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蔡輝

“十日晴。錄文稿一篇訖，約四千餘字，寄高一涵並函，由二弟持去。夜風。”這是魯迅於1919年3月10日，寫下的日記。

《魯迅全集》三次提及高一涵，他是陳獨秀的同鄉和好友，被視爲當時《新青年》的二號人物。1918年1月（4卷1號），周作人開始在《新青年》上發稿，到4卷5號，魯迅發表《狂人日記》，此後發表作品50餘篇。

魯迅不是北京大學正式教員，也非《新青年》編委，與陳獨秀、高一涵往來不多，成稿多託“二弟”（即周作人）帶去。

一般認爲，日記中的“文稿”即魯迅的第二篇白話小說《孔乙己》（魯迅在1912年寫過文言小說《懷舊》，發表在1913年的《小說月報》上），但《孔乙己》僅2600多字，加上附記，不到2800字，“四千餘字”從何而來？

對於《孔乙己》，評價紛紜。

成仿吾說：“作者前期中的《孔乙己》《藥》《明天》等作，都是勞而無功的作品，與一般庸俗之徒無異。”

葉公超也認爲：“魯迅的諷刺作品還有一點缺憾，就是雜耍的成分太多，如孔乙己的‘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孔乙己》是魯迅最滿意的一篇小說，他的學生孫伏園說：“譯者要先問原作者的意見，準備先譯原作者最喜歡的一篇，那麼據我所知道，魯迅先生也一定先薦《孔乙己》。”

看法不同是小說的魅力之一。《孔乙己》寫於104年前，如今又成網友的議論焦點，但閱讀也應進步，已澄清的種種誤解，不必再重複。

趙延年《孔乙己》插圖

孔乙己本姓孟？

《孔乙己》是名篇，相關研究頗多。據周作人《魯迅小說裏的人物》，孔乙己的原型是家鄉的“孟夫子”：

本來姓孟，大家叫他作孟夫子，他的本名因此失傳……他是一個破落大戶人家的子弟和窮讀書人的代表，著者用了他的故事差不多就寫出了這一羣人的末路。他讀過書，但終於沒有進學，又不會營生，以致窮得幾乎討飯。他替人家抄書，可是歡喜喝酒，有時候連書籍紙筆都賣掉了，窮極時混進書房裏去偷東西，被人抓住，硬說是“竊”書不能算偷，這些都是事實。他常到咸亨酒店來喫酒，可能住在近地，卻也始終沒人知道，後來他用蒲包墊着坐在地上，兩手撐了走路，也還來喫過酒，末了便不見了。魯迅在本家中間也見過類似的人物，不過只具一鱗一爪，沒有像他那麼整個那麼突出的，所以就描寫了他。

至於本家中“類似人物”，指“四七伯伯”周秉模，曾當幕友、師爺，擅書法，晚年嗜鴉片和酒，瘦得皮包骨，縮在破棉袍中凍死。

另有傳說稱，紹興某讀書人生計無着，穿長衫賣蔬菜（一說賣燒餅油條），恥於叫賣，別的小販喊“小白菜五分一斤”，便喊“亦然”，被譏爲“亦然先生”，“亦然先生”也曾“多乎哉？不多也”，似屬臆說。

魯迅曾寫道：“作家的取人爲模特兒，有兩法。一是專用一個人，言談舉動，不必說了，連微細的癖性，衣服的式樣，也不加改變……二是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從和作者相關的人們裏去找，是不能發見切合的了。”

顯然，孔乙己屬於“雜取種種人”。

小夥計有魯迅的影子

《孔乙己》發生在魯鎮，無此地，“咸亨酒店”實有。

周作人說：“這是一個小酒店，卻有雙間店面，坐南朝北，正對着魯迅故家新臺門的大門。這是周家的幾個人所開設，請了一個夥計一個徒弟照管着，但是不到兩年就關門了。”

孫伏園卻說：“‘咸亨酒店’卻是一個真店號，就在都昌坊口，作者故里的斜對門，我還見過多少回，大概至今還在，這種小規模的老字號是不大容易倒的。”

《孔乙己》用第一人稱，被視爲“匠心”，或屬過度解讀。當時白話小說技術不成熟，第一人稱易帶入，《狂人日記》便用第一人稱，較晦澀，《孔乙己》更流暢，日本學者竹內好認爲：“作爲小說家的魯迅正式完成的作品……應該要等到《孔乙己》的出現。”

《孔乙己》中的“我”有魯迅的影子。

小說中，“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鎮口的咸亨酒店裏當夥計，掌櫃說，樣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長衫主顧”。魯迅自己在十一二歲時，父親周伯宜患病，“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日本學者丸尾常喜在《人與鬼的糾葛：魯迅小說論析》中說：“關於父親的脾氣，魯迅則幾乎沒有說及。只是據周建人回憶，有一次父親突然無來由地大發脾氣，把飯碗和酒杯扔到窗外，而平日裏總是沉於自我苛責之中居多，臨死前也自言自語說‘呆子孫’。”

魯迅曾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爲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與小說中“掌櫃是一副兇臉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教人活潑不得”契合。

不想和林紓摻和

《孔乙己》發表時，附一段說明：

這一篇很拙的小說，還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時的意思，單在描寫社會上的或一種生活，請讀者看看，並沒有別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發表，卻已在這時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說盛行人身攻擊的時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讀者的思想跟他墮落：以爲小說是一種潑穢水的器具，裏面糟蹋的是誰。這實在是一件極可嘆可憐的事。所以我在此聲明，免得發生猜度，害了讀者的人格。

這是爲與林紓區別。

林紓寫文言小說《荊生》，稱皖人田其美（指陳獨秀，田姓出於陳姓，美即秀）、浙人金心異（指錢玄同，金即錢，異對同）、“不知其何許人”狄莫（指胡適，狄即胡，《論語》中有“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楊伯峻先生釋爲：君子對天下事，無親疏之分。莫、適相對）。三人遊山，醜詆孔子，“偉丈夫”荊生挺身而出，痛揍三人。

一說荊生即“經生”，林紓曾隨宗鶴拳祖師方世培習武，“被酒時時帶劍行”，荊生就是林紓。

一說荊生是軍閥徐樹錚，劉半農說：“衛道士的林紓先生卻要於作文反對之外，藉助於實力——就是他的‘荊生將軍’，而我們稱爲小徐的徐樹錚。”徐樹錚喜桐城派，他的心腹幕僚臧蔭松與林紓有往來。

林紓另有文言小說《妖夢》，提到“元緒公”，影射蔡元培，因杜預注《左傳》中有：“大蔡，大龜也，一言龜出蔡地，因以爲名。”《每日評論》回罵稱：“這竟是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門上畫烏龜的行徑了。”

孔乙己是一羣人

魯迅如此小心，說明《孔乙己》易被誤會成“諷刺林紓”。

1905年12月，清政府廢科舉，到《孔乙己》寫作時，已歷13年，大批傳統讀書人陷入赤貧，成“邊緣人”。在《退想齋日記》中，山西舉人劉大鵬抱怨：“學堂之害，良非淺鮮，自學堂設立以來，不但老師宿儒坐困家鄉，仰屋而嘆，即聰慧弟子，亦多棄儒而就商。”

1914年，58歲的劉大鵬實在找不到工作，在日記中寫道：“予因窮，厄於鄉，無一求食處，不得已而就煤窯之生涯。”

學堂替代私塾後，教育成本大增，普通家庭難以負擔。傳統讀書人中，富而年輕者或去城市發展，或成劣紳，魚肉鄉里。老而貧窮者謀生無門，鄉村識字率大降。鄉土世界既有尊師重教的傳統，也有鄙夷讀書人的傳統，世風推漲下，後者惡性膨脹。

丸尾常喜注意到，孔乙己很像魯迅家鄉目連戲中的“科場鬼”，每到節日，戲班深入鄉村，“科場鬼”描摹落魄讀書人的各種姿態，引鄉民發笑。

在《孔乙己》中，14次寫到“笑”，很多是“鬨笑”。鄉民故意問孔乙己“當真識字麼”，孔乙己不屑於回答，鄉民挖苦說：“你怎的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呢？”半個秀才指“佾生”，是童試未成但成績較好者，下次考試時可免縣試、府試。

嘲笑孔乙己，是爲表達對知識的鄙夷，以撫慰身份焦慮。而失去圈子的孔乙己只能配合這種戲弄，以免“無緣社會”，他躲在長衫、文言文、“竊書不算偷論”等背後，才能找到自己，才能支撐起卑微的自尊。

魯迅寫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羣人。

批評源於沒看懂

《孔乙己》問世不久，便被選入中學課本，但葉公超批評說：“魯迅的諷刺小說都不如他的抒情的成功，大概也是性情的關係。我感覺阿Q、孔乙己、木叔和愛姑等等都似乎是舊戲裏的角色，丑角的色彩尤其濃厚。”

葉公超犯了一個常見錯誤：把《孔乙己》看成諷刺小說。

唐弢先生將該誤會升華爲：“中國文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善變’，應時而變、應勢而變、應利而變，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對文人的身份缺乏最起碼的尊重和持守。”

“趨利避害”是成年人的通則，各社會羣體均擅長。這些議論完全脫離了魯迅的創作本意。

據曾秋士（即孫伏園）的《關於魯迅先生》：“我曾問先生，其中哪一篇最好，他說他最喜歡《孔乙己》，所以已經譯了外國文。我問它的好處。他說能於寥寥數頁之中，將社會對於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寫出來，諷刺又不很顯露，有大家的作風。”

《孔乙己》的主旨是寫“社會對於苦人的冷淡”，殺害孔乙己的兇手，一是未出場的丁舉人，一是“鬨笑”的看客們。葉公超顯然沒理解這一層，如果《孔乙己》只爲諷刺，魯迅豈不也成“鬨笑”的看客？

日本記者丸山昏迷早在1923年便指出：“（魯迅）作爲創作家同時又是社會改革家，他在其作品裏濃厚地表現出這種色彩，《孔乙己》等就是其中之一例。因爲他非難了許多中國人對於過去舊中國的留念，而把這種留念貶得一文不值。”

《孔乙己》的諷刺中寄寓着無限同情，想不到100年後，很多讀者反而讀不出這層意思。

勿忘《孔乙己》之美

成仿吾、葉公超等批評《孔乙己》，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它太簡單了”，人物漫畫化，難與歐洲小說比肩。

一方面，西方經典小說多聚焦城市生活，而當時農村佔中國人口比例的90%，鄉村社會舞臺小，自我呈現充滿戲劇性，這是時代的真實寫照，不能爲了寫作高級，便背離真實。

另一方面，正如學者王富仁所說：“成仿吾對魯迅描寫的中國社會人生還缺乏起碼的人生體驗，因而他也根本不瞭解這個世界。”深入分析中國城市生活中的複雜體驗，仍可見深厚的鄉土文化習慣、認知習慣、傳統觀念等的影響。《孔乙己》不簡單，其困境在今天仍有反思價值。

遺憾的是，對《孔乙己》的解讀多是社會的、政治的，而非審美的。

據學者苗順芳的《〈孔乙己〉教學史研究》，1956年第一部《語文教學大綱》，便將《孔乙己》的教學重點定位在：“孔乙己的善良、迂腐和好喫懶做，封建科舉制度對他的毒害，丁舉人的殘酷橫暴；作者諷刺像孔乙己這樣的知識分子的迂腐無能，同情他們的不幸遭遇；作品揭露封建文化毒害知識分子的罪惡；人物性格的描寫。”

上世紀80年代後，解讀多元化，但仍圍繞社會意義等展開，較少關注審美意味。

《孔乙己》是如何在諷刺與同情之間切換的？如何延續傳統白話小說的手法？如何描繪“反同情”？如何在如此短的篇幅中，層層鋪墊出悲劇感？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如何……凡此種種，介紹不多。

小說首先是美的，離開美去談時代意義、問題意識等，則種種誤讀，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