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東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

2018年6月15日晚，美國政府宣佈，針對進口中國的價值500億美元商品加徵25%關稅。加稅過程分兩步走，第一步是7月6日開始對總價值爲340億美元的818個項目徵稅；第二步是對總價值160億美元的284個商品徵稅，生效日期待定。6個小時後，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發布公告，決定對原產美國的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關稅，對等提出將於7月6日開始對價值340億美元的545項商品加徵25%的額外關稅，另對價值16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徵求民衆意見。歷經三輪協商，特朗普政府還是一意孤行，不惜重創中美貿易關係，依據“301條款”祭出保護主義旗幟，意圖點燃貿易戰的導火索，一出手便涉及中國對美出口商品的三分之一。憑藉不平等相互依賴，美國以霸權國家的優勢向市場非核心國家使用貿易保護工具,意欲通過討價還價的方式榨取更多“剩餘價值”的策略，昭然若揭。

存在疑問的貿易摩擦

在看似平等的國際市場上，美國以國內需求爲基礎，利用優勢地位干預和影響國際貿易體系從而維護霸權地位，時常表現得自相矛盾。1944年聯合國貨幣及金融會議在美國召開，確定佈雷頓森林體系，最後成爲當前國際金融和貿易體系的基礎。佈雷頓森林體系由美英設計，45個與會國家表決通過，主宰了國際金融和貿易體系27年。追根溯源，貿易體系建立在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模型基礎之上，其理念爲市場的不斷發展可以爲所有市場成員持續帶來財富。然而，《關稅和貿易總協定》未能獲得美國國會批准，導致國際貿易組織難以如期成立，一紙臨時協議主導國際貿易坎坷進行，直至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基於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考慮，美國行政與立法部門決策相左，導致國際策略和國內立法出爾反爾，令人疑惑。

中美貿易建立在兩國關係正常化基礎之上，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貿易額逐漸上升。1979年，中美貿易額爲24.5億美元；2017年中國對美貿易出口達到4297億美元，進口達到1539億美元，進步快速。但在深化貿易關係過程中，因爲美方國內行政與立法分歧和利益集團的分化，中國在最惠國待遇、市場經濟地位確認等問題上，經常聽到來自美國的矛盾觀點，讓支持中美合作的人們不斷感受到對美方的疑問。此次，中美貿易摩擦的過程更是讓人對美方態度質疑不斷。其一，從逆差數字上表達出的彼此誤解。美國商務部統計，2017年美國對華商品貿易逆差3752億美元，大大超出中方統計的2758億美元比中方統計的數字多出36%。其二，從徵稅內容上回避了主要逆差來源。美國爲控制逆差，徵稅的主要商品集中在機械機牀、電氣設備、航空航天設備、光學醫療設備等，而中國具有比較優勢並獲取大量貿易順差的紡織服裝和手工作品等並不在列。尤其在舉行聽證會之後，美國針對中國的最新制裁清單上，拿掉了515項考慮徵稅的商品，包括金額最大的單項商品——彩色電視及相關產品。其三，從解決方式上排斥多邊框架。世界貿易組織是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性多邊貿易組織，在調節成員之間的貿易爭端方面具有較高權威。5月8日世貿組織總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中方提出三項議題：上訴機構成員遴選、美國在“232條款”下對鋼鋁產品的措施、美國《1974年貿易法》“301條款”。針對中國提出的議題，美方分別認爲，上訴機構重寫世貿組織協議、改寫爭端解決規則、創造新的世貿法律，不應該予以支持；中國此次提出的磋商“232條款”，沒有合適的世貿規則可以依據；中國纔是單邊主義者，完全沒有在世界貿易組織多邊框架下解決問題的誠意。

在中美貿易摩擦的短兵相接過程中，讓人質疑的現象頻繁發生，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合作，似乎一下子失去了持續下去的合法性，美國的行爲將中美從互惠貿易的有利情勢下帶入陰影地帶，只能說明這是對美國霸權單方面有利的選擇。

漫長衰落的美國霸權

從貿易摩擦本身，很難解讀美國貿易策略制定的動機。正如克勞塞維茨所說，戰爭是政治的延續，瞭解中美貿易摩擦諸多困惑的背後推手，需要關注美國霸權干預市場財富分配能力的變化。

特朗普上臺之後，爲了讓“美國再次偉大”，喊出“美國優先”的口號，將國家利益置於所有合作與競爭的對手之上，不再顧及美國的“領導形象”，G7峯會的出爾反爾，“特金會”的反覆無常，要求盟友更多的付出，無一不體現出美國總統自己思考問題的矛盾心態，並在推特上直播出來。“優先”的美國需要“再次偉大”，說明“優先”的美國目前並不“偉大”。執着於美國“優先”，就會選擇按美國的方式行事；關注“再次偉大”，就將破壞自己主導的秩序和機制，進而構建一個可以“偉大”的環境。至此，貿易摩擦中特朗普的反差行爲和民衆的兩極評價，在對立中得到了統一。

對立的環境下競選上臺的總統，給社會帶來更深刻的分歧。這樣的分裂，會讓美國“再次偉大”？分裂的美國會再一次整合國際社會？二戰結束之後，美國曾憑藉自己的霸權實力整合了西方世界；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基於一超多強的實力治理着國際社會；時至今日，特朗普意識到，美國需要“再次偉大”，纔有可能重振昔日雄威。在化解挑戰的過程中，美國曾經有過出色的表現。20世紀50年代,美國分別在工農業、商業和金融業取得絕對優勢，奠定霸權地位，在國際社會倡導權力決定一切，現實主義理論風靡世界，標榜解決問題應以權力馬首是瞻。時至70年代，德國、日本崛起，冷戰進入緩和階段，美國衰落被第一次提起。面對美國實力的相對下降，新現實主義以系統爲視角，以結構爲方法，將權力置於結構的勢能約束之中，解釋了霸權結構下，對抗美國意味着對抗整個霸權體系，所有國家的權力都不能再爲所欲爲，進而霸權結構被固定下來。90年代，冷戰結束,經濟全球化蓬勃發展，美國衰落再一次成爲討論的話題，權力的結構特徵也不能阻止霸權的衰落。此時，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提出“軟權力”的概念，意圖說明美國不需要彰顯權力，甚至不需要維持權力的結構，就能夠通過文化、價值觀和外交政策去影響和控制其他國家。每一次對於霸權衰落的質疑，美國學者都給予了一個相對完美的解釋，維護了國際霸權的合法性。然而，20年後，伴隨金融危機的爆發，美國再一次面對霸權衰落的挑戰，卻至今沒有得到理論的支撐，只有福山的《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與之遙相呼應。

西方理論範式已經不能再爲美國的“偉大”提供智力支持，分裂的美國社會也難以彌合意識形態的分歧，令人困惑的中美貿易解讀在這一次的美國衰落進程中特別具有象徵性的意義。

遭遇挑戰的美國模式

在沒有理論指導的衰落面前，特朗普和美國社會矛盾的政策操作和心態暴露無遺。一方面想構建貿易摩擦的合法性保護自己，還要兼顧攝取“剩餘價值”，打擊別國的合理發展模式；一方面想吸引美元資本回流，卻只能使用金融霸權工具，同時覬覦外國資產。衰落的霸權難以維持轉移“剩餘價值”的合法藉口和競爭能力，只能在高昂要價的過程中揮舞掠奪的大棒，不斷突破原有霸權模式的邊界。

第一，在貿易數額方面，美國基於高額逆差，漫天要價，以公平貿易爲由頭，提出兩年內中國需要實現增加購買美國2000億美元商品的承諾。在競爭方面，6月15日白宮網站發表《總統關於中國貿易的聲明》，明確說明《中國製造2025》會驅動中國高技術工業的發展而帶動中國經濟增長，從而傷害美國等國家的經濟增長，因而其相關商品被列入制裁名單。這就是爲什麼以貿易保護名義羅列的徵稅產品清單，包含了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大量高科技含量產品，其實質針對的是非核心國家——中國的快速發展模式和未來的競爭優勢。同時，還以指責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爲前提，故意扭曲中國政府和企業對於技術的研發和專利的保護取得的成果，以及付出的大量人力和物力。當霸權不能更好的轉移“剩餘價值”時，美國不擇手段，不惜混淆公平貿易、文本語言等的基本內涵，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第二，佈雷頓森林體系奠定了美元的霸權地位，特里芬困境爲美元超發提供了合理性，從而配合“剩餘價值”轉移，美國以超額鑄幣稅的方式購買別國商品，累積財富的過程中形成鉅額逆差。當美元合理迴流，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得以維繫；當美元不能按需迴流，美國政府就會聯合美聯儲進行公開市場操作，以減稅和加息的方式加速資產迴流，造成他國美元儲備不足，支付出現困難，繼而被破產收購，在暴力的資本回流過程中完成對“剩餘價值”以外財富的掠奪，並鞏固競爭優勢。而今天，以鉅額貿易逆差獲取財富的方式，讓美國也感覺到難以爲繼，表明霸權資本的套利空間持續縮小。

中美貿易摩擦發生在美國霸權的新一輪衰落過程中，見證着分裂的社會觀點和反覆無常的政府策略快速消耗着美國的國際信譽，使其在追求資本的終極利益過程中阻礙了“剩餘價值”迴流的能力和意願，面臨生存的困境。

上溯到201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宣佈取消個人對聯邦候選人及政黨參與競選活動最高捐款額的上限，爲政治獻金“鬆綁”，讓在市場發展中充當原始動力的資本，也成爲政治活動的貪婪發動機，釋放着最後的能量，特朗普就是《聯邦選舉競選法》相關條款修改後的首任總統。歷史終將證明：一個被資本邏輯統治了政治和經濟的社會，一個從總統到民衆都充滿了矛盾的國家，一個失去了理論護持的衰落霸權，正在資本自我毀滅的道路上漸行漸遠！

本文爲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平臺觀點

文章來源：中國社科網；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衆平臺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