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之子周海嬰，一位了不起的攝影家！
80年前的今天，55歲的魯迅先生在上海因肺病醫治無效去世。
魯迅全家福
魯迅去世第二天，天津《大公報》發表了他的遺囑，有一條是寫給他兒子周海嬰的：“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海嬰六個月，1930年3月23日，上海”（扶周海嬰的是魯迅的手）
當時周海嬰只有7歲，不過長大後他也聽從了父親的建議，“做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他從北大核物理系畢業，成爲無線電專家；他沒有做空頭文學家，卻成了一位了不起的攝影家。
周海嬰從小對相機着迷，10歲開始拿起相機拍照，直到2011年去世，70年的攝影生涯中，周海嬰一共拍攝了2萬多張照片。
1950年，上海解放週年慶遊行。
1949年，上海霞飛坊，熟食小販。
1978，北京，巴金。
因爲他的特殊身份，周海嬰的影像裏有許多熱鬧但又私人的政治場景，因而成爲一個孤獨的見證者。這些與當下越來越具有距離感的影像，爲一個大時代的轉換時期，各種力量的博弈留下了視覺佐證。
1948年11月30日，周海嬰在華中輪上拍攝的馬敘倫（左）與郭沫若（右），這批從香港祕密北上的航船上的民主人士肖像，被稱爲中國新政協起航的影像“孤證”。
1949，瀋陽 李富春、沈鈞儒
1948年，香港迎接“新政協”的熱潮。周海嬰隨着母親與衆多愛國民主人士，乘船到北平籌建新中國政協。這一活動是對外嚴格保密的，沒有攝影記者跟隨。
1949年2月，李濟深將軍，瀋陽鐵路賓館
1949年2月25日，黃炎培在開往北平的火車餐車裏發表即興演講
那時周海嬰還不到20歲，他憑着年輕人特有的激情和敏銳，將鏡頭不失時機地瞄向了同行的共和國賢達。
“在甲板上，車廂中，會議間隙，沒有人會拒絕魯迅的公子爲他們拍照，沈鈞儒、黃炎培、馬敘倫、郭沫若、侯外廬……都算是海嬰的叔叔伯伯，他們看着他，如對族中的晚生。”（陳丹青）
1948，香港，母親。
1948，香港，郭沫若（左）、許廣平、侯外廬（右）。
1948年12月，華中輪抵達東北解放區丹東。左起：翦伯贊、馬敘倫、宦鄉、郭沫若、陳其尤、許廣平、馮裕芳、侯外廬、許寶駒、連貫、沈志遠、曹孟君、丘哲、當地中共領導人。
著名畫家陳丹青說他是：坦然面對所有人，純真地觀看。
798藝術總監朱其對他的評價更高：唯一能夠與之並列的同期攝影，是1948年至1949年間法國攝影師 佈列松 在中國拍攝的偉大作品。
1949年2月，北京飯店，三叔周建人、三嬸、堂妹周蕖。
1946年，上海萬國公墓，魯迅逝世10週年紀念。
1948，上海街頭
1956年，紹興，魯迅外婆家。
除了社會名流，他的鏡頭裏還有底層普通人的生活百態。
1949年，上海，家庭。
1949年，上海，弄堂女孩。
1949年，上海，膽量。
1949年，上海，打針。
周海嬰說：“我經歷過舊社會，對社情民意很敏感。我的照片中有解放前的難民和乞討者，也有解放後的所見所聞。我不爲‘獵奇’，只希望證明時事。”
1948，上海難民
在上世紀50年代拍攝的照片裏，周海嬰的街頭影像里民國景象和新中國景象共存。
1947，上海，民主人士。
1950年，上海，遊黃浦江。
1949年，上海，四姊妹。
“霞飛坊”附近的中產階級鄰居、親友同學和一些相熟的知識分子......
1949年，上海弄堂裏的修鎖匠。
1950年，上海，學扯鈴。
街頭難民和弄堂小販、傭工等底層人民也是他的拍攝對象。
1949年，蘇州河邊上海郵政總局。
五十年代上海人結婚場景
當時尚存的教堂婚禮、穿白孝衣的私人葬儀、鄰里的健美自練都成爲拍攝對象。他的照片與當時的主流宣傳符號有一種莫名的距離感。
1949年秋，北京天安門。
1949年2月，瀋陽，高蹺隊。
1950年，上海解放週年慶遊行。
他不是一個攝影家，但毫不遜色於任何一個專職攝影家。他的攝影，有我們從未見過的深層次的歷史。
1943年11月，上海，許廣平謄寫魯迅日記。
1947年，自拍照。
1949年，上海，袁雪芬。
其時，在去北大讀書之前，周海嬰一度想做攝影記者。爲了學習攝影技術，周海嬰經常參加上海攝影學會的活動和講座。因爲怕錯失機會，他練習目測距離，練習着不看相機就能快速旋轉鏡頭焦距到位....
1949年6月，濟南車站。
1948年，瀋陽故宮。
1949年，上海，淮海路發大水。
周海嬰的大兒子周令飛說：他反對擺拍，要求真東西，他不喜歡爲了拍照而去拍照。他不拍坐在那裏等待擺拍的人，而是等人動起來以後再拍，他喜歡這種感覺。
1949年，上海，弄堂鄰家。
2011年4月7日，周海嬰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但直到晚年，他也不敢確信自己的攝影是藝術。
1953年，周海嬰在拍照
做魯迅的兒子，難有作爲，無須作爲。臨終前的海嬰，竟是這樣地帶着一份自己的作品，迴向父親身邊。
—— 陳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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