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靖政策是英國在新興的帝國主義進攻面前所採取的一種“調整與懷柔”策略。它以維護既得利益和霸權爲宗旨，以損人利己爲原則，並於1937年張伯倫主政後真正登上英國曆史舞臺。綏靖政策的出臺有深刻的社會政治，歷史背景，它對當代國際政治外交留下深重的思考。

本文就英國推行綏靖政策的歷史動因作一簡要分析，並探討其深刻啓示，以求教於方家。

一、歷史動因

縱觀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國際政治氛圍，尤其是英國社會背景，綏靖政策的推行並非偶然，它是多種因素的總和。

1.經濟衰敗的後作用

經濟是一個國家的生命，經濟決定政治；衰敗的經濟無疑是英國推行綏靖政策的歷史動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經濟一片蕭條，即使是戰勝國的英國，直接損失達120億英鎊，同時造成大量勞動力的喪失。1921年起，英國的失業人數以每年120萬人左右的速度直線上升；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英國工業生產僅佔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9%，金融霸主地位岌岌可危；1932年，英國工業生產指數比1929年下降了23%，其中生鐵，鋼的生產減少了一半，造船業減少88%，機器製造減產1/3，外貿額縮減了一半以上，失業者達工人總數的22%[1] ，顯而易見，英國經濟已是衰敗不堪，日落西山！

面對嚴重的經濟困境，英國政府不得不從迫切的內政問題出發，致力於經濟恢復工作。然而，這卻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對軍備力量的鞏固。1919年，英國戰時內閣規定:“作爲經濟節約運動的一部分，各軍事部門在編制預算時應根據這個假定'不列顛帝國在今後十年內不會進行任何大戰，不需派出遠征軍'”。“十年無大戰”的規定，還加上一天天地往前推算，直到1932年還在生效。因爲統治當局堅持認爲“財政和經濟危險是國家必須對待的最嚴重，最急迫的危險，其它必須讓位，必須等待” ；他們甚至覺得憑英國現有的軍備力量，尤其是一支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足以應付任規模的戰爭。因此，軍事上一直滿足於“1918年的技術”，軍費開支降到“嚴重的無法履行英國防衛義務的狀況”。

可想而知，嚴重的經濟困境對軍事實力的打擊是無以復加的。英國所採取的重經濟，輕軍事的變相調配，不僅沒有使經濟困境從“節約”中得到改變，甚至還引起了國內政局的動盪，國內反抗鬥爭此起彼伏，罷工浪潮洶湧澎湃。同時，它還造成了內閣的頻繁交替。在張伯倫上臺前的不到15年時間內，出現了一連串走馬燈式的政權更迭的奇怪現象，這就很難指望政府在法西斯面前實行一種連續和堅定的政策。相反，他們拒絕以任何方式認真考慮戰爭問題。英國公黨領袖艾德禮曾宣稱“我們決不同意把使用武力作爲執行政策的手段。”這無疑對以後希特勒德國的武力威脅只能“息事寧人”，“妥協退讓”，進而爲綏靖埋下了禍根。

2.反戰求和的社會思潮

如果探究一戰給人類帶來的最深切的啓迪，不妨說是對“反戰求和”的熱切渴望。英國在一戰中直接參戰600萬人，傷亡244萬，戰爭雙方開支達1800億美元，無數城鎮化爲廢墟，各國財政一片蕭條。“可怕的戰爭大屠殺幾乎影響到全國所有家庭”，它對英國人傳統的心安理得，高枕無憂的社會心理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人們對戰爭表示出十分的反感和厭倦，並進而對戰爭帶來的災難表示恐懼，形成一股強大的反戰求和的社會思潮。

據悉，戰後英國出現了許多頗具影響的“不再戰運動聯合會”和最大的“和平誓約協會”等和平主義組織，和平主義運動風起雲湧。他們宣稱“一切戰爭都是錯誤的，任何國家以任何方式訴諸武力都違揹人類精神上的和諧與理智”，呼籲“拒絕支持或效力於任何付諸武力的政府所從事的戰爭。” 甚至宣稱“放棄侵略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放棄防衛。”

1936年，英國和平主義組織進行了民意測驗，90%的人拒絕參戰，反戰求和思想深入人心。然而，和平主義者鼓吹和議，呼籲太平的同時，卻消極地宣揚戰爭的殘酷性和破壞性，詛咒戰爭，詆譭軍備，不僅模糊了人們對國際形勢的認識，而且使人們混淆了戰爭的正義性和非正義性，解除了人們對戰爭的警覺。一味反戰的社會情緒，很大程度上爲政府參戰製造了輿論壓力，制約了政府的決策。

面對“社會太平”的反戰求和思潮，英國政府不得不進行對外策略的調整。他們認爲“戰爭是毫無意義的事情”，對於慕尼黑悲劇，英國首相張伯倫甚至相信“讓德國恢復國土就可以保持英德兩國長期友好和平穩定的關係，導致達成廣泛的協定，撫慰不滿意的國家，從而取得長治久安的和平”，並且宣稱“這是我們時代的和平”。這不僅反映了英國民衆狹隘樸素的“避戰求和”心理，也掩蓋了張伯倫害怕戰爭的心態，迎合綏靖需求。可以說，“反戰求和”的社會思潮正是英國統治階級推行綏靖主義的溫牀，更是英國推行綏靖政策的幌子！

3.特定的政治安排

英國統治階級的政治安排是對外策略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面對當時的國際社會背景，英國當局的政治安排也別有用心。

首先:扶德抑法，保持歐洲均勢。

“歐洲均勢”政策是英國傳統外交的核心之一，通過歐洲大陸德，法，俄的互相牽制，達到“實力均衡”。然而，一戰的爆發極大程度上改變了這一局面。戰後，《凡爾賽和約》奠定了法國在歐洲的霸權。法國擁有歐洲最強大的陸軍，建立起了以之爲中心包圍德國的小協約國體制。因而，法國成了英國最危險的競爭者。勞合·喬治曾強調說“法國是唯一可能給英國造成麻煩的國家”。因此，英國這時的均勢政策是要加強德國的實力與國際地位，從而在德法之間建立一種相互衝突又互制的關係，用以維護及加強英國在歐洲政局上的地位。爲此，英國一方面積極支持德國擴軍，毀約，以振興德國，恢復其大國地位；另一方面又迫使法國接受有利於德國的道威斯計劃，楊格計劃，從而防止出現一個“支配歐洲而同時支配海峽沿岸和低地國家的偌大軍事強國。”

作爲一個世界大國，“勢力均衡”的舊傳統和“光榮孤立”的影子使英國始終定位在充當歐洲的制衡者和仲裁人，扶德抑法成了英國當時對外政策的主題。丘吉爾也毫不避諱地說過:“英國的政策並不考慮企圖稱霸歐洲的國家究竟是哪個，它唯一關心的是，誰是最強大的，或是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們不怕別人說我們親法反德，如果情況改變，我們同樣會以親德反法”。可以看出，扶德抑法只是英國保持歐洲均勢的一種手段，通過均勢，它將更大程度上實現並保持歐洲霸權。

其次:以德反蘇，實現“禍水東引”

面對戰後新生的社會主義蘇聯的崛起，引起了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英國的深度恐懼:無產階級運動一旦席捲英國，資產階級必將面臨滅亡的境地。因此，積極反蘇反共也是英國當局不得不考慮的問題。鑑於德國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日益反蘇的趨向，德國成爲東方反蘇的第一防線，尤其是1939年德國積極東進的攻勢，令英國暗自慶幸:“作爲防止共產主義的屏障，納粹幫了歐洲一個大忙。”他們相信:“禍水東引”是摧垮無產階級的捷徑。如果把法西斯這股禍水引向社會主義蘇聯，使蘇德之間發生衝突，彼此在戰爭中兩敗俱傷，那麼英國的霸權和利益就能安然無恙，歐洲均勢將得到更大程度的鞏固。張伯倫自鳴得意，把《慕尼黑協定》吹噓爲“輝煌的勝利”，以爲“禍水東引”已告成功，從此“希特勒的行動將指向東方，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可能完全不捲入了”。對於三國軸心的成立，英國更是毫無警覺，因爲在他們看來，聯繫三國的紐帶是《反共產國際協定》，而反蘇反共正是英國所希望看到的。

出於嫁禍於人的初衷，英國自然對德百般縱容，綏靖便成了“放任”的代名詞。

再次:不戰而和，維護霸主權益

如果說“反戰求和”是一種和平的社會思潮，那麼，“不戰而和”則是上層建築一種僥倖的政治追求。一戰中，英國的損失是無以倫比的。戰爭還導致了社會的動盪，尤其是羣衆革命運動的發展。英國統治階級也不敢奢望戰爭會給他們帶來多大的好處，反而擔心戰爭會動搖他的霸主地位，不敢同侵略政策做針鋒相對的鬥爭。正如英國外交官斯特朗所言:“任何戰爭，無論我們是贏是輸，都將毀滅富裕的有閒階級，於是他們就要不惜一切代價求得和平。” 由此可見，對於統治階級本身而言，“和平”既迎合了社會思潮，又能維持霸主地位的穩定，它是一種漂亮的藉口。

當然，“不戰而和”作爲一種息事寧人的懷柔外交政策，通過避免戰爭，可以防止戰患的進一步摧殘。然而，他卻以犧牲弱小國家利益爲代價，助長了法西斯國家尤其是德國咄咄逼人的擴張態勢，以至達到不斷滿足侵略者擴張領土的慾望以求避戰的境地，這就是“綏靖政策”的主要表現。《慕尼黑協定》的簽訂，標誌着英國綏靖政策達到了頂峯，也爲英國在二戰中付出沉重的代價埋下了禍根。然而，張伯倫卻說:“我們對於現在所發生的事情，當然應該引以爲憾，但是我們決不可因此而離開正軌，我們應該記得，世界各國人民的願望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如果綏靖獲得成功，“就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控制歐洲，因而也不能向英國的全球霸權提出嚴重的挑戰。”

顯而易見，“不戰而和”作爲一種政治上的安排，更是一種維護霸權的手段。它一方面是保持地方平靜，熄滅戰爭；另一方面則是犧牲局部利益和他國利益，並以此爲條件而與德國達成政治交易，維護英國在歐洲的勢力與影響以及在全球的霸權地位。

綜上所述，正是因爲英國經濟實力的不濟和社會思潮的湧動及當局統治者的諸多考慮，英國推行“綏靖政策”成爲歷史的必然。當然，國際環境作爲一種不可忽視的“外部因素”也起了極其關鍵的作用，尤其是法西斯德國的迅速崛起和咄咄逼人的態勢，使英國深感力不從心，不得不妥協避讓。然而，也正是這多種因素的重合，歷史才走向了“綏靖”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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