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簡史

呂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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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簡史》是呂思勉先生史學代表性論著之一，完成於1939年，分上、下兩冊。

第三編 中古史

第三十六章 宋的制度和社會

宋代士大夫的風氣，亦和前代不同。宋人是講究氣節的。論事則好爲高遠之談，論人則每作誅心之論。這固然也有好處，然而容易失之迂闊，亦容易流於過刻。

宋代的兵制和北宋以前學校選舉之制，已見第三十一和三十四章。今再補述其餘的制度如下：

宋代的制度，都是沿襲唐代的。其取之於民的，共分五項：一爲公田之賦。二爲民田之賦，這都是田稅。三爲丁口之賦，是身稅。四爲城郭之賦，是宅稅和地稅。五爲雜變之賦，亦謂之沿納，是唐行兩稅之後，復於兩稅之外，折取他物，而後遂變爲常賦的。凡此種種，其取之都用兩稅之法，於夏、秋分兩次交納。宋代病民的，不在於稅而在於役。自王安石行青苗法後，元祐復行科差，紹聖再變爲僱役。自後差僱兩法並行。因欲行籤差之法，必須調查人民的資產。其中責令人民自行填報的，謂之“手實”。由官派人查軋的，則謂之“推排”。賣買田產時，將物力簿同時改正的，則謂之“推割”。諸法都難得公平，又難於得實，總是厲民之政。在中國法律上，官和人民交易，亦同人民和人民交易一樣，謂之“和”。所以和糴及和買，本應確守私法上的原則。然而其後，都有短給和遲給的，甚或竟不給錢，而所糴所買，遂變爲賦稅。這亦是厲民之政。宋代貨郎圖

在中國法律上，官和人民交易，亦同人民和人民交易一樣，謂之“和”。

兩稅以外的賦稅，都起於唐中葉以後。因其時藩鎮擅土，中央的收入減少，不得不求之於此。宋代養兵太多，遂沿而未改。其中最重要的是鹽稅。其法起於唐之劉晏。借民製鹽，而免其徭役，謂之竈戶，亦稱亭戶。在劉晏時，還是行就場徵稅之法。一稅之後，任其所之。後來漸變爲官賣。又或招商承買，則謂之通商。茶法，亦起於唐中葉之後。製茶的人，謂之園戶。歲輸定額的茶，以代賦稅。其餘悉數由官收買。官買茶的價錢，都是先給的，謂之“本錢”。於江陵、真州、海州、漢陽軍、無爲軍、蘄州的蘄口⑴，設立榷貨務六處。除淮南十三場外，其餘的茶，都運到這六榷貨務，由官發賣⑵。酒：州郡都置務官釀。縣、鎮、鄉、閭，則聽民釀而收其稅。坑冶：官辦的置監、冶、場、務等機關，民辦的，則按一定分數，“中賣”於官。商稅，起於唐代的藩鎮，而宋因之。州縣各置收稅的機關，名之爲務。稅分過稅和住稅兩種。過稅取百分之二，住稅取百分之三。所稅的物品和其稅額，各處並不一律。照例都應得榜示出來，然而實際能否一一榜示，榜示之後，能否確實遵守，就很難言之了。這實在也是厲民之政，和清代的厘金無異。宋代還有一種借官賣以省漕運的辦法，是爲“入邊”和“入中”。其法：令商人入芻粟於邊，或入現錢及金帛於京師榷貨務。官給以鈔，令其到指定的地方，支取貨物。其初只解池的鹽⑶，用此辦法，爲陝西沿邊之備。後來東南茶鹽和榷貨務的緡錢，都許商人指射，謂之三說⑷。更益以犀、象、香藥，則謂之四說。在實物經濟時代，運輸貨物，本是件最困難的事。如此，既省行政上的麻煩，又省轉運時的弊竇，本是個好法子。但官吏和商人，通同作弊，把商人所入的芻粟，高抬其價，謂之“虛估”，而官物遂不免虛耗。又且入芻粟的土人，並不會做鹽茶等買賣，得鈔都是賣給商人或京師的交引鋪，他們都要抑勒鈔價，實際入芻粟的並無利益，羣情遂不踊躍，邊備仍不充實。後來乃令商人專以現錢買茶，官亦以現錢買芻粟。於是茶不爲邊備所需，而通商之議起。通商之議既起，乃停給茶戶本錢，但計曏者所得的息錢，取之茶戶，而聽其與商人賣買。到蔡京出來，又變茶法。由官制長引、短引，賣給商人。商人有此引的，即許其向茶戶買茶。如此，便只是一種買茶的許可證了。後來淮浙之鹽，亦用此法，爲後世所沿襲。南渡之後，地方削小，而費用增廣。鹽茶等利，較北宋都有所增加。又有所謂經總制錢、板賬錢等。系將各種雜稅，或某種賦稅上增取之數，以及其他不正當的收入湊起來的。其厲民更甚。

宋代的人民是很爲困苦的。因爲唐中葉以後，武人擅土，苛稅繁興，又好用其親信做地方官或稅收官吏之故。宋興，此等苛稅，多所捐除，然而仍不能盡。至於豪強兼併，則自天寶以來，本未有抑強扶弱的政令，加以長期的擾亂，自然更爲厲害了。所以宋代的平民，其受剝削特甚。當時民間借貸，自春徂秋，出息逾倍⑸。而且各種東西，都可以取去抵債⑹。折算之間，窮人自然格外喫虧了。當時司馬光上疏，訴說農民的疾苦，曾有這幾句話：

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谷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更有何可生之路耳⑺。

可謂哀切極了。王安石所以要推行青苗法，其主意，就是爲防止民間的高利貸。然而以官吏辦借貸之事，總是無以善其後的。所以其法亦不能行。在宋代，得人民自助之意，可以補助行政的，有兩件事：其一是社倉。社倉之法創於朱子。其以社爲範圍，俾人民易受其益，而且易於感覺興味，便於管理監督，和義倉之法同。而在平時可兼營借貸，則又得青苗法之意。其二是義役。義役是南宋時起於處州的松陽縣的⑻。因爲役事不能分割，所以負擔不得平均。乃由衆出田穀，以助應役之家。此兩法若能推行盡利，確於人民很有益處，而惜乎其都未能。南渡之後，兩浙腴田，多落勢家之手，收租很重。末年，賈似道當國，乃把賤價強買爲官田，即以私租爲稅額。田主固然破家者衆，而私租額重而納輕，官租額重而納重，農民的受害更深。南宋亡後，雖其厲民之政，亦成過去。然而江南田租之重，則迄未嘗改。明太祖下平江。惡其民爲張士誠守，又即以私租爲官賦。江南田賦之重，就甲於天下。後來雖屢經減削，直到現在，重於他處，還是倍蓰不止。兼併之爲禍，可以謂之烈了。

宋代士大夫的風氣，亦和前代不同。宋人是講究氣節的。這固然是晚唐、五代以來，嗜利全軀的一個反動，而亦和其學術有關係。宋朝人的議論，是喜歡徹底的，亦是偏於理論的。所以論事則好爲高遠之談，論人則每作誅心之論。這固然也有好處，然而容易失之迂闊，亦容易流於過刻。而好名而激於意氣，則又容易流爲黨爭。自遼人強盛以來，而金，而元，相繼興起，宋人迭受外力的壓迫，其心理亦易流於偏狹。所以當國事緊急之時，激烈的人，往往發爲“只論是非，不論利害”、“寧爲玉碎，毋爲瓦全”的議論。這固然足以表示正義，而且也是民族性應有的表現。然而不察事勢，好爲高論，有時亦足以僨事。而此等風氣既成之後，野心之家，又往往藉此以立名，而實置國家之利害於不顧，則其流弊更大。此亦不可以不知。

⑴真州，今江蘇儀徵縣。海州，今江蘇東海縣。漢陽軍，今湖北漢陽縣。無爲軍，今安徽無爲縣。蘄州，今湖北蘄春縣。

⑵京師亦有榷貨務，但只主給鈔而不積茶。

⑶解州，安邑兩池所產的鹽。解州，今山西解縣。安邑，今山西安邑縣。

⑷說即今兌換的兌字。

⑸太宗時嘗禁之。見《宋史·食貨志》。

⑹見《宋史·陳舜俞傳》。

⑺亦見《宋史·食貨志》。

⑻今浙江松陽縣。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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