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國收藏史跌宕起伏，羣峯連綿。佇立二十世紀峯巔，看風行草偃、江奔浪淘的諸藏家中，有三位先生將畢生精絕藏品捐獻國家，尤爲後人景仰：陶瓷者冀州孫瀛洲；古籍者東至周叔弢；書畫者項城張伯駒。

“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張伯駒先生誕辰120週年紀念展”正在故宮舉辦，展覽彙集了經張伯駒鑑藏並捐贈給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和吉林省博物院的33組書畫。在開幕式之後的座談會上，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熹年的一番話讓人印象深刻：張伯駒當年把西晉陸機《平復帖》和隋展子虔《遊春圖》捐獻給國家，使故宮博物院擁有了傳世最早名人法書和傳世最早山水畫，這對於確立故宮在書畫領域領袖羣倫的地位，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西晉陸機《平復帖》

張伯駒，名家騏，別署叢碧，河南項城人，是中國現代史上極富傳奇色彩的文化名人。劉海粟曾回憶說，“叢碧是當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峯。從他廣袤的心胸，湧出了四條河流，那便是書畫鑑藏、詩詞、戲曲和書法。四種姊妹藝術互相溝通，又各具性格。”這四條河流互相貫通，互相滋養，成就了一位風雅之士。

在書畫鑑藏方面，張伯駒眼光卓絕，魄力宏大。根據其自撰《叢碧書畫錄》裏的不完全統計，在1960年前，收藏有書畫117件，其中唐代以前6件，宋代13件，元代11件，明代40件，清代47件。特別是他收藏的30件晉唐宋元書畫，從大詩人李白、杜牧的手卷，到宋徽宗、錢選的丹青，多是中國藝術史上的煌煌巨跡。今天廣爲世人所知的是，新中國成立後，張伯駒把這些書畫珍品捐贈給了國家，一如他在給周恩來總理的信中所說：“我所藏主要珍品，遇人民愛戴，政治修明之政府，應不以自私，捐歸公有。”

李白草書上陽臺帖卷

唐 杜牧《張好好詩》，是唐代詩人杜牧的僅存墨跡。

中國書畫收藏之始，或起於公元之初：東漢明帝雅好丹青，“創立鴻都學，以集奇藝”，屈指算來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明帝以降，至晚唐人張彥遠撰寫《歷代名畫記》止，約八百年，期間自董卓之變至安史之亂，王朝更替，戰火荼毒，斯文盡喪，歷代書畫更是或遭焚燒或被淪棄，十不存一，以致張彥遠在公元847年時便不禁感慨：精彩的書畫收藏品好比千里馬，可惜“駿骨不來”，人們只能把死鼠當作璞玉。

就在張彥遠發出“駿骨不來”這番感慨整整一千一百年後，張伯駒先生投入到一場搶救國寶的“戰鬥”中。日本戰敗投降後，溥儀倉皇出逃，被他帶到東北的文物流散出來，千年書畫名跡大多落於琉璃廠古董商之手，其中最著名者首推隋朝大畫家展子虔的《遊春圖》，商人爲之開價二百二十兩黃金。爲了不讓中國傳世最早山水畫流失海外，張伯駒不惜變賣自己在北京城裏佔地十五畝的四合院，搶救下這卷“存世最古之畫跡”。他的這段經歷被時人讚歎爲“非大智大勇者決不能下此決心”，而張伯駒的回應卻不外是一句“然不如此，則此魯殿僅存之國珍，已不在國內矣。”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仍以張伯駒爲例，在得知前清恭王府後人藏有西晉陸機《平復帖》後，他先後三度嘗試購買，最終搶在日本人之前，得到這件存世最早名人法書，使其沒有步唐代大畫家韓幹名作《照夜白圖》後塵，流向國外。當然在晚唐張彥遠之後的這一千多年裏，衆多收藏家們若沒有登高望遠的本領，也不可能在浩瀚的中國書畫收藏史上留下自己一鱗半爪的記錄。不過能達到“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這第二種境界的，並不多。相傳南宋人趙孟堅曾攜帶“五字未損本”《蘭亭序》乘船，不料突遇狂風，舟船傾覆落水求生之際，趙孟堅還手握這卷蘭亭，所幸“造物見護，存一線生意不死”。這即是著名的“落水蘭亭”的掌故，誠所謂“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宋 蔡襄 自書詩 卷

張伯駒也有類似“爲伊消得人憔悴”的故事：1941年春，他在上海遭人綁架，綁匪索價三百萬僞幣贖金。生死關頭，張伯駒仍正告夫人潘素：“寧死魔窟，決不許變賣所藏古代書畫贖身。”他的女婿樓宇棟後來記述說：“岳父對國寶之愛早已超過了自己的生命。如是僵持了近八個月，土匪見敲詐無望，自動將贖身價降到了四十萬。經過岳母多方奔波借貸，總算贖出了岳父。”經此一劫，張伯駒對《平復帖》更加呵護，正如他自己所說“帖藏衣被中，雖經亂離跋涉，未嘗去身。”由此又不免想起清初收藏家吳洪裕。據說吳氏臨死之際，竟要燒掉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給自己陪葬。緊要關頭，他的侄子“疾趨焚所，起紅爐而出之”，只可惜這山水長卷已燒斷成兩截，如今分別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館和臺北故宮。一個要將《富春山居圖》“焚以爲殉”，一個寧死不變賣《平復帖》贖身，都是癡心一片，但各自的眼界與胸襟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生命誠可貴，至寶價更高。“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能達到這第三種境界的收藏家少之又少。且說晚唐那位書畫收藏家張彥遠，“愛好愈篤，近於成癖。每清晨閒景，竹窗松軒，以千乘爲輕，以一瓢爲倦”，晝夜精勤的鑑藏，留下《歷代名畫記》《法書要錄》兩部經典垂範後世，以今人眼光看，可謂全球藝術史的先驅，中國書畫收藏史上第一座高峯。張彥遠形容自己“身外之累，且無長物，唯書與畫，猶未忘情。既頹然以忘言，又怡然以觀閱。”誰曾想到一千多年後的張伯駒竟與其暗合道妙，有着類似的體悟：“每於明窗淨几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於咫尺之間，應接人物之盛於晷刻之內，陶熔氣質，洗滌心胸，是煙雲與我相合矣。”

黃庭堅《諸上座帖》

展卷自怡獨樂樂外，張伯駒尚能“與人樂樂”。

1947年，當時才33歲的王世襄正在故宮博物院工作，想對當時還收藏在張伯駒處的《平復帖》進行詳細研究。身爲晚輩的王世襄登門拜訪張伯駒，說明來意後，張伯駒不但答應他的請求，更爽快地表示：“你一次次到我家來看《平復帖》太麻煩了，不如拿回去仔細地看。”後來王世襄回憶說：“《平復帖》在我家放了一個多月。才畢恭畢敬地捧還給伯駒先生。”正因爲有此一番經歷，王世襄才寫出了中國美術史研究的經典論文《西晉陸機<平復帖>流傳考略》。

張伯駒還做到了“與衆樂樂”：1952年，他將《遊春圖》讓與故宮博物院；1956年，復將《平復帖》在內的八件珍貴法書捐獻國家……1973年，他撰文感慨自己“一生所見山川壯麗，人物風流，駿馬名花，法書寶繪，如煙雲過眼，回頭視之果何在哉，而不知當時皆在霧中也。”是的，即使在最艱難的歲月裏，他也只是說自己以爲“人生萬事無不在霧中”。事實上作爲收藏家的他，行行重行行，早已登上峯巔。儘管一時天接雲濤連曉霧，卻終守得雲收霧斂，旭日開晴。

啓功先生曾評說，張伯駒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下民間收藏第一人。”

梳理晚唐張彥遠以來的中國書畫收藏史，北宋米芾，元朝魯國公主，明朝項元汴，清朝梁清標，近代龐元濟，凡一代有一代之大藏家。欣賞一卷卷留存至今的書畫名作，其上衆多藏家“子子孫孫永保之”的印文歷歷在目。與前人不同的是，張伯駒身處“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清楚地意識到，過往千年“楚弓楚得”的局面已被“外邦剽奪”打破。針對當時國之瑰寶“輾轉多入外邦”的現象，他的評價犀利透徹，直言清末民初一代鑑藏家有罪，並起誓：“予所收蓄，不必終予身爲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

和張伯駒一樣，古籍收藏家周叔弢也曾鄭重聲明“數十年精力所聚，實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孫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內無事，應舉贈國立圖書館，公之世人”，爲此他先後四次將珍藏的古籍善本四萬餘冊和歷史文物一千二百多件獻給國家。

作爲陶瓷收藏大家的孫瀛洲雖訥於言但亦敏於行，1965年他將精心收藏的各類文物三千餘件全部捐獻給故宮博物院。他們踐行自己的誓言，從而突破了古今之成大事業者的第三種境界，也因此超越過往一千多年來的大收藏家，成爲漫長的中國收藏史上全新的里程碑，20世紀收藏峯巔上最青青碧色的勁柏堅松。（人民日報中央廚房·人物工作室喬魯京）