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講求學爲政本，修身成聖。這也讓古代政治倫理形成了共識，制度建設本來就是次要的，而監察制度是次要中的次要。表面上看，監察形式繁多，卻無不被套上了長短不一的索套，很難靠近現代監察的本質。

黃宗羲

大思想家黃宗羲有個觀點，叫“積累莫返之害”，指的是歷代稅賦每改一次，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歷史學家秦暉將其總結爲“黃宗羲定律”。在政治領域，很多制度的演變與此類似。比如，朝廷派出監察官，過段時間，監察官尾大不掉甚至變成行政官，馬上啓動改革，又派出了新名字的監察官。歸根到底，是一種信任和控制之間的彈性調整。

看不見的索套

一開始，秦始皇心中就有個小九九：誰對我的權力最有威脅，我就針對誰。顯然，丞相就是這個潛在的危險對象。

爲了限制相權，秦始皇設立了御史大夫這個官。但運行一段時間後，發現這樣下去恐怕更危險，可以監察百官的御史大夫權力大起來自己都控制不住，乾脆閒置。

漢文帝比較聰明，表面上常設御史大夫，但別出心裁設立了丞相使，對“不奉法”的御史們進行監督。這一招在於制衡：御史可以監察丞相，丞相也有辦法監察御史。到後來，漢武帝又發明了個更厲害的職務，叫司隸校尉，管首都範圍的監察。當朝丞相公孫賀，就因枉法被司隸校尉拿下。

一來二去，皇帝發現司隸校尉級別不高，卻很好用，索性廢除了丞相使，使司隸校尉獲得更大的權勢。順便還把御史大夫改了個更柔性的名字——司空。這時的司隸校尉常常扮豬喫老虎，劾奏三公等尊官，故爲百僚所畏憚。

其實，司隸校尉的威權，全靠皇帝的支持、信任，得到皇帝的寵信，其權威足以壓百官，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就成了百官攻擊的焦點。成帝時的司隸校尉涓勳就被丞相陰察其過，弄下了臺。

同樣，北宋開封府也是神一般的存在。除了正常的行政活動，還被賦予了糾察在京刑獄司職能，可以隨時去御史臺、大理寺甚至軍隊這些地方抽查案卷，所以包拯很多時候都在平反這些機構炮製出來的冤假錯案。

有效的制衡，似乎讓任何一方的權力都不能絕對膨脹。到了元朝，皇帝就特別喜歡“發動下屬鬥下屬”，故意製造御史臺和中書省之間的爭鬥。這也是得了當年武則天的真傳，她就專設了右肅政臺來主管地方監察，使其和察京師百官及軍旅的左臺達成某種平衡。

清朝則大刀闊斧進行了合署辦公，把六科給事中併入都察院。對外是說要提高監察效能，真實目的卻是“規範”給事中的權力運作。這樣，六科給事中的人財物全部歸都察院管了，自然沒有了明朝那樣的權力，爲了補償他們，級別倒是給升成了五品。

一些被稱爲雄才大略的君主，總覺得自己的索套伸出去，就能夠完全掌控繩子那頭的人。其實也不見得，和珅執掌朝政二十餘年，不僅打擊彈劾自己貪污腐敗罪行的御史，還把持御史的選任大權，乾隆帝也沒更多的辦法。

當個監察官不容易

除了外部制衡，歷代也喜歡在監察系統的內部建設上下功夫，形成了一種當監察官不易的共識，對監察官的選拔任用、履職要求都具有積極意義，對後世影響很大。

元代寫《潼關懷古》那個監察御史張養浩就寫過一本《風憲忠告》：“中外之官，莫難於風憲，莫危於風憲。曷謂難？人之所趨者不敢趨，人之所樂者不敢樂，人之所私者不敢私。”意思是私心私念人人都有，但身爲監察官員，就要有崇高理想，杜絕安逸享樂、奢靡生活。

中國古代監察官出巡場景。

歷代對監察官的出身都有着極高要求，隋唐開科舉後，科舉身份是監察官的大前提。如宋朝的臺諫官90%以上有進士身份，南宋時期即使偶爾有非進士者出任憲官，也須先“特賜同進士出身”。還有一點是，官二代便不能幹監察官。

司馬光認爲，選拔監察官員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視名節，再次則曉知治體。因爲監察工作講究方式方法，初出茅廬的愣頭青肯定不行。唐時，御史必須要有基層工作經驗，即地方州縣任過職。宋朝更嚴一點，光有基層經驗不行，還要主政一縣的經歷，宋孝宗甚至規定要幹過兩任縣令。

即使當上了監察官，如辦理案件與本人或其親屬之間有利害關係，也要回避。宋代《慶元條法事類》對工作時間也有規定，地方監察官巡歷所管區域，無公事者不得住過三日。

金代更狠，爲防止結黨營私，一度禁止監察官與其他官員非公事交往。這樣過分的規定很快反彈，最終也是不了了之。

大家覺得，監察官負責糾彈百官，在操行上理應成爲表率，若其執法犯法自然要被加重處罰。明朝就在法律裏面規定了，御史犯法罪加三等。

規定是規定，好不好用需要在現實中論證。這不，嘉靖三十九年，都御史鄢懋卿巡行浙江，一路上搜颳了大量民財。眼看就要到淳安縣時，縣令海瑞寫了一封信罵他，讓那個鄢懋卿繞道走了。看來作爲御史，再怎麼還是有點羞恥心的。

另外，對監察官失察不報也有責任規定，即發現不了問題也是失職。漢桓帝時，長吏贓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以縱避爲罪。宋時規定，御史每月必須上奏一次，稱“月課”，御史上任後十旬以上沒有任何糾舉行動的，要受“辱臺之罰”。

加減法之爭

在古代，監察的理念和行動都在不斷加強，但大多是通過頻繁建立新的監察機構來代替舊機構。比如唐朝開元二十一年之前，朝廷派出使者就有巡察、按察、廉察、巡撫等十餘種名目。名稱的不確定，說明朝廷心中沒有底氣。

喜歡制度建設的宋朝摸索出一套橫向到邊的監察網絡，讓任何官吏都處於監督之中。尤其是宋神宗，認爲強化對監司的監督，需要新的機構——廉訪司。設立廉訪司的根本目的是分轉運、提刑之權，用了一批很聽話的年輕人，以便推行新法。但反對變法的那些人就不幹了，紛紛指責：小官新進，憑恃勢要，州縣畏之，過於監司。

通過熙寧變法的殘酷鬥爭，大家意識到這樣的層層覆蓋，永無休止，似乎不是好辦法。同樣支持變法的宋哲宗準備再設立新的監察機構來對付監司時，遭到朝臣極力反對。普遍的意見是：疊加新的監察機構會妨礙監司正常履職，使其形同虛設。最終，皇帝籌劃的“三年一遣郎官御史察訪監司”胎死腹中。

不過，減法的意識進入元朝立即又遭到摒棄，元朝皇帝換口味了，致力於要搞一套一層覆一層的縱向監察網絡。於是，元朝本就有了監察御史投身於地方，還又設立並行的肅政廉訪司幹同樣的活。這和明朝的鋪牀疊被殊途同歸——皇帝藉助耳目加強對地方控制的慾望逐一被滿足，這也是後來錦衣衛、東西廠設立的根源。

清代雍正年間巡臺御史巡視吏治的場面。

清初，本來想繼續沿用明代的巡按制度。但當時出任巡按御史的主要是漢人，而巡視對象則是擔任地方官員的滿蒙貴族。因此，巡按廢遣之爭，表面是“省經費”“貪瀆”而起，實際牽涉滿族官員的特殊利益。

監察理念的改變，是各個朝代不斷嘗試和調整的產物，由於出發點和決心的不同，往往也呈現出大相徑庭的效果。總的來說，由於中央集權的增加，縱使有機構疊加，到了王朝末世，實際上反而讓監察力度不斷弱化和缺位。

比如，在五代十國這樣的戰亂年代，舊的監察官職能已經轉化或喪失，朝廷無暇顧及。這種缺位往往會延續到新朝的建立。

（來源：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