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日理萬機的主席親自給陝西漢中市政府寫信，詢問一位22年前犧牲的老戰友家屬的生活狀況，並叮囑當地領導一定要妥善安置烈士的後代。

這位烈士是誰呢？爲什麼在他犧牲22年後，主席仍然對其念念不忘？

他叫何挺穎，曾經是主席最親密的戰友和幫手，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何挺穎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何挺穎是陝西漢中南鄭縣人，其父何根山思想開放，辛亥革命後加入過同盟會，力求科學救國，因此，何挺穎也深受其父思想的影響，長大後考入了上海大同大學數學系，立志以科學報國。

然而，殘酷的現實卻如一盆冷水潑向這個熱血青年。1925年5月，上海爆發五卅運動，何挺穎深切感受到了各界民衆的反帝愛國熱情，但是，帝國主義冰冷的子彈，卻讓一個個愛國同胞倒在了血泊中，親身參與的何挺穎極爲憤慨，也引發了痛苦的反思。

何挺穎寫下了著名的《寄謝左明》：“南京路上聖血殷，百年侵華仇恨深。去休學者博士夢，願做革命一新兵。”何挺穎醒了，他知道在這樣的環境下，科學救國只不過是鏡花水月，於是，不顧老師和親友的反對，毅然投筆從戎。

北伐戰爭打響後，何挺穎受黨的派遣，來到國民政府警衛團擔任連指導員。大革命失敗後，何挺穎隨盧德銘的武漢警衛團參加了秋收起義，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第一連黨代表，被譽爲我軍“天字第一號”指導員。

大家可別小看這個連，這個連是秋收起義所有部隊中唯一沒有出現逃兵的連隊，連主席都欽佩不已，親自來找何挺穎“取經”。

因爲秋收起義的部隊由十支不同的武裝組成，其中有大量意志不堅定的舊軍閥，後來作戰接連失利，連起義總指揮盧德銘也犧牲了，部隊士氣非常低落，出現了很多逃兵。爲此，主席也焦慮不已，當得知何挺穎的連隊一個逃兵都沒有，趕緊過來向何挺穎詢問緣由。

何挺穎回答說：“這恐怕還得從部隊中的黨組織抓起，把組織的作用發揮出來，真正使黨成爲部隊的核心領導者，現在部隊中的黨支部太少了，沒有沉到基層去，依我看，連一級都應該把支部建立起來，班、排也要成立黨小組。”

主席對何挺穎的意見非常贊同，激動地說：“你講得太好了！我們應該擴大黨的基層組織，把支部建在連一級，軍中重大事項，都應經過黨支部來決定。我看，各級指導員也應換個名字，直接叫黨代表，建立黨代表制度，支部書記由黨代表擔任，在政治上負全責。”

1927年9月底，在何挺穎的協助和支持下，主席在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從而解決了“黨指揮槍”的問題，這對於今後指導工農武裝及中國革命有着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不久，何挺穎跟隨主席來到井岡山，繼續並肩作戰。1928年3月，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改編爲第二師，主席任師長，何挺穎任師委書記，即師黨代表，也就是後來的政委。這是主席一生中唯一一次擔任軍事指揮員的職務，而他的搭檔正是何挺穎。

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人民軍隊的建設中，何挺穎不斷爲主席出謀劃策，排憂解難，可以說，主席的軍隊建設思想，有很大一部分都應該歸功於何挺穎。

但遺憾的是，1929年1月24日，何挺穎在江西大庾縣遭遇敵人襲擊，身受重傷，由於戰事緊張沒有得到及時治療，第二天就不幸犧牲了，年僅24歲。

對於何挺穎的過早犧牲，主席深感痛惜，久久不能釋懷，幾十年後仍然沒有忘記這位老戰友，這纔有了文章開頭寫信關懷何挺穎家屬的故事。

後來，陝西著名作家陳忠實在參觀井岡山後，感慨地說：“我早已熟知在陝西關中和陝北鬧紅的劉志丹等先烈的名字，卻幾乎沒有聽說過何挺穎。在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初創時期，何挺穎和主席一起戰鬥，併成爲師級首長，如若不是英年早逝，該是怎樣舉足輕重的一位領導人物。”

歷史客棧作者：威廷根施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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