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前我與張申府的接觸

全國解放戰爭時期，我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因請張申府、劉清揚夫婦到北大作時事報告一事，與張申府先生相識，並慢慢結爲忘年之交。因此，我有幸親耳聆聽了張申府先生憶述他爲何突然脫黨，爲何不合時宜地發表《呼籲和平》而被民盟開除等故事及其心路歷程。

請張申府、劉清揚夫婦

到北大作時事報告

l947年初，我受北京大學文學院學生社團聯合會委託，請張申府、劉清揚夫婦到北大作時事報告。我持老共產黨員焦敏之同志給我寫的介紹信，到北平黃花門五號去拜訪他們兩位。他們兩位的住家離北大沙灘不遠，是一座獨門的四合院。他們在書房兼客廳接待了我。傢俱很簡單，四周擺滿了書櫃。他們夫婦是有名望的愛國民主人士，沒有一點架子，對我這個20歲的年輕學生很熱誠。張申府老先生用一口河北話問我：“在哪個系學習，系裏有哪幾位老師？”我告訴他：在歷史系學習，系主任是鄭天挺，教授有向達、楊人楩等。張老是北大文學院的老教授，對文學院的很多教授很熟悉。

劉清揚女士的問話最多，問胡適對學生怎樣，對學生活動干涉不干涉，等等。我回答：在北大覆校典禮上，胡適先生講要繼承蔡元培校長倡導的“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教育方針，強調這是北大的傳統，是治校方針。並說：“你們學生要獨立思考，兼聽則明，偏聽則愚。”許德珩、周炳麟、錢端升等參與過五四運動的老教授全力倡導貫徹思想自由，兼容幷包，高舉民主、科學大旗。北大校方允許學生在校內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學生組織的社團很多，課外集會很多，壁報貼滿了校園，大多是反對蔣介石國民政府專制、獨裁、打內戰的。

他們兩位很關心學生的思想狀態。我向他們彙報：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10月11日佔領了張家口，當天宣佈由國民黨一手包辦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國共談判全面破裂之後，部分同學受暫時現象迷惑，產生一些悲觀情緒。1946年底，由北大同學發起，爆發了北平和全國聲勢浩大的抗議駐華美軍暴行的大遊行之後，增強了與國民黨腐敗當局鬥爭的信心，關心形勢的同學大大增加了。我今天來拜訪你們，就是受北大進步學生的委託，請你們給我們北大學生作形勢報告，提高和鼓舞同學們對革命的信心。他們兩位聽了邀請之後，欣然答應。

1947年2月，新學期開學不久，劉清揚女士首先來校作報告。地點是在沙灘北樓第一教室，有300多人蔘加，把教室擠得滿滿的。劉女士講話聲音洪亮，激昂慷慨，痛斥國民黨反動派撕毀政協協議和停戰協議的行爲，指明人民力量大，國民黨反動派與人民爲敵，必然會失敗。她的講話不斷被掌聲打斷，受到同學們的熱烈歡迎。3月，張申府老先生也在同一地方作報告，他在1946年1月參加了在重慶由國民黨召開的政協會議，他擺事實，講道理，把國民黨反動派撕毀政協協議，背信棄義發動全面內戰的情況作了詳細介紹，增強了同學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憎恨，對共產黨的同情和信任。他們夫婦來北大作報告，由我接送，並領着他們在校園轉轉，看看學生社團的集會場所，民主廣場貼的反對國民黨的壁報、大字報等等。

同張申府老先生認識後，因爲他的住地離沙灘很近，常常叫我代他在北大圖書館借書還書。我借每次取書的機會，常向他請教哲學問題，他總是詳細給我解答。1948年3月，他給北平民主同盟的盟員講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叫我也參加，給他作記錄並整理講稿。我把整理好的講稿送去，他看後很高興，對我說：“整理得很精煉，我引證的話，你都注出了出處。”他的講稿發表時，特別註明是我整理的。

張申府一生值得回憶的兩件大事

交往多了，彼此熟悉了，張申府老先生把我看做忘年之交。互相之間有了信任，談話也就自由和深入了。我向他打聽他的身世，問他在北大同陳獨秀、李大釗的交往，他都很坦白地向我作了介紹。張申府說：“我是河北獻縣人，1893年出生，是書香世家，家父濂公是清末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少年時我和弟弟張岱年跟家父念古書。1912年家父被選爲國會議員，遷到北京，我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堂附屬中學，1913年考入北大預科，1914年考入本科，先學哲學，後學數學，1917年畢業留校做助教，教邏輯學，1920年升爲講師。李大釗從日本留學回到北京，主編《晨鐘報》的《甲寅日刊》，經同窗郭仁林介紹，我認識了他。1917年，蔡元培先生當北大校長，請陳獨秀任文科學長，李大釗任圖書館館長。我和大釗同志都支持新文化運動，我們兩人都爲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每週評論》積極撰稿，陳獨秀聘我們二人當這個刊物的主編。我們三個人經常在李大釗的辦公室商議這兩個刊物的編輯工作，陳獨秀曾說過，他在北大同李大釗和我最談得來。”

李大釗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後，最先吸收張申府入會，他們兩人作爲“少年中國學會”的負責人，約請天津“覺悟社”的周恩來、劉清揚來北京。1920年8月16日，兩個社團的代表20人在陶然亭慈悲庵開會，商議兩地愛國進步青年加強聯繫，共同戰鬥等問題。在這次會上，張申府結識了周恩來、劉清揚。後來在巴黎，張申府介紹他們二人入黨，並同劉清揚相愛，結成夫婦。

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北京找到李大釗，要他組建中國共產黨，李大釗說：“我的號召力不及陳獨秀”，所以爲維經斯基寫了介紹信，介紹他到天津。1920年8月，陳獨秀在維經斯基幫助下在上海建立共產黨小組。在建立之前，他曾寫信給張申府：“建黨是叫社會黨或共產黨？創黨之事，只有你與守常（李大釗的字）可談。”張申府持信向李大釗商議，李說：“叫共產黨好！”叫張申府給陳獨秀回信，最後陳獨秀採納了李、張意見，取名中國共產黨。陳獨秀帶話給他們二人，囑咐在北京也成立中國共產黨組織，李大釗、張申府在1920年10月，在北大紅樓李大釗的圖書館長辦公室介紹北大學生張國燾入黨，三人成立了繼上海後第二個共產黨組織——北京共產黨小組。

1920年，國民黨元老李石曾、吳稚暉在法國里昂辦中法大學，經蔡元培推薦，聘請張申府爲中法大學的哲學教師，年底張申府隨蔡元培一齊赴歐。張申府受陳獨秀、李大釗委託，在歐洲建立中國共產黨駐歐小組。1921年，張申府先介紹劉清揚入黨（兩人不久結婚），兩人介紹周恩來入黨，後來有黨員趙世炎、陳公培到了巴黎，他們五個人在巴黎建立巴黎小組。1922年，張申府、周恩來在巴黎發展朱德、孫炳文入黨，年底建立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張申府任書記。

1923年底，張申府回國到了廣州，在廣州大學（中山大學的前身）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1924年，蘇聯幫助孫中山籌建黃埔軍校，當時會俄文的人很少，孫中山聘請張申府幫助蘇聯派來的人一同籌建黃埔軍校。張申府負責招考第一期學員，親自參加了對學員的面試。1924年5月開學，孫中山自任軍校總理，委任蔣介石爲校長，廖仲愷爲黨代表，聘加倫等蘇聯軍官爲軍事顧問。孫中山聘請張申府爲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戴季陶不到職，工作由張申府直接同廖仲愷聯繫，實際上是張申府主持政治部的工作。當時黃埔軍校很重視政治教育，把它提高到與軍事訓練同等地位，培養學生愛國精神和革命意識。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中有陳賡、左權、徐象謙（後改名爲徐向前）等40多名地下黨員，佔了學員的十分之一，張申府推薦惲代英、蕭楚女、聶榮臻等共產黨員做政治教官。廖仲愷對張申府很器重，親自推薦給蔣介石當翻譯。張申府回憶說：“我在黃埔軍校看到蔣介石非常跋扈，什麼事都是他獨斷獨行，一個人說了算，我一生氣，就不幹了。廖仲愷極力挽留我，我說不幹就不幹。廖仲愷叫我推薦人選，我推薦周恩來，廖仲愷同意，並給周恩來寄去路費。1924年底（1924年9月——作者注），周恩來回到廣州，當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說到這裏，張申府笑着對我說：“我一生做事不多，值得回憶的就辦了兩件大事，一是介紹周恩來入黨，二是推薦周恩來當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張申府談自動退黨：

“這是我的個性和缺點，寧折不彎”

我曾問張申府老先生：“你同陳獨秀、李大釗一起發起組織共產黨，爲什麼後來卻自動退黨了？”他很坦白地對我說：“這怪我是知識分子，脾氣直，看不慣當時黨內重大決議總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辦。1923年黨的三大接受共產國際關於同國民黨合作的決議案，我就不贊成。1925年1月在黨的四大會議上，一個同志發言主張接受國民黨的領導，我不同意，在會上同他吵了起來。當時我怒不可遏，就退場，並大聲喊我退黨了，周恩來馬上跑出場外，追上我勸我息怒，不要退黨，我沒有聽他勸阻，就離開會場了。後來趙世炎也勸我不要退黨，我不爲所動。這是我的個性和缺點，寧折不彎。退黨後，李大釗找我談話，勸我不要退黨，他也勸不動，只好向我約定，你在黨外要幫助黨，我接受了，並一生踐行了這一諾言。全國抗戰爆發前，我在北平從事華北救國會的工作，參加一二九遊行；抗日戰爭期間，我在重慶當參政員，參加民盟，批評國民黨專政、獨裁，都是這樣做的。”

張申府先生離開黨組織後，一直在北大、清華、中法等大學任教，他對辯證唯物主義、中國哲學、英國伯蘭特·羅素的哲學研究造詣很深。

1948年10月，張申府先生在政治上做了一件錯事。他是民主同盟華北總部的負責人，在東北遼瀋戰役勝利後，竟然在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呼籲和平》的文章，引起共產黨、民主同盟的嚴重不滿。11月15日，民盟中央開除了張申府的盟籍，12月6日在石家莊出版的《人民日報》刊文批評張申府“賣身投靠”國民黨。12月16日，他的夫人劉清揚在解放區聲明和他離婚，劃清界限。

北平解放後，許多老同志都責備張申府：“你一生反對國民黨專制、腐敗，當解放戰爭決戰前夕，你怎麼作出這種蠢事？”張申府先生對這事也後悔不已，說：“都怪我本性難移，當時我看到國民黨統治區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太痛苦了，我想讓人民緩緩氣，就寫出了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不慎重。”他說的這段話，反映了他一貫直抒心意、率性而爲的特性，暴露了他的弱點，或許也正是這種個性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劇。

新中國成立後，經周恩來、李維漢安排，張申府先生在北京圖書館當研究員，幹他的老本行，研究羅素哲學、數理邏輯和中外哲學。1957年他被錯劃爲右派，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平反，晚年當了第五、六兩屆全國政協委員，1986年病逝，享年93歲。

作者：馬 句

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