關詞彙的釋讀提出新的認識。1938年王靜如據蘭斯德《兩個回紇如尼文碑文》將《毗伽可汗碑》譯成漢文，並加以考證，名爲《突厥文回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譯釋》，對銘文中所涉及的重要內容如回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的事蹟、唐寧國公主之下嫁回紇，以及助唐安祿山之亂事蹟，以碑銘與兩唐書《回紇傳》相對照進行闡述；對碑銘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官職、紀年方法等也進行了考釋與研究。此外，朱延豐對《暾欲谷碑》進行系統的研究，撰有《突厥暾欲谷碑銘譯文箋證》一文，介紹了碑銘的發現經過和國外學者對其研究情況，且以銘文方位爲序予以翻譯，並結合新舊《唐書》的有關記載對銘文中涉及的史實進行考證。黃仲琴著有《闕特勤碑》《再談闕特勤碑》。

同時，羅福成、王靜如等則對女真文碑銘進行了整理研究。羅福成撰有《宴臺金源國書碑考》《宴臺金源國書碑釋文》二文；王靜如撰寫的《宴臺女真文進士題名碑初釋》一文，對羅福成文《宴臺金源國書碑釋文》所釋文字有所增益。《宴臺金源國書碑考》考證出碑銘爲女真進士題名碑，立於金哀宗正大元年六月，其文字爲女真小字。《宴臺金源國書碑釋文》，首先是對碑文女真字的漢字注音，次爲碑銘原文，再是漢語意譯。《宴臺女真文進士題名碑初釋》分三部分：引言、碑文譯釋及女真語之重造、結語，並附有英文摘要。其中，碑文譯釋及女真語之重造部分，則是對碑文進行的音譯、意譯，並根據《金史》對其意譯內容進行詳細的考證解釋，所謂女真語之重造是指用滿語重寫碑文。

羅福成、王靜如對遼代陵墓出土的哀冊也進行了考釋。羅福成所撰《道宗宣懿皇后哀冊文釋文》《道宗皇帝哀冊文釋文》《道宗皇帝及宣懿皇后哀冊篆蓋釋文》《興宗皇帝哀冊文釋文》《興宗仁懿皇后哀冊文釋文》等文，根據拓本或抄本照片將對用契丹小字撰寫的皇帝、皇后哀冊進行摹寫，並對其中少量的契丹小字進行考釋。王靜如則撰有《遼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國字哀冊初試》等。金毓黻編著有《遼陵石刻集錄》。

羅福成還對西夏文文獻進行整理研究，他所著《居庸關石刻》抄錄了居庸關石刻上的西夏文、漢文部分，並對西夏文做了註釋，所著《館藏西夏文經典目錄考略》將北平圖書館藏西夏文經典書名譯爲漢文。

有關民國時期少數民族文獻的整理研究，白壽彝對回族史料的整理研究也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其1945年出版的《鹹同滇變見聞錄》，彙集了杜文秀的起義資料，包括檄文、誓師文、佈告、管理軍政條例、書信、對聯、匾額、楹聯、批示、委牌、職官題名錄、親歷或親見事變者的記述、傳聞者的記述等，這些大多是民間傳抄之本和未經刊佈之作，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此外，民國時期的學者對域外有關中國少數民族的記載和論述也頗爲關注，如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沙畹著《西突厥史料》《馬可波羅行紀》等。張星烺所編輯的《中西交通史資料彙編》也收錄了域外關於中國少數民族記載的文字資料。

三、少數民族調查與文獻整理研究的意義

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調查和文獻整理研究，在20世紀民族史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就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而言，第一，積累了豐富的可信資料。調查者多數有留學西方的學術背景，普遍接受過人類學(民族學）的系統訓練，他們的調查都是按照現代民族學的調查規範進行的，撰寫的調查報告和學術論文，都詳細地記述了各少數民族的經濟生活、社會組織、婚姻習俗、生育制度、宗教信仰、語言文化、教育制度、居住條件、公共活動與娛樂、喪葬儀式等，還大量蒐集當地少數民族文物。所得資料多爲自己親歷親見，具有較高的可信度。隨着社會的發展，各少數民族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民國時期社會歷史調查所積累的資料尤顯珍貴。

第二，培養了民族學、民族史研究人才。參加民族調查的學者除了著名的民族學家外，還有青年學者和學生，他們通過調查實踐迅速成長起來，成爲20世紀後期民族史學研究的主力。他們追溯自己的學術發展道路時，都會提到這一時期所從事的民族調查。如著名民族學家谷苞曾說，在雲南大學跟隨費孝通從事社會調查奠定了其從事民族學研究的基礎，對其一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13]

第三，爲20世紀後期民族史學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基礎。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民族史學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其中馬長壽、方國瑜、林耀華、費孝通、李有義、黃現墦、江應樑、谷苞等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推動了民族史學的繁榮。他們在民國時期所從事的民族調查爲其新成就的取得奠定了基礎。如費孝通論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形成時，指出：“我總覺得一個人的思想觀念是在接觸實際中醞釀和形成的，理論離不開實踐。我這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935年廣西大瑤山的實地調查。”[14]說明這一創造性理論的基礎植根於民國時期的民族調查。

還應該提到的是，在新中國開展的大規模少數民族歷史調查和民族識別中，民國時期的調查者發揮了重要作用。如費孝通、黃現墦爲1951年6月中央民族訪問團中南訪問團廣西分團正、副團長，深入廣西少數民族地區慰問和調查；1956年8月，黃現墦參與組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並任副組長兼壯族組組長；1956年至1961年李有義深入到西藏和四川藏區進行民族調查。

綜上所述，民國時期有關少數民族歷史文獻的整理研究儘管還處於起步階段，但己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爲20世紀後期少數民族歷史文獻整理研究的全面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如20世紀後期有關古代突厥碑銘的整理研究早已超越了韓儒林等人，但他們卻有篳路藍縷之功，後世學者對此有充分的共識。耿世民論及突厥碑銘的研究歷程時指出：“我國學者韓儒林、岑仲勉等人也對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做出了貢獻。”[15]劉鳳翥、於寶林論及契丹文字研究概況時，認爲王靜如、羅福成等是契丹文字研究的開拓者，爲後來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礎，還認爲金毓黻的《遼陵石刻集錄》成爲中外契丹文字研究者必備的參考書。[16]又如白壽彝20世紀50年代編輯出版的四冊《回民起義》資料，爲研究回民的反清起義提供了大量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而這部書是以《鹹同滇變見聞錄》爲基礎擴充而成的。這表明，20世紀有關少數民族文獻的整理研究，民國時期的學者做出了傑出貢獻。

按，作者趙梅春（1964—），女，湖南邵東人，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史學史研究。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中國通史撰述與20世紀中國史學研究”成果，原載《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圖片來源，網絡。原文註腳已刪除，爲便於讀者瞭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別說明之處，正文中用“[1][2][3]”等字樣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