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朝开启青铜世代

青铜器时代，顾名思义，就是指人类从使用陶器与石器，步入以青铜器为主要工具的这段文化发展。

商晚期的祭祀用酒器四羊方尊

说到青铜器，大家或许第一个想到的是商周时期。其实，考古学家在公元前三千年前，位于甘肃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就已经发现了青铜制成的小刀。

而这些器具在铸成时，其实并不是我们现在博物馆里面看到那样，青青灰灰的颜色，而是铜元素本身，接近于金黄色的亮丽色泽。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暗淡，而且被称作“青铜”呢？是因为在制作的时候，红铜与锡，或是红铜与铅等元素合成的金属，在时间的考验下会被氧化，呈现出青灰色的蚀锈。

下回欣赏青铜器的时候，不妨稍微“脑补”这些器物原本的模样，那绝对是一派金光灿灿的盛世风光。

二里头绿松石镶嵌青铜兽面牌饰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大禹治水的传说，这位传说中的人物，开启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的“夏”朝，世袭制度也因此绵延中国历史四千年之久。《史记》里记录了夏朝从第一位君主禹，到最后一位君主桀之间，约四百年的历史；在河南出土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普遍被认为代表夏朝文明，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文字证据证，所以考古学界仍对夏朝的存在抱有疑虑。

从出土文物看来，被认为是夏朝的青铜器，类别稀少，且主要以小件的工具与礼器、兵器为主，造型简单，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原始。若要真正谈到青铜器的蓬勃发展，还是要看殷商时代。诞生于大约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商朝，完全可以说是辉煌的“青铜世代”。

关于商朝的起源，《诗经》里面有一段奇幻的故事。相传在远古时期，一位叫“简狄”的女孩在水中洗澡，不小心吃了玄鸟的蛋，意外怀孕。之后这个孩子被取名为契，他长大后，因为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分封于商地，成为商人的祖先。

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但还是可以从中提取几个关键信息：

第一，是夏商时期，实行分封功臣的封建制度；

第二，是商朝一开始是夏朝的旁支；

第三，是商人认为自己是玄鸟的后裔，因此信奉玄鸟的图腾崇拜。

商朝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文字记载的时代，也有更多更丰沛的出土发现。商朝在早期的时候，青铜器主要还是模仿陶器，比方器体的足部比较尖，像锥子一样。在纹饰方面，早期的青铜器线条还没有办法表现得太精细，常见的是用宽线和细线勾勒的“饕餮纹”与“龙虎人型纹”。

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

谈到这里，您可能想问了，什么是饕餮纹呢？

饕餮纹从史前时代就有，目前发现最早的饕餮纹，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上，并于商代和西周初期大量使用。视觉上看来，饕餮纹是一种抽象化图像，突出动物面部，形态狰狞，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其实宋朝以前，并没有饕餮纹这种说法，过去称之为“兽面纹”。兽面的形象各异，说法不一，不一定是哪种特定的动物。既然没有实体，只是想象，那为什么古人这么喜欢呢？学界有各种讨论，然而在更多的文物和证据出现以前，一切都还未有定论。

商朝早期因为连续的王位之争，不断迁都，一直到公元前1300年左右，有一位叫“盘庚”的君主，将都城迁移到“殷”这个地方，也就是现今河南省安阳市，才终于安定下来，奠定日后的繁荣发展，因此商朝文化也被称为“殷商文化”。

由于国家稳定了，铸造技术也有了变化与进步。青铜器的器壁，开始变厚，更为坚固，纹饰也开始变得精致复杂，并且出现多层花纹，甚至大量运用回纹衬底，例如雷纹、云纹等。

商代青铜兽面纹铙

除了在造型设计、花纹镂刻的工艺上有飞跃性的进步，商朝出土的青铜器种类，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青铜器身上也开始有铭文的出现。此外，商人特别注重祭祀，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求神问卜一番，所以在祭祀场合必不可少的酒器，数量众多。

接续而起的周朝，原先是商朝封国，也是最后一个完全实施封建制度的王朝。商朝的青铜器技术已经非常卓越，周朝在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上，也有更多新器型发展出来。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特征，最为人所知的就是长篇铭文的出现。先前我们提到青铜器上的铭文从商朝开始萌芽，但当时字数很少，甚至只有族徽之类的记号；然而西周以后，器身上出现的铭文有些甚至多达上百字，内容从祭祀祖先、训诫后人，到诸侯国之间的盟约等等，应有尽有，除了欣赏的价值，也让后世可以解读古人的各种重要信息。

现藏于台北故宫的毛公鼎

现藏于台北故宫的毛公鼎，即是西周宣王年间所铸造，是当今出土铭文最多的青铜器，鼎里面刻有多达32行、共500个字。

内容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周宣王即位初期想振兴朝政，就让自己的叔父“毛公”来处理政务，并给予毛公很多赏赐。毛公为了感谢周宣王，就铸造这个鼎来作为纪念，并成为传家之宝。

粗犷与细腻的结合 青铜器的千百样貌

春秋时期，楚庄王大举发动战争，一直打到洛水畔，离周天子所在的洛邑已经不远了。周天子很紧张，就派王孙姬满去试探楚王。楚王听说周天子有九个鼎，代表了正统的权力，于是故意问王孙，一个鼎到底有多重？王孙听出楚王隐藏在问题里面的野心，回答说：“一国的兴旺，关键在于仁德之心，而不在于鼎的重量。”楚王不满意这个答案，恐吓说：“你们的九个鼎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楚国把废弃的戟拿去锻造，也可以做出九个鼎。”但是王孙不怕楚王的威胁，勇敢回答：“周王室虽然衰微，但是天命仍在，代表王权的鼎，不是你可以过问的。”

王孙的气度果然令楚王无言以对，于是打消攻打周天子的念头。这个故事，记载在《左传》之中，是著名的成语，“问鼎中原”的由来。

鼎，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青铜礼器，是统治阶级用来“明尊卑，别上下”的权力标志。不过鼎在最一开始，只是烹煮食物的器具，从陶鼎转变到青铜鼎，最常见的是圆形鼎和方形鼎。

鼎一般由腹部、足部、耳部三部分组成。在锋利的铁器还没发明之前，古人在吃肉时，只能靠有限的工具，把牲畜肢解成很多大块，或直接整只烹煮，所以鼎的腹部体积一般都较大。鼎的足部形成生火的空间，耳部穿进棍子，用来搬运。

鼎从单纯的烹煮器具，到日后结合鬼神信仰，成为祭祀典礼上必不可少的祭器。而祭祀典礼通常只有统治阶级可以主持，因此鼎就渐渐有了象征“权力”的含义。加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烹调技术的进步，鼎逐渐脱离食器的原始功能，成为彰显社会阶级的礼器。

后母戊鼎

传说，九鼎是由夏朝的开国国君，禹，所主持铸造的。在我们这一集的开头，说到楚王问鼎的故事。而说到鼎的重量，我们不得不谈商朝时期的“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又称“司母戊鼎”，现藏于国家博物馆，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需要耗费大概1500公斤的青铜原料制成。鼎身雷纹为地，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

后母戊鼎的铭文

最一开始，郭若沫先生认为鼎腹内壁上，写的是“司母戊”的三个铭文。“司”是“祭司”的“司”。不过当时古老的中国文字，很多字是可以反着写的，我们从字形上来看，“司”与“后”是水平镜射的两个字，所以在商朝，他们是同一个字。经过当代学者的反复研究考证，决定将“司母戊”改为“后母戊”。“后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其中一位妻子妇妌，武丁在位时，商朝进入一个空前昌盛的时代，后世称为“武丁盛世”。这个巨大隆重的“后母戊鼎”，完全可以体现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盛世年华。

大克鼎

说到鼎，最近还有一件上了《国家宝藏》节目的“大克鼎”。大克鼎是上海博物馆的其中一件镇馆之宝，是青铜器转变期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在这座鼎上，看见周初以来的传统饕餮纹，已经开始变形，进入纹样的新时期，出色融合了当时图案及雕塑艺术的成就。

大克鼎的内壁还铸有28行，共290字的铭文，内容分为两段，第一段为一个叫“克”的贵族，赞扬自己的祖父协助周王室的功绩，第二段记录“克”自己受到周王的赏赐，感恩载德。

收藏大克鼎的上海博物馆，是收藏青铜器数量庞多的博物馆，总共有7000多件，常设展只展出了300多件，而且大多品质精美，体系完整，每个时代和区域的器形基本都有，丰富展示了青铜器的发展史，具有普及性。

子仲姜盘

还有一件春秋时期的子仲姜盘，也特别有意思。此盘是春秋时某官员为夫人“子仲姜”制作的爱情信物，浅浅的盘子里装饰了浮雕和立雕的各种水生生物，鱼、龟、蛙、水鸟一应俱全，俨然一副水生动物的聚会现场。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每个动物都可以360度旋转，当水注入之时，动物们游弋其间，是前所未有的绝妙创造，体现了这一时期极高的制作工艺水平。

子仲姜盘(局部）

青铜器也并非只能在博物馆看到，少量流传有序的器物也会在市场流通。佳士得在2017年3月在纽约排场，曾推出“宗器宝绘——藤田美术馆藏中国古代艺术珍品”，专场中四件青铜重器——青铜饕餮纹方尊、青铜饕餮纹方罍、青铜饕餮纹瓿、青铜羊觥，总共拍出1.25亿美元，使青铜器成为市场关注的一大焦点。

兮甲盘

2017年7月，西泠印社的春拍中，有件曾被人拿来烙饼的青铜器“兮甲盘”，以2.1亿人民币成交，位列全球艺术市场青铜记录第三位，在国内则是第一高价。

这件兮甲盘是私人藏品，在南宋时期出土，是南宋的宫廷旧藏，到了南宋末，因为年战乱流落民间。后来元朝的宰相鲜于枢，在同僚家里发现这只铜盘，竟然已被折断盘足作为烙饼工具。

鲜于枢细心考察，断定是古代器物，于是将兮甲盘带回家收藏。历经数代收藏传递，知道清末民初才辗转流入大收藏家、鉴赏家、著名学者陈介棋的收仓库中，之后再逢战乱，西甲盘流落到了海外。陈介棋曾将西甲盘上的铭文拓下来，因此这件拓本就成了鉴定真伪的关键。

这件兮甲盘上面有133个铭文，记录了西周倒数第二王周宣王的历史。当年不知道价值，把兮甲盘拿来烙饼的人家，吃的可是带有历史烙印的大饼啊！

那么这些看似粗犷，但又非常细腻的器物，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青铜器是怎么炼成的?

前面提到夏商周三朝青铜器极盛的时代，严格来讲，只有谈到西周。我们知道，接续的“东周”还有一个知名的称呼，就是纷乱的“春秋战国”。

这时期的周天子势力衰微，分封在外的诸侯拥兵自重，称霸一方，逐渐不把周天子当一回事了。春秋时期的时候，还可以勉强维持表面上的和平，到了战国时期，周天子已经几乎是没有实权了。这个纷乱的时期，诸侯国彼此争战不休，因此比起祭祀为重的礼器，大量的兵器出现了，尤其在周天子名存实亡的战国时期，兵器更是大为流行。

越王勾践剑

关于春秋时代的兵器，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大名鼎鼎的“干将”与“莫邪”两把绝世名剑。在有关这两柄宝剑的故事，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吴王阖闾命令铸剑师干将与莫邪夫妇铸造宝剑，最后夫妻两以身殉剑的悲剧故事。

这个故事流传版本众多，关于两柄宝剑的下落也众说纷纭，但可以知道的是，现今确实出土了多柄吴越时期的铜剑。例如前一阵子上了《国家宝藏》节目的越王勾践剑，剑身上刻有八个铭文，写的是“越王勾践，自作用剑”，也替这把剑证明了身分。

除了越王句践剑，判定为吴王夫差的青铜剑，至今也出土了许多把，剑身同样也有证明的铭文。在2017年6月，收藏了越王勾践剑的湖北省博物馆，与收藏了吴王夫差剑的苏州博物馆，彼此合作，在“大邦之梦──吴、越、楚青铜器特展”中，完成首次“双剑合璧”的展出。

除了铜制兵器的出土外，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加工方式也更为繁复，如利用焊接技术，让造型更为丰富多样，刻划纹路的方式，让线条更为流畅，还会镶嵌宝石与贝壳，让视觉上更为华丽。铸造技法上，金银错与鎏金法让青铜器颜色更为丰富，失蜡法则使青铜器能以镂空花样的方式呈现，打造更为复杂的图案。

这里提到的三种工艺技法：金银错、鎏金法与失蜡法，是什么意思呢？

金银错狩猎纹镜细部

金银错，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装饰的创新之举。这项工艺，是在铜器的表面，用腐蚀或凿刻的方法做出线条，在线条上以金银丝或金银片，镶嵌成各种图案花纹，最后用“错石”这种打磨工具，把表面磨平滑，有句谚语“它山之石，可以为错”，说的就是这种工艺技术。

鎏金法的“鎏”这个字，指成色很好的美丽金器。这种工艺是将金与水银混合，涂在铜器的表面，再运用烘烤技术，使水银蒸发，让金元素留在器身上面，达到美化的作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器物，就叫做鎏金器。使用鎏金技术来进行装饰，可以让铜器表面坚固、耐久又美丽，这种技术在日后，常被使用在佛像的造像工艺上面。

以失蜡法制作的曾侯乙青铜尊盘细部

至于失蜡法，是先用容易雕塑的蜡，制成想要的器形和装饰，然后在这个模型的外部与内芯，用耐火的泥填充加固，形成一个包覆蜡膜的外壳。加热之后，蜡会融化流出去，外壳里面剩下空虚的内腔。此时将铜溶液倒进内腔填充。冷却之后撬开外壳，就剩下铸成的器物了。以失蜡法制作的器物，精度高，表面光滑，不需再进行打磨，而且花纹精细清晰，还可制作出复杂的空间立体和镂空装饰效果。

1970年代，河北省挖掘出一个战国时期的遗址，出土了为数庞大的车马坑与陪葬墓，以往只记录在史书里面的中山国，便巍峨展现在世人眼前。据传中山国是仅次于战国七雄的一个小国，但由于古籍上少有记载，因此十分神秘，但随着遗址的发现，我们打开了一扇“直达天听”的大门。

中山国王墓出土的十五连盏铜灯

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这个振奋人心的挖掘，是仅次于长沙马王堆汉墓、战国曾侯乙墓后的重大考古发现，许多出土文物也成为当今的国之重宝，在艺术与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研究价值。

中山国王墓出土的十五连盏铜灯（局部）

挖掘这些文物的过程，有一个小故事。当时考古队闻讯赶至河北平山县三汲乡进行开挖工程，在发现中山国王墓的一号墓与随葬墓，都已经被盗墓者破坏了，众人失望之余，一位民工不小心踩进主墓墓室侧面的平台，意外发现了放有满满随葬品耳室，这才让数量庞大的墓葬品，在世人眼前曝光。

墓葬品与主墓分开来的设计概念，极为不寻常，似乎是中山国王陵墓的独家特色，而正好是这种“分离式”的设计，让文物躲避了破坏，静静在地底沉睡两千多年，可说是非常幸运了。

中山国王墓出土了一件“错金银虎噬鹿屏风插座”，艺术与工艺的水平非常之高。

错金银虎噬鹿屏风插座

这件屏风插座的制作方式，是前面提及的金银错结合失蜡法。在翻铸完初模后，用蜡将作品表面封起来，把要装饰的地方刮掉蜡，之后丢入强酸中，被蜡封住的地方不会受到强酸的影响，只有被刮掉的部分会被腐蚀，之后融掉蜡的外壳，将被腐蚀的地方进行错金银的装饰。

这件用两种方法制作的工艺品，造型是一个低伏狩猎的猛虎，正咬住了一只小鹿，虽然是凝固静止的造型，却充满了生死一瞬间的惊险与动感，我们可以看到，小巧的屏风插座，却清楚塑造出猛虎的态势，牠用右爪按住鹿腿，撕咬鹿的后背，因为用力而体态弯曲，整件极具力与美。学者认为，猛兽食鹿的题材应是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

图·文 | 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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